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下仍無新事,外賣背後的中國勞工困境

端傳媒記者 江雁南 發自上海、北京

早上9:30,沃增成身著「蜂鳥配送」招牌的藍色棉襖和藍色頭盔,來到上海浦東的一個美食城門口集合,與他的11位工友一起高喊四句口號:「對客戶態度友好,不推託敷衍,不損害客戶利益,不可主觀揣測。」喊完之後,他們分別騎上電動車,開始自己一天的孤獨的「戰鬥」。

3月的上海依然寒冷,沃增成習慣性的踡縮著身體,佝僂著背,說話有濃重的鄉音。他來自河南,年屆30歲已在上海已經打了七八年工,皮膚黝黑、粗糙,臉上的褶子是長期日曬雨淋的印證。

沃增成此前在工地上做水泥工,隨著網絡叫餐平台在中國大陸的火熱發展,一大批像他這樣的外來民工也投身這個行業,成為了外賣送餐員。

送外賣時間相對自由,收入也相對較高。外賣平台還為這些外賣員設置了一個好聽的職業名:「騎手」。「春節回去,我跟我兒子說爸爸在大城市裏做騎手,小孩聽了可帶勁了,」沃增成笑著說。

用手機應用程序叫外賣是中國大陸近幾年新興互聯網行業中新的商業模式,並且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從前的餐館要自己安排人手上門送外賣不同,有了第三方的外賣團隊後,相當於每家餐館都有了配送外賣的能力。

白領們不用在街上糾結選哪家餐廳,無需煩躁地排隊與等待,不必湊一起選同一家餐廳。大家只要拿起手機,在 APP 上各選各的,就好像在淘寶上購物一樣。

外賣員無論風雨都要工作。
外賣員無論風雨都要工作。

這個商業模式也迅速獲得了資本的青睞,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到2016年,大陸網絡叫餐平台的市場規模從634.8億元增長到了1808.7億元。(註:文中金額如無特殊說明均指人民幣)。

2015年,搶佔外賣市場的大戰拉開序幕。和 UBER(優步)在大陸的命運相似,海外品牌節節敗退。2016年,來自德國的品牌「外賣超人」率先「繳械投降」,宣布退出中國。其母公司 Delivery Hero 的中國區董事長劉凱在一封公開信中寫道,「中國最大的三家外賣平台『餓了麼』、『美團外賣』、『百度外賣』,作為我們欽佩的同行,其總估值已經超過 90 億美元,超過了全球最大的三家外賣平台 Delivery Hero、GrubHub、JustEat 三家之和,這還沒有計算中國市場中其他的參與者。」

2016年,外賣市場進一步重新洗牌,BAT(百度、阿里、騰訊) 完成了對「百度外賣」、「餓了麼」、「美團外賣」的布局,合計佔據了大陸85%以上的外賣市場份額。以餓了麼為例,截止到2016年3月,已經佔據大陸260個城市、日均訂單200萬、用戶數4000萬。

為了徹底布局各大城市,完善外賣服務,外賣行業不斷在招兵買馬,沃增成這樣的外賣員大軍是必須擴充再擴充的人力資源。目前,外賣平台通過自營+代理(第三方配送公司)+眾包(個人兼職)相結合的方式,搭建出一個個遍布各大城市的送餐物流系統。但作為系統中最基本也是最底層環節的外賣員來說,他們的勞工保障問題實際上並沒有發生真正的變化,拿著智能手機、騎著電動車風馳在大都市街巷的他們,仍不過是一群吃青春飯的外來務工者,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明天在何方。

高額罰款:一單投訴等於白送143個外賣

服務質量首先就體現在計時送達上。
服務質量首先就體現在計時送達上。

沃增成每天早上喊的四句口號,是「餓了麼」的核心價值觀之一「客戶至上」。從工地上辭職加入外賣行業後,沃增成很真誠、很努力地實踐著口號的理念。他每天的工作時間從早上9點半到晚上8點,每週有一到兩次值晚班到夜裏12點,一個月休息1、2天。但實際上,沃增成並不屬於「餓了麼」的真正員工。目前幾大外賣平台的直營員工人數遠遠不夠幾千萬點餐者在同一高峰時間點餐所需要的人力。外賣平台為此補充進了第三方物流公司,增加配送人力。沃增成所在的「蜂鳥配送」就是為「餓了麼」服務的第三方公司。

除了第三方公司,外賣平台還發揮了共享經濟的最突出優勢,甚至一些個人也都可以成為「騎手」,在手機上接單,取餐,給用戶送餐。

由於外賣行業需要在最短的時間跑馬圈地,攻下更多城市才能形成未來的壟斷市場,達到資本市場期望的規模經濟。而獲取客戶的最快方式是補貼和服務。

服務質量首先就體現在計時送達上。第三方配送公司會在手機應用程序裏派訂單,接到單的第一秒,倒計時開始了。手機程序的頁面左上角是30分鐘倒計時,沃增成說,一年前還是60分鐘。但外賣行業的競爭實力體現在速度上,速度越快,服務越好。於是一小時被壓縮成45分鐘,現在是30分鐘。「剛開始的時候,捧著手機像捧著定時炸彈,覺得太刺激了」。

