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美國《華爾街日報》10月1日評論
作者:費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銀行界(事實上是大部分金融界)竟然如此泥足深陷於樓市,多數經濟學者都覺得意外。銀行界「不良資產」數目和金額都不明,令許多銀行都不敢向同業貸款供日常周轉,流動資金大減。信貸緊縮令小企業首當其衝,職位大減,最終又令按揭斷供潮加劇。
這個連鎖反應,會否導致類似1990年代日本,甚至1930年代美國的大衰退?凱恩斯學派指出,滿意的就業水平能穩定經濟,我認為這是錯的。後經典主義者認為透過市場力量,經濟會自然而然穩定下來,這說法也不對。兩派都忽略了一點:經濟的正常活動水平,是由結構性轉移推動的。投機狂熱的結束和信貸的緊縮,都各自對資產價格、真正工資、就業率等,帶來結構性的影響。
我認為,如果按照自由主義派的主張,完全將復元過程寄託在銀行業自我治療的能力上,即使銀行辦得來,這做法也是鹵莽的。日本就是因為缺乏政府干預,足足花了10年復元經濟。瑞典透過政府出手,經濟幾乎即時就恢復過來。
刻下,我們的銀行業差不多已無法運作。不管是哪個方案,首要目標都是讓銀行體系再次運作起來。押後行動會承擔巨大的代價和風險。
然而,透過收購「不良資產」來令銀行界重新運作,卻很尷尬。如果政府出價太低,銀行只會肯出售小量的資產。如果出價太高,政府的公帑就只能收購小部分的資產。清理壞資產的過程,很可能會拖上好幾年。這個做法的規模始終有限。
任何「救市」方案的骨幹,都必須以恢復銀行的資本為目標。一個好的方法,是為銀行注入現金,換取它們的認股權,因為當銀行股價回升,納稅人也會分享到當中的利益。
但我們並不想讓銀行回復舊觀。這不僅是一次老套的金融危機,也是銀行業的一大醜聞。我們必須在企業監管方面帶來根本轉變,要求銀行管理層重拾責任感和誠信。這既為了經濟,也是為了國家的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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