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子強﹕香港中產只講「着數」﹖
【明報專訊】最近,聽到剛赴美國進修的一位朋友,所親身經歷的一個小故事。他說有天到理髮店理髮,剛巧理髮師也是移民到來的港人,便閒聊起上來,講到香港的種種熱鬧精彩時,朋友便好奇問對方,為何不回流香港,怎料對方卻說:「算了,我恐怕自己再也不能適應香港。」
理髮師舉例說,在美國,如果覺得顧客不太適合電髮,他會坦白告知,沒有人會埋怨你為舖頭「倒米」;相反,在香港,卻多半會被人罵作「有病」、故作清高。再舉個例,他也是讀書人,在美國,帶本書回理髮店看,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沒有人會報以怪異目光;相反,在香港,卻多半會被看作「珍禽異獸」,被人視作「扮嘢」。
簡單來說,在香港,有原則、有價值、有堅持,會被人視作異類;相反,在彼岸,那才是一個較尊重「values」,較有「heart」的地方。所以,這位理髮師說,他都是選擇不回香港,他覺得自己在彼岸會生活得心安理得一點。
上周三,政府頒布了一系列在高通脹下,政府的紓解民困措施,不料,旋即被部分人士批評為偏重、討好基層,但卻忽略中產,開學津貼、綜援、生果金、公屋租金等,統統無份,只有電費及外傭稅的寬減項目,才稍為惠及,中產再一次被犧牲。另有外傭僱主及中產人士,擬組織遊行,抗議政府漠視中產階級需要云云。
通脹哪個階層影響最大﹖
「中產階級稅就交得最多,但福利就攞得最少」,這是近年輿論中建構出來其中一個最有深遠影響的論述。其中一個最為推波助瀾的,就是愈來愈變得像campaign media的本地傳媒,每次政府「派糖」政策出台,傳媒都最愛攫取一些最具煽風點火效果的公眾sound bites,又或者起一些煽情的報章標題,例如中產「被開刀」,甚至「任人劏」這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字眼。反而對於政策的來龍去脈,政策的合理性,卻着墨和探討甚少。今次一個典型例子便是外傭稅。
隨着政府寬免外傭稅兩年,向中產示好,除了因政策考慮不周而惹來不滿之外,也帶來應否還原回幾年前的情况,取消外傭稅的爭論,而且聲浪愈來愈兇,有報章甚至以頭版加以炒作。但大家卻忘記了,當年在徵收400元外傭稅時,也同時降低了外傭的最低工資400元,所以對於很多住戶來說,外傭稅變相是由外傭支付的。所以今次提出要還原、撤銷外傭稅時,又有幾多人為外傭說句公道話,建議同時還原、提高回外傭的最低工資呢﹖大家恍如失憶,不記得事件中外傭同時是stakeholders(持份者)。
於是,大家只會為自己那一份吵吵鬧鬧,卻不會把眼界擴展至其他人,看看整體上的合理性,看看什麼為之「公道」。
平心而論,在新一輪通脹威脅下,對草根的影響要算最大,因為現時通脹勢頭最猛的,要算是油價和糧食價格。油價太貴,中產可減少使用私家車,多用公共交通公具;但食物如罐頭、麵包、肉價、米價等飈升,可壓縮的空間則不大。大家都明白,菜籃子是草根生活開支的主要部分,對中產則不然。我們這類中產,每次去街市或超市買菜,最多感到有些「肉赤」,但仍未至於消費不起,但設身處地去想,即食麵一包由兩元升至四元;豆腐一磚由一元多升至三元多;罐頭由每罐幾元升至十多元;米價勁升了一倍 …… 一個月入幾千元的草根家庭,這就是「生活中難以承受之重」。再加上,經濟雖然復蘇,雖然中產很多都有人工加,但在全球化衝擊下,很多基層勞工面臨deskilling、工種外移、職位流失等的衝擊,薪水根本升不上去,令其情况更加雪上加霜。
在考慮稅收、公共資源的投放及配置時,如果每個人只考慮自己有無「着數」,自己那一份「夠唔夠大」,這樣只會把香港變成一個全無價值、全無人情味的民粹主義社會,這樣的一個社會將會十分脆弱和容易瓦解。
因此,我們考慮的,應該是更高的一些原則,例如社會價值,以及政策的理性(rationality)等。例如九七金融風暴時,因為利益飈升但樓價卻狂跌,政府推出紓解民困措施,選擇向中產傾斜,例如退稅、增設供樓免稅額等,便十分合理;相反,若要紓解通脹壓力,明白到通脹的勢頭在菜籃子最猛,草根在經濟復蘇中受惠最少,多照顧基層,這也是應有之義。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要講道理的,不能只講對自己有無「着數」,自己那一份「夠唔夠大」。在考慮公共政策,如紓解民困措施時,亦當如此。
對香港心存感恩
我自己出身低下階層家庭,父親是個船塢工人,一家三兄弟,如果沒有政府和社會的資助,根本無可能負擔得起讀大學,亦因而無可能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實現階級流動。我想這也是香港三四十歲中生代的普遍共同經驗。所以我一直對香港這塊土地,心存感恩。
如果當年的納稅人,也斤斤計較,是否「稅就有份交,福利就無份」,稅款是否流向與己不相干的低下階層之口袋,那麼我相信香港整整一個世代的人,將無法出現階級攀升和集體生活改善,經濟奇蹟和起飛可能也無從談起。
如果有多到世界各地遊歷、見識的朋友,相信不難感覺到,香港的治安、公共秩序、城市管理等,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身邊不少朋友也認定,香港是全球華人社會中,一個算是可以讓我們安身立命的好地方。只要你看看其他亞洲國家如印尼及菲律賓,便知道幸福並不是必然。如果大家都不認為自己的社會是公義和合理,反而充斥着不忿、嫉妒,甚至是仇恨,一個社會是不可能安定與和諧的。建立一個公義的社會,便是稅款、公共資源投放及配置的其中一個主題,最終每個階層都能受惠,包括中產。
或許這番說話很刺耳,但我知道,自己不會出來參選,也沒有興趣做官,有些說話如果連我都不說,可能就更加沒有幾個人會說。所以還是冒着得罪很多人的危險,坦然道出——為了我所鍾愛和感恩的香港。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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