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書展﹕出版社與作家的自我審查

【明報專訊】編按︰貝嶺應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之約，於九月十二至十三日主講「中國與世界——感知與真相」（China and the World - Perception and Reality）國際研討會，本文是「文學的角色：深陷危機還是愈發重要了？」的講稿。講稿英譯本早已備妥，惟受中國新聞出版總署阻撓貝嶺戴晴主講，譯本也未見展方刊用。德文摘譯本於九月十一日發表，英文摘譯亦將在十月二十二日於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政治雙周刊《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刊登。本版獲中譯本首發，以饗讀者。

從我在北京的一段經歷說起。

西元二○○○年，那真是個千載難逢的年頭，躁熱的七月，我北京生活中的「戲劇性」時刻。深夜，刻不容緩的時刻——友人開著汽車，載著我全速駛向遙遠郊區的通州某印刷廠。我們在漆黑的鄉村公路上邊開車邊用手機和印刷廠長確認工廠的方位、路線及地址，經過數不清次數的迷途之後，終於，在漆黑的村口遇上了久候的印刷廠廠長，握手寒喧，我佯稱發現了幾個錯字，在印成書之前緊急來校改。一個急轉彎，車駛入村內那圍成院落的廠房前，匆匆下車，已久候多時的製版師傅帶我們一起進入昏暗的製版房，那四百多張標準書籍大小的《傾向》雜誌第13期內文膠片，已被拼成一張張巨大的（64張拼成一版）版式膠片躺在桌上。

刪去「王」 刪去「反」

我，主編，就在隔天這本刊物印刷裝訂前夕，緊急地前來審看膠片，確切地說，是來刪字，刪去兩個字。一個是王丹（1989年北京學生運動領袖，前「通緝犯」）的「王」字，另一個是「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 字。在這一時刻，我做的是中國的編輯和作家不可不做的事：對文字的「審查」和「自我審查」，一個「反革命」的名字，一句「反對共產主義制度」，在北京的天空下顯然觸目驚心，即便只是出現在「讀者來信」欄內。昏暗的製版房，友人將廠長支到一旁聊天，以免他看到我改的字。我則滿頭大汗，如大海撈針般，在聚光燈下找到有那字、句的內文膠片，告訴師傅這兩個字要割去，師傅看後疑惑，看著我問：「割掉字後填哪個字？」我說：「不填字了 ，找不到合適的字，留下空白吧。」師傅顯然已明白那兩個字的「分量」，他下刀，如手術般精準，將那兩個膠片字割去，露出兩個小方洞，師傅再用鑷子鑷出兩個無字的小膠片抹上膠，貼到空洞處，乾淨俐落。我不能猶豫，因為不容質疑，我以為，刪去「王」，空白，後面是「丹」，刪去「反」，後面是「對共產主義制度」，明者自明，又凸顯了我的「自我審查」。

《傾向》從來不是一本政治刊物，那是一本固執，被我和一小批有志一同者的美學趣味和文學品味左右，屬於「少數人」閱讀的文學思想刊物，一年只出版兩期。重要政治異議者的名字，及「反對共產主義制度」這類空泛宣示，一般不會出現在這份刊物中。僅僅是因為原《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突然寫來了一封信，要求必須在這份和他有著歷史淵源的刊物上「全文刊登」他的來信。老木是1980年代北京重要的地下詩人圈內人，後來因1989年「六四」期間深度參與了學生運動，逃亡法國，已在人間消失多年。由於突然有了他的音訊，我和編輯們均大喜過望，而他在混亂的政治觀點已不重要了。所以，我做了一個刊物主編才敢做的決定：來函照登，並配上一幅王丹、劉蘇里、老木三人於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前的合照。並在照片註中列出了人名。

可是，儘管我連夜對刊物做了如此及時的刪字「審查」，仍舊沒有改變我及《傾向》的命運，刊物印出的數天後，北京的咖啡館、民營書店及一些友人家的存放處，均遭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幹員仔細搜查和沒收。我，則在本人住的公寓樓下被捕，並在二十四小時後被送入了北京海澱區清河拘留所監獄。我犯了在出版自由國度中匪夷所思，不可能成為罪的「罪」：「非法」印刷出版。按蘇珊桑塔在紐約時報上刊文的標題，我犯的是「傳帶思想進入中國罪」（The Crime of Carrying Ideas to China）。

而那一期內約七成的作品和文章都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和作家寫的，也是愛爾蘭詩人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的詩和文論（Essays） 專輯，由英語譯成中文。

今日中國的崛起和經濟急速發展的成功，使整個社會有著開放的表象，但黨和國家不允許民營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和出版社在中國出現，只有國家所屬的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和出版社。黨和國家亦不允許境外的個人和機構在中國從事出版和發行。確切地講，黨深知，只要對出版和媒體失去控制，黨也就難以穩固地統治中國了。