不能按時送達怎麼辦?罰款!由於外賣平台對加盟的第三方配送公司和眾多的眾包兼職員工鞭長莫及,只能「以罰代管」。

外賣快遞員為什麼這麼拼?看看他們的「損益表」就明白了。
外賣快遞員為什麼這麼拼?看看他們的「損益表」就明白了。

「沒看到過明文規定的罰款條目和金額,都是站長口頭說的」。沃增成和工友吳衝一起回顧了下罰款名目,超時10分鐘罰款5元,20分鐘10元,依此類退;湯灑出來,罰款100;沒有戴頭盔,被公司監管人員拍到,罰款500;食物未送到,按「提前送達」,罰款1000;和客戶發生口角,罰款50,等等。

吳衝是內蒙古人,之前一直在老家打工,2016年來到上海加入了外賣員隊伍。他記得自己剛送外賣的時候,眼看要遲到了,在手機 APP 上按了「送達」鍵,被客戶發現後投訴,被扣了1000元,「相當於白送了143個外賣!」吳衝稱,他每送一單外賣的提成僅為7元。

吳衝還記得有次送一杯40元的咖啡,配了一杯冰塊。路上咖啡灑了,他自己重新買了一份賠給客戶:「我到現在都很鬱悶,花了40元,買了一杯冰。」

一個騎手的日常:風雨無阻,人體吸霾機,馬路殺手或被殺

不少外賣員是外來務工人員。
不少外賣員是外來務工人員。

李亮亮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做騎手一年多,是第三方配送公司「達達」的員工,不屬於「餓了麼」直營,沒有底薪和勞務合同。外賣火了之後,他從老家拉出來五六個人一起幹。在北三環外租了一間每月1500元的一居室地下室,一間4個人住,房費平攤。

「寫字樓是最痛苦的,十幾層二十幾層往上爬,坐電梯根本來不及,」李亮亮說。今年1月,一段秒拍視頻在網上廣為流傳,一個「餓了麼」的員工因為被困在電梯裏,導致送餐遲到,焦急大哭。最後「餓了麼」公司解釋,因為他手上有五六個外賣,而電梯層層停,在電梯裏耗費了20多分鐘,心急如焚。

李亮亮經歷過送完一餐下樓,整個保温箱裏的食物都被偷走了,他幾乎呆在那裏。從此,他無論送多少餐,跑多少樓梯,都提著所有的包裹上上下下。

天冷、霧霾、下雨、下雪。這是外賣訂單最多的時候,但也是外賣員面臨自然環境狀況最惡劣的時刻。讓李亮亮記憶猶新的還是北京2016年六七月時的雨季。「外面下大雨,雨水順著頭盔流到雨衣裏,衣服裏面就是下小雨」。路上積水,深的地方只好推車走。下雪天,地上還打滑,摔跤常有的事兒,「哪個送外賣的沒摔過跤,人倒了,但車不能倒」。

「有霧霾,叫外賣!」這甚至成了外賣平台的廣告語。外賣員為此自嘲是「人體吸霾機」,「霧霾怕什麼,以前工地上幹活,霧霾不照樣開工嗎?沒這麼嬌氣,」李亮亮說,6、7年前霧霾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咳嗽了一個月,現在完全適應了,就是北京天氣乾燥,跑兩天嘴唇就裂開了。

從點開外賣 APP 到吃上外賣只要30分鐘,但你知道外賣是怎麼來的嗎?
從點開外賣 APP 到吃上外賣只要30分鐘,但你知道外賣是怎麼來的嗎?

為了趕時間,外賣員騎電動車只能用「不要命」來形容。有一次逆向行駛,李亮亮撞上了一輛出租車,直接把出租車前蓋撞凹了。李亮亮自己先躺倒在地。這是這一行的「潛規則」,李亮亮稱之為「竅門」。「我沒有多大事,擦破皮而已,躺倒也不是想訛人家,但是我們也怕開車的訛我們,我們開兩輪的哪賠得起開四輪的嘛?」

在百度搜索中輸入關鍵詞「外賣、交通事故」,可以檢索到763,000個結果。

2015年4月,一個高中生被「餓了麼」的外賣員撞傷,最後法院認定送餐員搶時間,和行人相撞。餓了麼賠償15.7萬元。

2017年1月2日,上海一名外賣送餐員因涉嫌闖紅燈被撞身亡。

「你就站在十字路口看一天,不知道多少個送外賣的會摔跤,」吳衝自稱,看到紅燈能闖則闖,路上要是堵了就上行人道。行人道要是人多了,就上機動車道。在上海,被交警抓到違反交通事故,一次罰款20元,這顯然阻嚇不到騎手們。「很多時候,一邊闖紅燈,一隻手扶著把手,一邊打電話跟客戶道歉要遲到了,最容易出事。」

一位工作一年的美團外賣的騎手資訊裏顯示,累計行駛9581公里,準時率92.74%,平均配送34分鐘。這將近一萬公里的里程,長度超過了從北京到英國的直線距離。而電動車一般行駛的速度是40公里/小時,騎手們經常開到60公里/小時。

