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反毒體制落後,她在印尼獄中等待七年仍無望

端傳媒記者 周澄 特約撰稿人 李宗憲 發自香港、雅加達
2016年4月23日,印尼監獄內,Mary Jane Veloso與其他囚犯為慶祝卡蒂妮節跳舞。卡蒂妮節是紀念一位努力爭取婦女權益與地位的女英雄的節日。
2016年4月23日,印尼監獄內,Mary Jane Veloso與其他囚犯為慶祝卡蒂妮節跳舞。卡蒂妮節是紀念一位努力爭取婦女權益與地位的女英雄的節日。

菲律賓女傭維羅素(Mary Jane Veloso)在印尼的牢獄生涯踏入第七年,她仍然在死囚名單上,命運糾纏在菲印兩國的斡旋之間,懸而未決。儘管為她奔走的跨境外傭維權運動仍在繼續,惟隨著去年菲律賓政權易主、杜特地雷厲風行「反毒」,為維羅素爭取免死的輿論聲勢不復以前。與此同時,國際社會總結過去反毒經驗,提倡為毒品使用者除罪化、增加公共衛生支援服務應對,才是解決問題之道。維羅素的遭遇並非孤例,她的故事,能否掀起亞洲國家反毒政策的體制缺陷的適時討論?

2010年四月,兩子之母的維羅素因被發現手提行李藏有2.6公斤海洛英而被捕。她本在同年十月被判處死刑,恰好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發出暫緩所有死刑的法令,令她免於一死。直至2015年4月,維羅素再次登上待處決名單。

在被捕前,維羅素曾在杜拜當家務工,工作半年後因為遭僱主性侵受傷而被迫離職。回國後,維羅素決定再次離鄉工作以賺取工錢支持家庭,並在找尋工作期間被安排到印尼,未幾即被發現藏毒被捕。維羅素一直堅持自己的清白,表示她事前對藏毒一事亳不知情,是被美名為她安排工作的「乾姐」塞爾吉奧(Maria Kristina Sergio)誘騙和插贓。

案情故事公開後,菲律賓民間對她的同情、印尼當地外傭組織的聲援,令維羅素成為國際新聞焦點。印尼外傭團體Keluarga Besar Buruh Migran Indonesia (KABAR BUMI)是首個主動協助維羅素的組織。主席Iweng Karsiwen憶述,「一切很突如其來,在處決名單公布後,我們當時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去組織聲援行動,維羅素的家人與代表律師也是在原定處決日期三天前才能前往探望。起初,很多當地人基於維羅素涉毒而不表同情,令聲援難以得到回響。但隨著她的故事經媒體一再表述,越來越多人明白她是在無望中被欺詐而誤墮法網,是跨國人口販賣鏈的受害者。」Iweng說,連全國『消除對婦女的暴力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隨後也加入聲援系列,成為暫緩處決的轉機。

「隨著維羅素的故事經媒體一再表述,越來越多人明白她是在無望中被欺詐而誤墮法網,是跨國人口販賣鏈的受害者。」

2015年4月27日,Mary Jane Veloso的母親Celia Veloso在Nusakambangan監獄探訪女兒後痛哭。
2015年4月27日,Mary Jane Veloso的母親Celia Veloso在Nusakambangan監獄探訪女兒後痛哭。

兩地外傭團體聲援助維羅素解困

但真正令維羅素登上國際新聞的,當算是2014年在香港被虐受傷而震驚國際、後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百大影響力人物之一的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投書報章,以受虐過來人經驗出發,為維羅素鳴冤,引起各界動容。她在文中寫道,海外傭工因為經濟與社會地位脆弱,容易成為犯罪集團的代罪羊,而維羅素若然被處決,印尼政府日後將更難保護在海外工作的本國傭工的安全與權利。

「維羅素和我一樣都是自己國家的貧窮問題的受害者,我們是不情願地成為外傭的,」Erwiana對端傳媒記者解釋,「不同之處在於我是被虐,而她則是被犯罪集團所誘騙陷害。我希望維羅素能被釋放,我們更需要令所有傭工在海外受到法律的保障。」

在維羅素待處決期間,菲國時任總統阿基諾三世積極透過東盟等外交渠道為她爭取引渡回國受審;當地警方更在原定處決日前,成功在國內拘捕涉嫌指使維羅素運毒的女主謀塞爾吉奧,並要求維羅素作證助查。外界相信若調查能證實維羅素是人口販賣及詐騙的受害者,或能令她免於死刑。印尼總統佐科威當時因而應要求暫緩行刑。

