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與怒 唱不停

【明報專訊】北京的搖滾樂聲響起，令人想起1989年春夏之交令人痛心的天安門廣場，還有崔健高唱的《一無所有》；當年忘情吶喊的還有跟崔健同屬新中國第一代搖滾樂手的何勇。只是，何勇今天不欲再提19年前的血色往事，人到中年加上「六四」後曾患精神病，他對新北京沒有激情也沒有批判。但搖滾舞台卻沒有因為他這鼻祖的麻木而失色，因為有3人樂隊「反光鏡」傳承着新北京的樂與怒。

提起何勇，反光鏡3個大男孩肅然起敬，包括名叫李鵬的主音歌手、結他手田建華、鼓手葉景滢﹕「我們很尊敬他，89年夏天，他每天在天安門以歌聲支持學生。現在每年六四，他家樓下都有公安監視。」反而何勇自己對那段年輕狂傲的歲月說得輕描淡寫：「我是六四以後長大的，它當然對我有影響……但無謂多說。」

低音怒吼天安門那一幕

六四槍林彈雨之後，何勇把天安門廣場上的一幕幕化成創作動力，繼續以低音怒吼，94年的《垃圾場》令他飛上枝頭，這是因為他唱出了北京人在六四後拚搏掙錢但靈魂飄泊的心聲：

我們生活的世界，就像一個垃圾場

人們就像蟲子一樣，在這裏邊你爭我搶

吃的都是良心，拉的全是思想

同年他有另一首成名作《鐘鼓樓》，那是90年代中期北京城變化的寫照：

我的家就在二環路的裏面……

鐘鼓樓吸着那塵煙，任你們畫着他的臉

你的聲音我聽不見，現在是太吵太鬧

你已經看了這麼長的時間，你怎麼還不發言

何勇比反光鏡3人年長10歲——1969年出生，80年代青春期受改革開放帶來的西方音樂薰陶，喜歡米高積遜、佐治米高、張國榮、梅艷芳。他15歲學結他，年少時身形瘦削留一頭長髮，曾跟着各個樂隊走遍京城酒廊歌廳為不知名歌手伴奏，包括當時不起眼的一個女孩：王菲。

「那個年代留着一頭長髮，外人看來很怪異，但於我來說，長髮是宣泄社會不滿。」80年代由毛到鄧、由紅色革命到捉到老鼠便是好貓，中國人民被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浪潮擺盪着。中國人走出封閉的十年浩劫，在改革聲中發現自由可貴，經濟開放令血氣方剛的青年人，對制度對生活有更多的追求冀盼，不欲苦難再臨：「89民運就是我們表達對社會、對人的愛。」

何勇對新北京沒愛沒恨

六四後，北京人經歷冰冷空洞的歲月，內心不斷顫抖、腦海茫然空白；19年後的今天，奧運為北京漆上了閃閃金光，但新北京於何勇眼中卻是淡然無味，「我的記憶，只停留在黑白照片上的老北京，有胡同、有沙塵暴、有古建築……」他對新北京懶得批評，沒愛沒恨，再也寫不出以北京城為題材的樂與怒。跨過那段天安門廣場上的激昂歲月，何勇體內的血液就在「8964」那刻凝固着，哪怕新北京如萬花筒在他身邊旋轉，他再不能站在舞台為新北京高歌一曲，「可能因為我不再年輕」。

為新北京譜上新音符的，是近年風靡一眾北京「果兒」（少女）的反光鏡樂隊，年近三十的3個反光鏡主角都是聽何勇的歌長大，他們是「後六四」長大的一群，沒刻意束長髮、沒有沉重的歷史包袱，他們都是在國家富起來的搖籃中成長，他們內心所謂的「憤世嫉俗」，就是對當前城市急速發展帶來那捉不定抓不住的幻象不滿，只因內含人與人之間前所未見的距離感。

「是金的會發光、是鏡的會反光」，反光鏡的名字原來含「折射社會現象」之意。他們其中一張唱片的黑白封面照片，是一大片面臨清拆的老胡同，卻不見3位帥哥肖像。他們的《晚安北京》說的正是京城面目全非：

打開裝滿回憶的背包，

就算翻來翻去得到的只是苦澀……

晚安北京，晚安曾經，孤軍的身影從未真正安靜。

97年出道的反光鏡屬北京第三代搖滾樂手。70年代末以至80後成長的一代常被揶揄不再火紅、欠政治激情、欠社會責任感，談話內容都是關於買房子、開什麼車子、買哪隻股票、「果兒」哪個最「尖」（漂亮）。反光鏡三人出身草根，讀書不多，可他們對北京大街小巷充斥的土話、老屋、濃痰、垃圾有濃濃情意，加上何勇年輕時的歌聲不時在耳邊迴旋，提醒他們：北京的社會問題是不會因為奧運而消失的，反帶來更深層矛盾。

奧運衝擊北京原有的老氣味

結他手田建華說：「我不覺得奧運有什麼好，你看，國家為了面子引入大量外來文化，衝擊着北京原有的老氣味。」北京城內一直有「東富西貴，南平北賤」的說法，「奧運場館位於京城北面，那裏一直是最貧困的農村，但現在卻被美侖美奐的建築物遮蓋，令人以為北京再沒有平民老百姓」。他說，感覺奧運猶如一個大罩子，把北京城真的像密不透氣地掩蓋着，令人窒息。

「不爛、不破、不老，就不是北京。」反光鏡希望藉歌聲反射北京真貌，但官方的無形之手令他們知道只能適可而止。政治是不可觸及的死穴，唯有轉從環保入手哼出一曲《還我蔚藍》：

時間不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