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傑偉﹕危機社會的貼身恐慌

【明報專訊】過去兩周，香港人面對「中美夾擊」的強烈危機感，由基金戶口、人壽保單，到廚房裏的奶粉與雪條，均是焦慮的來源。事實上，類似的跨境危機，如果算一算，有一份長長的清單。由80年代切爾諾貝爾核電廠大爆炸及愛滋病擴散，到90年代瘋牛症污染漢堡包，近年禽流感與SARS飛越南北半球——種種食物與環境大污染，都成為現代生活的慣常部分。

8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Ulrich Beck提出「危機社會﹕邁向新階段的現代性」的說法（1992年譯成英文）；當年他對危機社會的分析，在今天愈來愈有貼身的呼應。危機社會的構想，有別於專門化的危機評估與管理，是從「外行」宏觀思考，分析整體現代社會的特性。今天重讀Beck的舊作，也許能讓我們更了解我們身處的社會有什麼異變。

打破公共與私人領域

危機社會的特點，是戲劇性地把公共與私人領域打破，而且以十分個人化的面目浮現。80年代的愛滋病恐慌，到今天的毒奶粉與金融壞帳，都是公共大議題，但其引發的恐慌，直指微觀的個人健康與生活保障。這與Beck另一「個人化社會」理論相輔相成。他指出，「現代性」本身就是「個人化」；人從傳統、大家庭、婚姻、大機構中走出來，個人承擔自己的生活。有趣的是，追求自由、追求個人發展，一般被視為一種正面的價值。但Beck反過來說，無論你自願也好、不自願也好，今天的現代社會結構，都會強迫你或多或少變成孤立的個人。「You're condemned to be individualized!」他說。婚姻不可靠，大公司不可靠，合約愈來愈短，新一代愈來愈多自僱自由人，自己僱自己，因此由之而來人對保險、投資的依賴愈來愈重。保單是個人的、戶口是個人的、學歷是個人的，你的靠山就是你自己和你的保險與保本投資。在孤立的個人化社會，金融海嘯所引發的危機感與焦慮感廣泛深遠。

依靠專業知識

危機社會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專業知識的依靠。這一點，Beck的老朋友Anthony Giddens早有論說。Giddens早年舊作，提出現代社會時間與空間壓縮、分離，人際交往與社會活動，都變得浮動不定。他早年時空壓縮的抽象概念，今天已經是現代生活的具體經驗；互聯網社會中，信息傳播與物流的高度專業化，造就天涯若比鄰的全球化處境。 Giddens還進一步論述危機社會的根本條件。他說時空脫鈎後的浮動世界，依靠複雜的信任與專家系統來維持。這不難解。今天愈來愈多自成系統的專業領域，金融就是急速膨脹的內行知識。林林總總的金融產品大量湧現。銀行「樓面」的室內設計，已能說明不少改變，以前櫃位職員乖乖給你提款入數，今天久不久就向你推銷投資計劃。櫃位愈來愈少，雅緻的投資諮詢小偏廳則愈來愈多。你的紅簿仔若有多餘錢，就有穿得整齊的投資經理向你獻計。對於大量Giddens 所指的expert knowledge，一般人是似懂不懂，往往信任經理的專業意見。今天雷曼債券的香港投資者，口口聲聲的投訴，就是信錯「實牙實齒」的債券推銷員。

Giddens十分細緻地分析，現代人在衣食住行、人生企劃各個範疇，均是無「信」不行，你必須信任一些你不太明白的專業系統，生活才可以「正常」運作。你信任品牌、信任監管制度、信任跨國生產商、信任專業制度，你的信任覆蓋面之大，由早上那份早餐，中午在網上買賣股票，到冲涼洗頭所用的化學品，真正走入日常生活以及身家財產的每一個小角落。對專業系統的信任，也是危機與焦慮的潛在爆發點。蒙牛是個品牌形象不錯的產品、渣打銀行是老字號，但當信任見底，飲用蒙牛三兩年的小孩出事了，靠渣打投資多年的老太婆與中年漢出事了，由信任而生的不信任，以至焦慮、無奈與憤怒，均不足為外人道。

我們有時會肯定專業精神為普世價值。不錯，專業知識是現代分工社會信任的基礎。要留意的是，Giddens筆下現代的專業知識，是描述性的寫法，並不是正面肯定或反面批評，而是平實的剖析現代社會的深層結構。專業當然值得推崇，但他所指的現象是，社會發展之快，專業系統本身並不穩定。當專業系統把現代生活瓜分得四分五裂，危機的可能性亦因而倍增。再加上全球化力量，地方性的危機也透過專業網絡擴射全球，加深加快了危機出現的次數與影響。

討論危機社會，不會給我們具體的指引，卻能加深我們對今天社會傾向的認識。從上表可見，危機社會與我們一般印象的現代社會，有不同層次的差異。在早期現代城市，貨財匱乏是核心問題。今天，貧窮、飢餓當然仍困擾發展中國家，但大多數現代城市，餓死人的情勢已不普遍，反而是各種生態、食品及金融危機成為重要的焦慮所在。今天嬰兒不是面對有沒有奶喝的問題，反而是毒奶喝壞孩子的問題。財富分配的結構性機制，一直是各國政治制度的大辯論，今天的新議題是：政府如何在全球危機擴散中建立防火牆。

我們一直以來都會關心階級矛盾，批評權力勾結之下如何滋生社會不公平，而危機社會則除此之外再加上一層製造大型危機的社會不義。危機不再單是階級矛盾，而是人人自危的跨階級、跨國界的貼身恐慌。最後，以前階級意識是社會改良的一種重要指標（如弱勢社群的覺醒、資源再分配的策略）；今天必須再加上一層危機意識，以面對各種貼身而來的風險。在Beck 所指的個人化趨勢之下，個人的決定、反思，以及對專業知識的態度，愈來愈要求一種自覺的危機感——專業不盡可信，而專業的內部，也有互相矛盾的專業分裂（例如醫療的正統與另類治療之間的競爭）。加強危機意識不一定能避過大型的跨境危機，但起碼讓我們對各種看似權威性的專門知識有所警覺。

延伸閱讀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Giddens, Anthony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Scott, Alan (2000), Risk Society or Angst Society? in Adam et.al The Risk Society & Beyond. London: Sage.

作者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