獲菲律賓大使館委托及聘用以協助維羅素的印尼專責律師阿古斯(Agus Salim)早前接受端傳媒訪問時表示,他雖然未有跟維羅索談到杜特地的反毒政策,但他個人相信即使換了總統,維羅素還是有希望的。

去年九月,杜特地在出訪印尼前向菲律賓媒體表示,會當面為維羅索向佐科威陳情。但佐科威在會面後公開表示杜特地已向處決維羅素「開綠燈」,引起馬尼拉多位部長出面撇清,其中,菲國外交部長雅賽(Perfecto Yasay Jr.)解釋杜特地僅表示希望遵從印尼的本國法令而減少外交干預,並未為印尼執行死刑的決定背書。在阿古斯眼中,這個兩國總統「羅生門」,意味維羅素的案件或仍有轉機。阿古斯及其法律團隊現在他們能做的,就是等待菲律賓司法單位針對塞爾吉奧的調查結果,再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

Iweng相信,媒體關注與國際壓力是印尼政府暫緩處決維羅素的主要因素,但維羅素生死未卜,責任實繫於菲律賓一方。「印尼政府一直很低調處理這件事,而負責的官員還在等待菲律賓方面的司法程序。但這個程序已逾一年,進展緩慢。在印尼,這些檢控與司法程序一般只須半年。如果菲律賓的執法部門不向印尼提交新的證據,那我們這邊是束手無策的。」Iweng不無擔憂地說。

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曾投書報章,以受虐過來人經驗為Mary Jane Veloso鳴冤。圖為2014年4月,Erwiana於家鄉爪哇島養傷的情境。
印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曾投書報章,以受虐過來人經驗為Mary Jane Veloso鳴冤。圖為2014年4月,Erwiana於家鄉爪哇島養傷的情境。

在維羅素身後,更多雷同的不幸故事一直延續著。在獄中等待處決的印尼傭工梅莉(Merri Utami),已經等了十五年。

2001年,於台北當家庭看護的梅莉被使計誘騙出國再在不知情下運毒回國,在機場被查獲毒品拘捕。經過不到一年的審訊,梅莉就因攜帶毒品入境印尼被判了死刑定讞。直至去年7月,印尼政府宣布將處決14名毒犯,梅莉就在名單內,經由法律扶助機構(LBH Masyarakat)的協助,梅莉寫信予印尼總統佐科威,請求法外開恩,後來她逃過了這次的處決。

印尼刑法改革機構(Institute for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ICJR)調查顯示,90%的吸毒犯被抓到監牢。機構研究員伊拉斯莫斯(Erasmus A. T. Napitupulu)認為,印尼政府的做法本末倒置,這些吸毒者應該被送去戒護所。他並批評印尼的法規不完善,「他們只抓毒犯,卻放過背後更大的販毒集團或人口走私團體」。他認為,印尼的司法程序並未把重點放在釐清誰是毒品交易中的被害人及犯罪人,屬一大漏洞。

伊拉斯莫斯進一步說明,維羅素和梅莉的案子,本來都為印尼警方提供一個藉此揪出背後的跨國販毒集團的大好機會。但警方並不積極調查這些案件,也從未在毒品案中,使用「司法合作者」(justice collaborator)條例調查案件,即將被告或被害者視為司法合作者,藉此揪出背後更大的販毒集團或相關組織。伊拉斯莫表示,大部分的死刑犯都是社會弱勢者,他們不只沒有錢聘請有力的律師辯護,甚至也不知道有何管道找到律師。

大部分的死刑犯都是社會弱勢者,他們不只沒有錢聘請有力的律師辯護,甚至也不知道有何管道找到律師。

「梅莉的經歷和維羅素非常類似,他們都可能是人口販賣集團的受害者。」代表梅莉的律師,同時也是法律扶助機構(LBH Masyarakat)的主任瑞奇(Ricky Gunawan)說,在他經手的案件裡,類似故事層出不窮。

瑞奇舉例,梅莉從遭檢方起訴到判刑,僅僅花了八個月,很多案情可能都還沒有釐清,就被判死刑。因此,這些受害者若找不到願意為他們辯護的專業律師協助,基本上就無從捍衛公平的審訊權利。他又指,梅莉曾經在警方問訊時就被毒打,而當時她的辯護律師亦與警方相熟,其專業公正性成疑,或許是梅莉被草草判刑的原因。

