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看卡塔爾世界盃：疫後首個國際盛事背後，有多少看不見的成本？

〔編者按〕今日（11月20日）是卡塔爾男足世界盃開幕日。自2010年卡塔爾獲世盃主辦權始，關於卡塔爾勞工權益問題的爭議就不絕於耳；十二年過去，這場史上成本最高的國際盛事有沒有改變了卡塔爾？我們邀請了既是球迷也是勞權關注者的李峻嶸，來探討這屆卡塔爾世界盃的各種成本，以及「節慶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

（李峻嶸，球迷﹑社會學博士﹑著有《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香港足球》）

2010年底，國際足協執委會選出卡塔爾主辦2022年男子足球世界盃決賽週。對一個西亞小國來說，爭得世界盃主辦權可謂有點不可思議。而伴隨著爭辦成功的喜悅，卡塔爾掌權者要面對的不獨有爭辦過程中的貪污爭議，還有外界藉世界盃為切入點要求他們改善人權狀況。向卡塔爾政府施壓的不止有人權組織。挪威足總曾表決過是否要抵制這屆世界盃。最後該議案被否決，而超新星夏蘭特（Erling Haaland）也無法助挪威隊取得出線權。同樣在北歐，即將赴卡塔爾參賽的丹麥隊，其服裝供應商Hummel為球隊製作了黑色球衣，以示對卡塔爾人權紀錄的不滿。而澳洲隊十多名球員則在10月底聯合發表聲明，就卡塔爾國內移民工的權益和性小眾權利發聲。

大型運動盛會由未能符合西方主流人權標準的國家主辦，並不少見。但將主辦大賽可成推動當地改善人權的契機，則要到近二、三十年才變得普遍。箇中原因之一自然是冷戰的結束。缺少了社會主義陣營作對手，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很難再基於「反共」的目標，為顯然不尊重人權的國家給予無條件支持。例如1978年右翼軍政府統治下的阿根廷辦男足世界盃，西方就沒有太多要求抵制的聲音。冷戰結束後，西方輿論才更有空間向主辦國的政府施壓。另一方面，南韓民主化的經驗，曾一度予人權關注者一個錯覺：全球盛會主辦權可以對主辦地的自由化、民主化過程有正面影響。1988年漢城（今首爾）主辦奧運會，被視為1987年南韓全斗煥政府對六月民主抗爭退讓，促成普選總統的主因。當時國際奧委會指，如果南韓情勢沒有緩和，可能會取消其主辦奧運的資格。

後來的發展說明了，這種思路實在太過天真。假如沒有韓國民眾自身能發起波瀾壯闊的反獨裁運動，漢城奧運也難成為南韓獨裁政權妥協的催化劑。國內的因素始終是當地政局有沒有突變的關鍵。2008北京奧運和2022北京冬奧、俄羅斯舉辦的2014索契冬奧和2018男足世界盃，都不見得有逼使這兩個國家改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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