政治與法律之間

(綜合報道)(星島日報報道)唐英年九龍塘住宅僭建地下室一事，因處理遲緩，釀成他個人的公關災難，飽受各界批評，旁人只能搖頭歎息。他的誠信問題源於不及早在去年交代，如內地人熟悉的「坦白從寬」，而且過程是「擠牙膏式」，最易開罪本地傳媒。

　　梁振英的「西九門」誠信問題源於輸送利益謀取延後利益的嫌疑，在本港法律上，後者的嚴重性大得多，但梁振英陣營的公關手法了得，反應快捷，並受惠於政府的保密原則，除非立法會動用特權法索取資料，公眾難以知道實情真相。

　　反之，香港媒體享有絕對言論自由，可以出動吊臂車全天候拍攝九龍塘唐宅，記者包圍，吸引市民聚集，而政團「乘機抽水」，劉夢熊到場派傳單呼喝唐英年退選，不同人士不約而同地合演了一幕類似文革式的逼官活劇，令屋宇署人員難以入內。

　　這樣的混亂場面最適合電視轉播，搖動民情，刺激感官，亦令人們明白，文革時期的群眾鬥爭，在毛澤東和四人幫精心策劃下，為甚麼如此容易地席捲全國。

　　唐宅僭建之事，已由屋宇署處理，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聲言一視同仁，依法辦事，可說已進入法律程序。但一些學者和評論員卻不斷質疑政府的法治誠信，向政府施壓，實在是蔑視法律。

　　香港有一套法律處理僭建，林鄭月娥不能超越法律賦予政府部門的權力，對唐宅僭建案以特殊方法處理，否則便是踐踏司法行政。講政治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

　　請學者不要以政治評論法律，混淆視聽，因此而削弱政府部門的公信力。

　　辛翠時

　　(細說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