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科學的抗擊流感政策

【明報專訊】6月11日，港島區一間中學發現12例確診新型豬流感個案，教育局頒令全港小學及幼兒院停課兩周。是巧合罷，世界衛生組織差不多同時宣布疫情升至第六級，豬流感擴散已是不爭的事實。也許是病情溫和的緣故，民間沒有出現什麼恐慌情緒。特首粉墨登場，爭議難免但氣氛尚算融洽。與此同時，政府的抗疫策略其實已經靜靜地起了變化，由「見一個捉一個」轉為「不再追蹤社區接觸者」。不過，翌日報章報道大都集中討論停課的安排，沒多少篇幅解釋流感政策的發展。

作為一個新的衛生課題，豬流感吸引一眾專家的注意，專家們透過科研、經過理性分析以專業知識支援各國政府制訂抗疫政策。打從月前美洲發現豬流感開始，各地科學家為決策者提供不少參考資料。不過，有了科學基礎並不足夠，也得用科學態度來制訂政策，這個過程可以用兩種不同態度去進行，一是實證（evidence-based）為本，二是防患（precautionary）為先。兩者同樣以科學為基礎，但所付諸的行動截然不同。實證是直接應用科研結果，只要某方法經研究證實有效，便予以推行，不多不少、不偏不倚。防患是抱「有殺錯、沒放過」的原則，儘管某方案效果一般或尚待確立，只要有一線希望也會推行。防患式的措施特別適用於處理個人醫療問題，至於公共衛生，講求實證的是愈來愈普遍。

豬流感殺到香港，政府的政策取態明顯是防患為先。5月初的關閉酒店，是由於恐防病毒會像SARS一般擴散而決定的，沒有什麼科學理據支持手法的成效！當時連科學家也搞不清楚病毒的破壞力，更不明瞭它的傳播效率，防範未然自然有其道理。後來的追蹤外地傳入個案、7日隔離、指摘美國未盡力防止輸出豬流感，也是防患為先，沒有科學實證為後盾。兩個月來本港流感政策並沒有受到多少質疑，防患式的政策取態顯然是被市民接受的。

時至今日，科學家對新型豬流感的特性已有相當掌握。科學實證告訴我們豬流感傳染性高，殺傷力低，徵狀和一般流感分別不大。縱使本周首次確診本地傳播個案，並不代表病毒今日才施施然跑進香港，估計每一確診個案背後有數以十計感染者。換句話說，豬流感病毒已經在社區散播了一段時間，絕不可能是新事物。衛生防護中心報道新確診個案，未能追溯其源頭，並非反映豬流感有什麼神秘力量，只是再一說明病毒傳染性高而徵狀輕微罷了。有趣地政府沒有在4月或5月停課，卻等待實證（第一個確診個案）出現，才由特首宣布新一輪包括停課等行動。至於報道提到政府「不再追蹤社區接觸者」，是由於實證使然還是背後尚有其他原因？

今次停課的並非發生確診個案的中學，而是全港的小學和幼兒園，此舉不可能是控制豬流感病毒擴散的手段。政府同時介紹新動詞「緩疫」，強調新階段的開始，突顯停學的主要目的，在於整體性減慢可能潛藏社區的病毒在小朋友之間傳播。對於選擇性在小學停課，並揀選暑假前兩周推行，所持的考慮和科學無關。從另一角度看，政府是默認了社區內潛藏病毒，而學校的確診病例只不過是一個實證，為停課護航。應否停課的爭議其實不多，似乎市民頗能接受緩疫新方向。不過，短暫的停課只可以讓公共衛生人員喘息一會，難道14天後病毒會自動消失？既然全面停課並非實證措施，政策只會令市民產生誤會，以為疫情受控，日後學校發現新個案又再引起停課爭端。明顯地防患為先的科學觀仍舊主導政策！

相比今年4月，醫學界對豬流感的認識已跨了一大步，從以往的模糊印象，到今天高清晰度的臨牀病史和全球分佈景况。與此同時，醫療隊伍的工作從來沒有鬆懈過，甚至在不覺間進入了作戰狀態，日以繼夜進行不同的抗疫緩疫工作。上月初香港確診第一例豬流感，公共衛生人員開始忙於隔離檢疫，跟着是追尋疑似病例，實驗室人員則不停確診化驗，當調查的四出追蹤接觸者，還有醫護人員治療病人和為家人及社區提供支援。疫症初期豬流感被比擬作新禽流感甚至是SARS重臨，而新數據告訴我們豬流感和季節性流感的嚴重性相若。面對着明知殺傷力較低的豬流感，醫療梯隊的工作者工作繁重了！為什麼？由於豬流感傳染性高，病者人數必然增加，加上防患為先的科學觀繼續主導思想，要處理的個案自然有增無減。

政府宣布停課的同時，也提到「不再追蹤社區接觸者」，隔離檢疫政策想是應該壽終正寢。但是隨着流感診所投入服務，政府鼓勵私家醫生轉介疑似個案到公營服務就診，加上緩疫概念上場，戰線將會愈拉愈長。情况令我想起美國出兵伊拉克，初期大軍一鼓作氣直搗敵人心臟地帶，及後沒有發現布殊所稱的大殺傷力武器，軍隊士氣大受影響，加上沒完沒了的游擊戰，使美軍疲於奔命。豬流感好比伊拉克戰爭，現時整個醫療隊伍勞累非常，對抗的並非大殺傷力病毒。假使明天禽流感或更頑劣的細菌入侵，我們還有力抵擋嗎？

二○○三年醫療工作者努力對抗SARS，贏得市民不少讚賞，而今天的他們像被遺忘了，想是豬流感太溫和吧！當一些報章為高官的表現鼓掌之際，作為市民的不要忘記背後勞心勞力的幕後英雄，「疫」無大小地抗衡到底，他們沒有選擇政策的權力。

文 李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