被勞動法遺忘的「物流人員」

網絡叫餐平台在中國日漸流行。
網絡叫餐平台在中國日漸流行。

高額的罰款、艱苦的工作,但外賣員仍是很多大城市外來務工人員青睞的職業。「一樣是農民工,這份工作的工資可以達到八千到一萬」。李亮亮頗為滿意,儘管沒有簽過合約,沒有社保。

甚至大量的快遞員也紛紛跳槽進入外賣行業。快遞一般派件每單收取1到1.5元,收件在每單4元左右,一天可以送一兩百個件。除了一些大型的快遞公司,如順豐或外資的物流公司,很多快遞員的待遇其實十分微薄,工作辛苦,工作時間長。而目前外賣行業還處在燒錢擴張階段,即使是第三方配送公司的外賣,也有每單7元的提成。而且每天除了午餐和晚餐兩個高峰時間,其他時間外賣快遞員們也可以休息。

越來越多的打工者加入了這個互聯網催生的行業,但這仍然是一個以出賣體力為主的工種,一個吃青春飯的行當。多位採訪者向端傳媒記者表示,他們並沒想過未來做什麼,只要眼下先賺兩年錢。

外賣平台抓住了務工者的心態,通過外包公司節省了搭建龐大物流團隊的成本和時間,也順勢推諉了幾十萬外賣大軍的社保責任。香港勞工通訊研究員 Keegan Elmer 告訴端傳媒記者,在外賣、快遞這些這種新經濟模式下,通過一層層外包,把社保問題變得複雜。

以「餓了麼」為例,2014年初,公司只有200多名員工,覆蓋範圍也只有全國的20個重點城市。如今,「餓了麼」擁有一個超過20萬人的配送團隊。而當中僅有數千人是直屬員工。

在大多數第三方配送公司中,外賣員並沒有正規的勞動合同。不簽合同,意味著沒有勞動法的保護,更談不上勞動者應該有的五險一金。薪酬結構中,不包含底薪,僅以每單獲取配送費提成作為酬勞。

吳衝告訴端傳媒記者,「一開始說試用半個月就簽合同,現在半年都過去了。還說要買意外險,到現在也沒買。」記者問:「你知道公司要幫你繳納工傷險嗎?」他一臉困惑:「啥是工傷險?」

在中國大陸,工傷險屬於社會保險,是強制性的險種之一。而意外險屬於商業險,可買可不買。如果僱主不和勞動者簽合約,也就逃掉了一系列強制的社會保險,對於送外賣這樣的高風險來說,工傷險是最後一道經濟保障。

2016年5月北京交通大學、阿里研究院和菜鳥網絡聯合發布《全國社會化電商物流從業人員研究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從事社會化電商物流行業的有203.3萬人,大概是5年前的3.4倍,這當中絕大多數是快遞員和外賣員,而當中大多數並未繳納社會保險。

一位不願具名的國家級勞動保障研究所的研究員告訴端傳媒記者,勞動關係屬於特殊的民事關係,如果勞資雙方中有一方並未向勞動仲裁部門提出沒有簽勞動合同的異議,國家的監管部門並不會強力介入。

而從當事人的角度而言,如果企業和個人不簽合約,那工資裏就不會扣除這些税收和社保金。「事實上,勞動者和企業僱主都有這些默契。勞動者認為自己不會享受這些社保,也不想繳納,」該專家說。

新型勞資關係:沒有集體,何來協商?

一群外賣員在食店外歇息,等待客人的訂單。
一群外賣員在食店外歇息,等待客人的訂單。

「原本在勞動關係中,勞資雙方有很多博弈的空間,」上述勞動法專家表示,在大陸,集體談判稱為集體協商,在雙方實力均衡的情況下,工人代表可以和資方進行談判,比如:工時、社保、待遇和工作條件。

但和數千人聚集的工廠不同,無論是外賣、還是快遞行業,新的業態讓這些打工者分散在中國城市裏大大小小的物流網點中,他們形不成集體,互不相識,流動性高,更沒有工人代表。

沃增成所在的網點,外賣員一共12人,面對一個有20萬配送員的大公司,他們甚至不知道要怎麼去爭取權益。

2017年春節前,外來務工的人一般都提早返鄉過年,這讓外賣平台非常犯難,在公司內部把這場春節看成是一決成敗的「攻防戰」。

為了留住騎手們,沃增成所在的「蜂鳥配送」答應提成從每單7元上升到16元。但還是很多人選擇提前回老家,外賣人少活多,大量外賣超時送達。但春節回來,站長被換,不但沒有給每單16元,而且每個超時的外賣都倒扣錢。「大家和老闆吵,最後不賠錢了,但是承諾的每單16元,因為換了一個站長,也不了了之,」沃增成氣憤地說。

沃增成、吳衝、李亮亮不會清楚整個外賣市場的規模到底有多大。這個風頭正勁的行業對他們的意義僅僅是,「反正都是農民工,現在這個掙得多一點,以後也不好說,」李亮亮告訴端傳媒記者。

一旁送快遞的小哥則搭嘴到,「我看你們外賣的紅利也快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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