維羅素的故事,與她在菲律賓死於「反毒戰」的同胞一樣,都在詰問部份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嚴刑治毒、甚至妄顧人權與司法公正於不惜的社會代價。而印尼強硬的反毒的作風,跟杜特地的言論不遑多讓。外媒報導指,印尼緝毒局局長布迪(Budi Waseso)曾公開表示有意仿效杜特地掃毒,更宣布為局方增設更多武器與資源。

2016年7月28日,抗議者舉橫幅反對判Merry Utami死刑。
2016年7月28日,抗議者舉橫幅反對判Merry Utami死刑。

外國毒品除罪化經驗彰顯亞洲刑法過時

事實上,國際社會早有呼聲指出這種針對販毒的鐵腕嚴刑難見實效,倡議國家研究效法葡萄牙為毒品除罪化的政策,將重點從執法轉移到公共衛生管理,協助低階毒犯或吸毒者離開毒網、尋求體制支援,重投社會。

數據顯示,自葡萄牙於2001年正式實施毒品除罪化政策後,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由1016宗跌至2012年的56宗,過量吸毒致死的案例並從80宗減至16宗,該國的涉毒死亡率為每一百萬人有三宗,比歐盟17.3的平均數字低五倍。

去年十一月,「毒品政策全球專責委員會」(The Global Commission on Drug Policy)發表報告,呼籲各國政府廢除針對販毒的死刑、研究為毒品除罪化或實施替代監管模式,並批評現存聯合國毒品政策的條文促使部份國家實施違背《聯合國人權公約》精神的法規,非但無力遏制毒品濫用,更令部份人無法取得所需藥物。該研究指出,全球使用非法毒品的個案數字有增無減,在2003至2014年間增至近2.5億,增長率高約33%,這明顯與各國針對毒品加強執法的趨勢成反比。

經驗雖證明強硬反毒能輕易賺取民望,卻不會解決現實問題,「反毒戰本質上是一場針對平民的戰爭(“The war on drugs is essentially a war on people”)」

委員會成員之一、哥倫比亞前總統加維里亞(César Gaviria)更在本月7日向《紐約時報》投書,指杜特地在「重犯他昔日的錯誤」,經驗雖證明強硬反毒能輕易賺取民望,卻不會解決現實問題,「反毒戰本質上是一場針對平民的戰爭(“The war on drugs is essentially a war on people”)」。過去,哥倫比亞國內的武裝衝突延續逾五十年,非法毒品的生產與出口貿易,成為助燃衝突、深化社會矛盾的源頭。由美國支持的「反毒戰」也許為政府與武裝組織的和談造就了籌碼,但它造成的平民死傷與社會撕裂,代價之深遠,當叫世人警惕。

「我們反對死刑,因為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更關注杜特地以反毒之名殺害平民。在印尼,很多被捕的『毒犯』都是受害者而非主謀,如果印尼政府真的要掃毒,他們應該去抓那些幕後主腦、策劃販毒的主事者。」Iweng認為,在另一方面,維羅素的遭遇,更加揭露了政府在保障海外傭工的不足。「印尼是聯合國《保護所有移工及其家庭成員權利國際公約》的締約國,但沒有人有真正落實過公約訂下的原則。」

直至今天,維羅素還在等待她的國家替她尋求公義。「我們的支援運動仍在繼續。但我們無法跟她連繫,也無法前往探望,現在只能靠菲律賓的當地組織在推動,」Iweng說。

阿古斯向端傳媒表示,已繫獄七年的維羅索現在已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語,甚至還會說當地方言爪哇語。維羅素在獄中不忘遠在菲律賓的家人,平常會幫獄友洗衣服或縫製衣服賺取零錢寄回家鄉,閒餘時間則以打排球作消遣。上月中,他更成功安排維羅素的家人在她32歲生辰之際前來探望。阿古斯並說,獄中的她未有絕望,始終相信司法能還給她公道。

但杜特地的「反毒戰」仍在繼續,沒有絲亳退守軟化的跡象。他在日前更如此公開反駁菲律賓天主教教區對他的譴責:「如果你相信你的神父與主教,盡管去吧,如果你想上天堂,就跟隨他們吧。但如果你想結束毒品問題…我會下地獄,來跟隨我吧。」

維羅素即使能獲釋回國,恐怕面對的只會是另一個更加無情的戰場,一個沒有鐵窗與牢籠的曠野。不知道還要死多少人,這些東南亞政治領袖才會像加維里亞一樣深切地明白到,鐵腕掃毒並不是答案?

原文鏈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70209-international-Indonesia-MaryJaneVeloso-Drug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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