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戴錦華熱」:中國特色限定版女權主義

2012年左右,我在北京大學二教的教室上課,路過烏央烏央的一群人。我問同學,這是有什麼活動嗎?同學跟我說:「這是戴爺在講課呢!」(儘管她本人十分不喜歡這個男性化的稱呼,但在如今的社交媒體評論中仍然常見這個叫法)。十年前,她的通選課就如此火爆,太難搶,令我直接放棄在系統內選她的課。我憑藉着起得早佔座,去旁聽她的影片賞析。我在那個教室角落,曾有過許多汗毛豎起、被她感染的覺醒時刻。在我早期的學生時代,她是我的啓蒙者和偶像。我要是說我沒有受益,那絕對是撒謊。

在我的印象裏,戴錦華從未離開過人群的擁簇。彼時是學生的前呼後擁,如今,是社交媒體視頻中彈幕的圍繞。但是當戴老師在立場向來偏向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觀察者網媒體矩陣批評都市青年和中產文化的時候;當她在視頻裏批評張愛玲龍應台的作品不值一提,是因為她們分別是美國某機構僱傭寫手和台灣文化部長的時候;當她在上野千鶴子對談中稱「市場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自然化了」,甚至講述了東北婦女主任的故事以論證「女性整體是社會主義歷史受益的群體」的時候,我就覺得我與昔日的老師告別了。在觀點上,與曾經很崇拜的老師分道揚鑣,以前總覺得不太有底氣,現在則有了一種決絕的急迫。

反思戴錦華並非易事。我的朋友圈就有許多她的門生和粉絲,而我勉強地、一廂情願地自稱學生,卻從未與她有過真正的交集。我社交媒體上小範圍的批評,讓我成為另一些人眼中「不夠格的學生」。有人跟我說,她作為體制內學者,有難言之隱。另有人說,能放出來的言論、片段和媒體文章,都是刪減、編輯過的,不能代表一個人的真實和完整觀點。還有人說,戴老師的動機和本意並非如此,只是怪大環境讓她無法真正地、充分地表達。更有人說:如果她說了不該說的,她就永遠不能說了。

不能直接批評房間裏的大象,也不意味着讓猴子李代桃僵。不能直截了當地做反抗性意見的表達,不意味着要大力支持,更不是戴錦華把造成中國社會不公的責任都轉嫁給那些她能夠批評的對象的理由。尤其是在同時覆蓋性別、階級、民族、國別的話題中,戴錦華一邊以女性主義者的姿態抨擊父權制,同時大力批評中產、資本、全球化等,前後不一致地矛盾地嫁接着社會不公的根源,錯置了議題的批判對象。她言辭上的模糊性雖然往往被解讀成一種因言論審查而形成難言之隱,但實際上幫助她跳過了公共辯論中的邏輯推演和實證過程,更為她的保守傾向、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認同,帶來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而她因女性主義者獲得的支持又放大了她在這些議題上的影響力。

本文面對的是作為文本的「戴錦華」,而非其個人。「戴錦華熱」是一個客觀現象,它對當下中國的女權主義意味着什麼,當然也要考慮到輿論環境、言論和學術審查,知識分子在如今社會扮演的角色,網絡傳播的效果等各方因素。她的著作或許可以更為全面地展示她的看法,但她流行於網絡被流量推送的視頻,在如今的大衆主流文化中,顯然更有影響力,更能說明她的哪些隻言片語引起公衆的興趣和流量的青睞,為主流輿論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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