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哲學流浪講師，在疏離下打破常規教學

文：周明媚

長達兩年半的逾千課時，大專講師鹽叔都對住Zoom裝置高談闊論。他每班約有80多名學生，換來的是80多個黑色矩形方格，細小的暱稱寫在方格正中央。

「是的，就是持續對住黑mon搞gag（說笑話），仍然保持歡欣和有趣。」於浸會大學、中大文學、香港演藝學院等學府任教哲學的「流浪兼職講師」鹽叔說。他稱這種教學方式「非人性化」，但樂觀如他，只能找方法保持課堂的熱度。

「我開DJ mode囉！森美和小儀（在電台）現場講笑話，都沒有人笑啦！」幽默正是抗衡荒謬的最好方法，一如在紛擾亂世下，常人總要找生活之道。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長達兩年半，疫情扭轉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其中，教學場域的衝擊甚大，師生的距離拉遠了，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停濟；10多年在學府打滾、兼任好青年茶毒室成員的鹽叔，以自身經驗及哲學角度，理解這場疫下亂局的變遷。

消失的他者

「大學的迷失是很好的，它迫你想像你是一個怎樣的人，迫你思考自己的價值觀。」

然而，鹽叔留意到，現時大學生活停擺：上莊的學生不能搞Ocamp（迎新營）、宿舍活動一律停辦，甚至聽聞早前歐洲疫情爆發嚴重時，許多留學生到了外國後，一直沒有認識到朋友或去旅行。

在沙特的存在主義論說中，有個重要的概念是「他人即地獄」，意思不是要否定他人，相反強調他人對主體或所謂「自我」的衝擊，又或者透過他人眼光，去碰撞自己在群體中的定位。現在他者的缺席，或會使大學生的自我愈漸模糊。

「本來，大學時有很多東西可以玩，那種intensity超勁爆多，現在全部都沒了。」他說，現在選擇少了，大學生受到衝擊也少了，「一個人18歲至22、23歲時，你不讓他做這些事情，他就沒有了——世界觀和性格已形成。」

鹽叔指出，這就如中學時同學的家境背景較近，升讀大學時才有機會接觸不同階層的同學，「最終你自己的世界觀，是一套你被人挑戰完，form咗你想法後，才去想你人生做做什麼工作。」

他指出，實體教學的好處是，下課後學生到教師桌前發問，比較容易與學生交流，但如今不少同學對校園的基本資訊一無所知，「中大大學體育館都不知在哪，反映到他大學生活係幾咁空虛及匱乏。」

然而，他又指出，脫離了群體的制肘，有時孤獨也可以令一個人重新沉澱、思考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人生。鹽叔以現代人上下班的規律去形容這件事——平日的上班時間依從規律，放假只是規律的暫停，反而孤獨代著生活的選擇權，如何自主地安排生活的時間。

「因為你突然有個空間：今日起身我無野做，我要想我做什麼，那就慢慢可以重拾生活。」他說：「所以為什麼孤單是那麼重要。」

他認為孤獨和群體生活，兩者間應該要有足夠的平衡，「但現在學生幾乎是孤單到depression，有情緒困擾的那種。」他說：「我覺得這個年紀是需要衝擊多少少。」

「非人性化」的教學方式

在歐美地方，許多上班一族奉行在家工作長達2年多後，開始發現營營役役生活的空洞，寧可選擇歸隱田居。鹽叔認為，這正反映疫情讓人反省本來舊有生活模式的盲點，「我們被迫要進入一個新的模式，例如work from home，AB team咁返。」

他形容，這是一個打破了舊日常規的過程。「我不是說所有舊日的norm都打爆晒，但反省舊日的norm有沒有變得更加好。」

正如疫情下的Zoom教學模式，許多老師感到懊惱，認為對住幾十個黑屏幕高談闊論非常奇怪，寧願砍掉了些「懶風趣的內容」。「的確，學生是會很少畀反應，又少了眼神交流。」鹽叔說：「但這樣變了惡性循環，走了很多能量，課堂變得很沉悶。」

反而鹽叔自己，會找方法在非常態社會下適應，「現在他們會在chatbox（聊天室）度打字，我成日讀人啲comments，其實幾好笑。」他認為，這個世代習慣了以訊息交流，用訊息比口頭發問「門檻更低」，「你能否利用chatbox留住某一種歡欣，某一種bonding（鏈結）呢？」

還有是Zoom的錄影功能，鹽叔認為這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效率，讓他們有機會在考試前重溫課堂要點，「學生在考試前動機時考得最好，可以每次重溫一點。」他說：「以前老師不會有錄影的，免得學生不上課嘛。」

監控下的考試

鹽叔又形容，在疫情之下，考試模式也愈來愈機械化，例如為了確保在家考試的同學不出貓，會要求學生開視頻外，還會要求學生額外拿一部機去拍下自己用電腦的背面——有時更會外加一部機影視窗的畫面。

至於監考人員，就是負責檢查這些視窗的內容沒有偏差，「這就是surveillance（監視），考試的surveillance，有個tutor望住全班的黑色格仔。」他承認，這有種《美麗新世界》的意味，令人類的生活習慣變得很不自然，「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有這麼多CCTV的世界，你會覺得好像natural feel like water，好像魚在水中一般。」

教授哲學科的鹽叔，坦言自己會盡量按排take-home exam（在家考試），讓學生在預定時間內完成後再自行呈上，「會改變考試內容來遷就學生，不用背書的那種，講多點分析。」然而，鹽叔坦言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即使是人文學科，也強調背誦名家及學者說法的部分，「就如莎詩比亞哪首詩，出名的藝評家，如何評論那幾句。」

他指出，比起自由受規限，這更多是平等與公平性的問題，因為家境貧困的學生，其實沒有錢去買那麼多部電話，也省卻了學生考試前為了調教鏡頭的煩惱，「我不想學生花費時間在科技上，而非考試內容本身。」

然而，他認為一定程度對自由的規限，其實也保障了考試的效能，例如修讀工程、醫護科目的學生，他對科目的掌握，會明顯地影響到實際執業，一定程度的監控是必需的，「出來要打針個護士，是人命來的，醫生會開藥可大可小。工程師計條數出來起度橋，起錯了會倒塌的！」

延伸至公共層面如安心出行、要打針才吃飯等，鹽叔也套用相似的原則，指疫情的人群管制、疫苗的接種率，要在對公眾保障與個人自由之間平衡，「如果壓到晒其他野，我不同意。正如有時候為公共衛生犧牲 ，但其他價值得到彰顯，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隨著本港疫情的緩和，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也開始解封，鹽叔期待的是校園生活能重返正常，讓學生能在繽紛的可能性中尋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