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機會　締造理性論政氣氛

(綜合報道)

「七•一」遊行人數有多少，是近年用作量度特區管治水平的指標。今年的遊行人數，按警方公布是兩萬六千人，主辦單位民陣是七萬人，由兩所大學學者公布的數字則是二萬六至三萬三人，從過去幾年的數字看，有關數字已經相當接近「谷底」。遊行人數少，是否代表特區政府就可以鬆一口氣呢？答案當然是「不」。

　　今年「七•一」遊行人數偏低，可以從兩方面得出結論。一是從過去數字及主辦單位的估計去看，過去幾年遊行的數字，最多是○三年，其後幾年逐年下降，去年跌到低點，今年的數字稍有回升，但反彈幅度不高，和主辦單位人士估計的十至十五萬亦有相當距離。

　　從另一方面看，今年香港經濟受金融海嘯打擊，首季出現七點八的負增長，失業率亦升上五點三水平，通常經濟轉差，市民對管治的感覺難免同步變壞，在這個背景下，遊行人數大致持平，應是比想像中為低，這個現象亦與最近發表的民調，市民對施政的滿意度，由年初低位顯著反彈的走勢脗合。

　　遊行人數「應升不升」

　　為甚麼遊行人數會「應升不升」呢？一個可能性是當局近月對民意的掌握及回應比較迅速，其中包括接連的紓困措施，以及當局應對人類豬流感的防疫控疫工作獲得市民認同，再加上樓市股市在第二季回穩，市民對前景的憂慮減輕，遊行爭取的意欲因而降低了。

　　另一個可能性，是市民明白遊行表達訴求，雖然可以爭取政府注意，但未必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最好方法。以早前的警隊要求檢討薪級為例，當局並非有意漠視警務人員的付出，而是要在維護公帑運用和公眾利益間求取平衡，面對這樣複雜的局面，只靠上街展示談判籌碼，容易出現硬碰硬的僵局，市民亦會各打五十大板，隨時會造成雙輸。

　　單靠抗爭難優化管治

　　同樣，在昨日的遊行隊伍中，有市民要求加重醉酒駕駛的刑罰。對於醉駕問題，社會已有共識需要嚴懲，但刑罰要加到多重，是否要一步到位，則有商榷的餘地。外國醉駕問題嚴重，但在罰則方面也有一定爭議，主要是醉駕釀成嚴重車禍令人髮指，同一時間不少市民又是司機，刑罰一下子加得太重，恐怕會引起反彈，所以在西方民選社會中，對加重司機刑罰都不敢隨便決定。至於香港，政府有意引入酒後駕駛的累進三級制罰則，按體內酒精含量判罰，但過程仍要小心處理，不敢操之過急。

　　其實任何國家及地區的政府，對於一般具爭議性的政策，均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落實的步驟要仔細推敲，不能倉卒推行，以免因快得慢，甚或破壞了推行的原意，在這種情況下，要敦促政府優化政策，理性討論會比遊行上街效果要好。

　　上街遊行人數多少，是研判政府表現的指標之一，但不應是唯一指標。今年出現衰退，「七•一」遊行人數沒有急增，顯示港人做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特區政府在鬆一口氣的同時，應把握機會加強與市民溝通，締造理性論政的氣氛，為優化政策吸納建設性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