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的租住危機:我如何在歐洲親歷遷徙的窘境

飛機剛落地阿姆斯特丹,我們就收到了第一個善意的「警告」:在荷蘭,租房是要加價的——像拍賣場那樣不斷叫牌、競價。

「您好,我對您的房子非常喜愛。我們願意您提出的月租金基礎之上加價200歐元,並預付半年租金,懇請您優先考慮我們的看房申請。」

這是我後來發給房屋中介或房東的郵件模板。是的,競價發生在親眼看到房子之前。

但得到的回覆有可能是:

一個永遠忙音的房屋中介電話號碼;

或者,一封紅色加粗字體的郵件:「在我們聯繫您之前請不要用電話、短信或郵件等任何方式聯繫我們,你能做的只有等待!」

或者,一個偶然打通的房屋中介電話,告訴你已經有人在未看房的前提下加價五百歐搶先租走了。

這是我和我先生兩個頂著「高技術移民光環」或人稱「expat」的外來者,在疫情狀態逐漸散去、全球開始恢復流動後的西歐社會中遇到的遷徙窘境:在經歷了從中國大陸遷往香港、德國、美國等諸多旅途之後,在新的目的地,如何能夠儘快找到一個長期穩定的容身之所,叩開本地社會的敲門磚,讓自己不再繼續做一個流浪中的「他者」?

回到飛機落地的那一刻,手機彈出幾條荷蘭朋友發來的信息:

「阿姆斯特丹的住房市場十分緊張,一定不要大意,也不要灰心!另附幾家口碑不錯的中介公司供你參考!」

那是我們最初收到的警告:「不要覺得事情會像你想的那樣容易」。

出發之前,本來有兩個租房備選。一個是先生的同事的房子,位於阿姆斯特丹南部近郊的一幢雙層聯排別墅,面積約750呎,帶一間小院,這位荷蘭同事和葡萄牙籍的太太在別處購買了新房,二人即將搬家,舊屋想租給可靠的熟人;另一個是朋友的朋友的房子,位於阿姆斯特丹北部,與熱鬧的市中心有一河之隔,緊鄰面積遼闊的森林公園,是2006年建成的公寓樓,800呎,帶全套傢俱,房東是做分子料理的廚師,廚房的設備和裝飾尤其不俗。

然而先生在新辦公室開工的第一天,就被同事當面通知:第一個房子黃了。

簡言之,是荷蘭政府在2022年陸續推行的氣候政策,試圖從農業和建築行業縮減碳排放和氮排放,導致這位同事的新屋興建項目停工,再加上烏克蘭戰爭造成的能源緊張和疫情後的勞工短缺,房子復工日期不定。這位同事也十分沮喪,眼看交房在即,卻平生意外,怕是要走上維權之路。他面帶愁容地說自己每天都踩著單車去工地旁邊轉上一圈,然而一片寂靜,連人聲與燈光都不見到一絲絲。

於是,來到荷蘭的第一個週末,我們整裝待發,前往第二個、也是僅剩的一個租房選擇——沒有退路,志在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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