我想強調的是，和某些尚有私人出版業的專制國家不同，近二十年來，中國的新聞審查和出版審查制度已發展出一套日逾完善且十分細膩的逐級審查機制，媒體和出版社內由黨委或黨支部主導的由上而下的一審、二審、三審，直至五審、六審程序，以掌控文或書「不出差錯」，只要其中有一審未過，書或文章就不能出版。

傷害想像力 傷害文學

其實，我更想探討的是傷害作家想像力，進而傷害文學的對作品的自我審查 。在有「中國特色」的專制和資本主義混合的環境下，一代代作家愈來愈自然地的對自己的作品，甚至對自己選擇的寫作題材自我審查。在中國，作家和詩人知道什麽可以寫，什麽不能寫。在中國，通過加入官方的作家協會，通過市場、稿費和版稅，乃至出版書後的名聲──作家的自我審查和出版審查制度間形成了一種複雜的共生關係。也使得大部分的中國作家、記者和編輯成為「中國特色」的新聞審查和出版審查制度下自覺或不自覺的同謀。那數以千計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們，那幾百本在中國發行廣泛的文學刊物的編輯們，那些由國家支薪，從不需付房租，只是象徵性地支付水電費，永久地使用國家辦公大樓的官方出版社及編輯們，正是這些廣義的作家和編輯們數十年如一日自覺本能地對文稿自我審查，使得作家和編輯們成為出版審查制度不情願的同謀。我本人九年前的作為，既說明了人的恐懼，也證明了我正是出版審查制度不情願的同謀，我不能匿而不談，儘管我有很好的理由為人的恐懼辯護。

更令世人嘆為觀止的是，在中國，國營出版社竟可以以一個ISBN書號一萬到兩萬元人民幣不等的價錢販賣給民營文化公司，因為民營文化公司需要以國營出版社的名義出書。僅此一項敲詐收入，國營出版社就可以毋須成本地賺錢了。

坦率地講，或者，我不帶偏見地承認，這從一九九八年開始，中國文學在共產黨全力引進的資本主義式經濟帶動下，正在經歷幾千年的文學發展歷史中前所未有的面向大衆和市場利潤上的成功與繁榮。小說家和通俗作家們空前地富有和有名。和詩人一般不缺乏聰明和機智，甚至才氣，乃至御用的作協系統，在中國，作家清楚什麽可以寫，什麽不能寫，可以寫的應寫到什麽程度。在熟知了這一切之後，在和運轉了幾十年的專制政體的相處經驗中，在對出版審查機制日益了解乃至彼此有了默契後，作家的自我審查與這個國家的出版審查機制有了良好的彈性互動。而作家對於自己文學和作品的自我審查成為作家內心中最隱密，最無痕迹，甚至下意識的自控機制，這是極權制度經過代代相傳的統治在作家頭腦中安置的精神審查器，今天，通過市場，通過出版和發表作品後的名聲，稿費，版稅，使得自我審查成為作家、特別是小說家生存和成功的必須。

容我再清楚一點地舉例，在有出版自由，或具有基本民主體制的國家，一個作家假如不獲出版社青睞出書，他可以自費印刷書，他有自行出版書的自由，書，充其量是沒有人買。但在中國，假如你不通過官方出版社來獲得「合法」的出版，自費印書，假如還在人群中或在地下文化圈中兜售，賣書，可能就會坐牢，被控以「非法出版」，甚至被判刑，如同我2000年夏天在北京的遭遇。

所以，在中國，一個作家不自我審查作品，不設身處地、不考慮作品內容或主題，涉及了敏感政治話題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這一大禁忌，他的書將在中國所有擺滿長篇小說、詩集、散文集的書店書架上，從出版社書籍目錄上消失。一旦一位作家被列入禁止出版的官方黑名單，他的作品幾乎再也不會被中國的出版社出版。只有一個例外（罕有的例外），因為勇氣以及苦難遭遇受到過廣泛關注的異議作家，才有可能靠在台灣、香港及海外的出版和發表的稿費維生，甚至獲得某種聲譽。

可我並不悲觀，這條漫長的爭取新聞和出版自由之路，已漸漸顯現。例如，我知道中國剛剛有了仍需更多例子證實的重要突破，私人資本已經開始入股國營出版社或出版集團。許多有著獨立意志和自由心靈的作家、編輯和「書商」，正漸漸進入到國營出版社擔任編輯甚至部門主管，他們的敏銳，他們和中國新聞出版總署掌控的出版審查制度「鬥智」的經驗已愈來愈豐富。

（本文經編輯刪節）

文 貝嶺

編輯 曾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