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戰時如何疏散？——遷徙、離散與國族正統之爭

（黃心蓉，台灣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副教授）

2022年初俄烏之戰爆發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戰爭文物疏散計畫數次成為立法院焦點，故宮在8月初舉行實地避難演練，又剛巧與中國軍演的時間重疊，一時之間頗受矚目。

8月10日，中國發布《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重申「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有關故宮戰時文物處置的話題熱度，因此持續燃燒。

回顧歷史，每一次有關故宮文物可能「出門」的傳聞總能挑起兩極觀點，事實上，故宮文物雖已是累積可觀哩程數的資深旅客，卻從來沒有一次是在朝野上下均有共識的情況中上路的。

918事件爆發，故宮文物1933年首南遷

1924年溥儀出宮，為防溥儀回馬復辟或野心人士佔地為王，「清室善後委員會」迅速接管清點財產，並於翌年設置故宮博物院，由臨時董事會「保管院產，監察全院進行事項」。首任董事中既有軍閥大將（張學良、鹿鐘麟、盧永祥），也有民國大儒（吳稚暉、蔡元培、于右任），表面上人才濟濟，本質上大抵是一種相互牽制的機制。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故宮才正式直隸於國民政府，由37人理事會「監督物品之保管與處分」。

1931年918事變後，日軍兵臨城下，情勢日益險惡，於是由理事會呈報政府核准文物南遷，館方還特地延聘古玩商人專職包裝，館員一方面偷師學習，一方面選件編號。但北平部份市民激憤抗議，咸認南遷影響士氣，政府棄人保物，恐失民心。社會賢達如胡適等也明言反對，主張日本基於國際觀感，必不會貿然毀損珍寶或據為己有，且文物性質脆弱，數量龐大，途中風險更高。魯迅對於移往上海之議更是嗤之以鼻，數度撰文嘲諷國府有變賣文物或投靠外人之嫌，「為什麼⋯⋯單搬古物呢？說一句老實話，那就是並非因為古物的『古』，倒是為了它在失掉北平之後，還可以隨身帶著，隨時賣出銅錢來」；「現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來了，可見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還是上海的租界」。

考慮到館員頻頻接獲匿名恫嚇及死亡威脅，為免多生事端，館方只好摸黑夜間裝車，由張學良派來的軍警荷槍實彈護衛，一路將總計19,557箱故宮、頤和園及國子監的文物送出北京。先至上海，後到南京，隨著戰事吃緊，又轉往貴州及四川的重慶、峨嵋、樂山等四處。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年代押運一萬多口大箱輾轉播遷，僅以「文化一亡，便永無復國之望」的信念支撐，此中辛酸實不足為外人道。

當然，後人無從證實國寶假如滯留前線是否一定遇劫，不過沒有撤退到大後方的北京猿人頭骨，原以為存放於美國資助的北京協和醫院可受庇護，卻仍在1941年兵荒馬亂中離奇失蹤，迄今下落不明。

國共內戰，黃金與故宮文物運遷來台

1948年年底，國民政府頹勢已現，時任總統的蔣介石開始謀畫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運台一事。因海關總署一直延續由外人主理的清末傳統，中共滲透較少，當局判斷以其船隻運送財貨較易保密，最為妥當，於是選定載貨量大的「海星號」緝私艦執行任務。1949年1月，海關又兩度受託搬運黃金，完成關鍵轉移，之後因「海星號」船員拒絕再為國府出勤，零星運輸才交由海軍代理。

與國庫運金同步進行的另一條線則是故宮文物遷台，此時故宮理事多為內閣高官或學術人士，其中杭立武、傅斯年等一致贊成，持留守意見的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獨木難支大局，勉予同意。由於理事中有數人兼理其他組織事宜，遂決議將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及籌備中的中央博物院文物等一併擇優裝箱遷運。不過故宮院長馬衡不願配合，下令關閉北京故宮對外通道，致使北京本院典藏無法及時運出，最終只有三批精品自南京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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