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反思30年改革 避免再現六四悲劇

【明報專訊】今年「六四」，香港社會上的反應，可說是意料之內，也可說是意料之外。

周日（5月31日）「六四大遊行」人數乃多年來新高，預料明晚（6月4日）的燭光晚會也會突破近年紀錄，這固然因為今年乃20周年，特別具有紀念意義；正如兩周前我在本欄（5月20日）指出，經歷1989年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100萬人遊行後，港人有其本土「六四」論述與訴求，多年來，其六四情結未見褪減，今年藉20周年，乃再一次全情投入、集體回憶、細說當年底蘊。

或許意料之外的，是20年前發生的事件，縱使中央換了領導層、內地經濟以至社會自1990年代以來急速發展，但並未使人忘記六四；而且更由於香港已回歸祖國，因而對六四這國家現代歷史悲劇，港人感受尤深。藉20周年被重新燃點的六四討論，再一次使港人像1989年般回歸至國家的發展軌道中，去思考中國的何去何從。

中國過去20年走維新之路多於革命

六四時的那一代港人曾有其激情及悲情，六四後成長的新世代又如何繼承當時的民族情懷，邁出新一代的歷史足印？在「平反六四」訴求外，可如何總結國家近代歷史的軌迹，編織新的中國夢？1989年「六四」把香港血肉地與中國重新接軌，把兩地命運緊扣一起，20年後新一代在回歸後的新環境新認知下去體會六四，又會得出怎樣的中國情、香港心？

對很多港人來說，六四仍為懸案、真相與公義有待正視，因此就不可能因為20年來國家的發展成就與經濟崛起而忘記歷史。不過，六四後中國的巨大變化也確是之前難以想像的，它同樣構成今天中國歷史拼圖的一部分，兩者當然不互為解釋，但也不能互不承認。而事實上，按照上月港大進行的民調顯示，港人對中國前途有信心，高達91%，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上升（57%），超過對特區政府的信任（43%）。可見，港人的心情頗為複雜。正是這種「悲情」與「看好」並存的心態與生態，構成港人對國家認知的悖論（paradox），這也是世人對六四後中國發展的悖論。六四過後，一黨執政體制收緊，但是內地卻的確在經濟開放改革上邁出了大步，儘管當中也涉及不少的社會成本與代價。

幸好，中國並未有因為六四而全面倒退下來，反之，在全球金融海嘯下，其累積的綜合經濟實力卻予她莫大的國際話語權。前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安顧問布熱辛斯基（知名反共的蘇聯研究專家）鼓吹「G2」論——即由美中兩國合力治理全球金融及氣候變化危機。英國外相文禮彬更說﹕「1989年後，資本主義救了中國；2009年後，中國救了資本主義」，予其力量極高評價。近年，在國際事務及發展路徑的爭辯上，所謂「北京共識」，經常被論者用作抗衡備受批判為「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英美資本主義論說。

但是中國不能因此而自以為是、無限亢奮。在多項國際有關廉潔、管治質素及綜合競爭力的表現評估上，中國（不包括香港）排名仍不高。最新一項由Caux Round Table進行的2009年全球社會資本（Social Achievement Capital）國際排名中，中國在200個國家中名列94（而香港是18）。中國在過去20年其實是在「保守」與「革新」、「落後」與「衝前」這樣的結構性矛盾處境當中以沉重之步伐前行。它走的是維新之路，多於革命。

高速發展掩蓋不了深層社會矛盾

回看上世紀，八九民運及六四悲劇出現於內地開放改革之刻，踏入1980年代後期，愈是經濟向前改革，愈是暴露政治滯後所帶來的矛盾與不配套，而中共黨內環繞着自由化的論爭與政治角力正好反映了當中困境。經改也產生官倒貪腐，闖物價關導致價格失控、民怨沸騰。但經改幸好未有因為六四而停下來，否則矛盾更甚。

經歷擴大市場化20年，中國今天同樣處於改革一個新的臨界點。盤點「六四」20年以至開放改革30年，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及整體社會生活改善，有目共睹，人們的生產力被解放出來，一部分人確富起來，可是高速發展（或曰GDP主義）掩蓋不了深層重重的社會矛盾——如貪污日益嚴重、貧富及城鄉差距日大、地方管治素質參差（四川地震災後發現的豆腐渣工程及經常發生的礦難事故乃一寫照）、法治尚待鞏固、民主建設仍需擺脫政治忌諱等。國家的包袱可不輕啊！改革尚未成功！

此刻，全球金融海嘯下西方自由經濟體系開始反思，人們不再迷信市場資本主義。同樣，中國也須反思改革30年的正反經驗，及包括六四在內的政治轉折，從而思考往後30年如何發展下去。毋忘六四、尋求真相，最終乃為了國土上不再重複六四的歷史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