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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避疫歲月的科學成就
科學史
2021-05-01 文／馬古斯（Hannah Marcus）｜圖／歐布萊恩（Tim O’Brien）
1630年代義大利爆發大瘟疫時，伽利略發表了 具爭議的著作，因而遭受羅馬教廷審判，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幫助他度過那段艱困的日子。
過去一年多來，新型冠狀病毒翻攪了我們的世界，迫使人們學習全新的工作方式。尤其是科學家，牛頓屢次被奉為流行病催生創造力的典範，因為他於1666年待在英格蘭鄉間躲避瘟疫，發展出重力、光學和微積分的概念，促成了他的「物理奇蹟年」。不過，隔離和靜思只是避疫時期的一種科學模式，而且很少人可以仿效。伽利略既是天文學家、物理學家，也是數學家，把望遠鏡轉變成科學工具，並為物體運動的新物理學立下根基，他展現出一種在危機時刻下的科學研究模式，深具啟發且值得仿效。事實上，1630~1633年大瘟疫爆發期間，正是伽利略一生中最廣為人知且動盪不安的歲月。
伽利略生於1564年。1575~1577年義大利爆發大瘟疫、肆虐了北部，在威尼斯造成五萬人喪生，佔當地總人口數的1/3，那時他還只是個生活在佛羅倫斯的孩童。伽利略一開始在比薩大學就讀醫學，學習了不少關於這凶狠疫病的知識。即使他父親期待他攻讀醫學，他在不久之後放棄、轉而研究數學和天文學，伽利略仍持續閱讀並討論跟這場瘟疫相關的內容。
1592年，伽利略已在帕多瓦大學享有盛譽，並在1610年出版了《星際信使》（Sidereus Nuncius）。這本書記載了他透過望遠鏡看到的發現：前所未見的恆星躍然紙上、山峰從月球表面拔尖而起，以及新的「麥迪奇之星」（事實上是衛星，一開始以他的贊助者來命名）繞行木星。同年，他的朋友布倫佐尼（Ottavio Brenzoni）寄來一份剛發表關於瘟疫的論文，這或許凸顯了伽利略的天文成就離不開俗世生活。
伽利略的書信經常提及1630年托斯卡尼爆發的瘟疫。兒子文森索（Vincenzo Galileo）當時拋下伽利略和幼子，逃到普拉托郊外的一個小鎮。文森索針對這件事的辯詞是：「容我澄清，決定前往此地，為的是活命，而不是去度假或放鬆心情。」
伽利略門生阿吉恩帝（Niccolo Aggiunti）的黑色幽默令人深感同情，他是比薩大學數學教授，學校停課之後，他與父親一同回到佛羅倫斯，然後對父母的監管哀嘆：「我想要好好活下去……但是他希望我無病死去……只要我不死於瘟疫，他倒是很樂意讓我餓死。」1631年，伽利略最親密的朋友、數學家卡斯特利（Benedetto Castelli）回想伽利略與自己一起住在羅馬的日子，感覺「度日如年」。回顧過去一年多的生活，我們都深有同感。
避疫促成時機
這場疫情也是伽利略最知名且最有爭議著作的危機和轉機。1630年春，他在羅馬試圖出版《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以下簡稱《對話》），這需經由科學協會「山貓學院」進行印刷，並通過梵蒂岡的審查程序以取得出版許可。然而在那年夏天，佛羅倫斯發生了瘟疫，伽利略決定在羅馬印刷《對話》，正常的審查程序因而變得非常複雜。《對話》的部份內容經由羅馬當局審查，其他章節包括最後的印製，在羅馬審查員的勉強同意下，交由佛羅倫斯進行管控。這種分散、異地、多重權威審查的程序，實際上給伽利略留有餘地，讓他能夠提出論點、強力支持「地動說」。
1632年2月，伽利略的《對話》在佛羅倫斯發行。儘管佛羅倫斯和羅馬兩地的郵件往返通常只要數日，但瘟疫爆發使得各城市出於公衛考量，限制了人員旅行和貨物運輸。結果，到了6月，只有兩本《對話》送達羅馬，7月再送達六本。隨著冊數增加，《對話》中的內容和論點也益發受到關注。當書本流傳到羅馬天主教菁英圈時，教宗烏爾巴諾八世（Pope Urban VIII）和耶穌會士立即對伽利略在避疫時期所享有的自由表達憤怒。一星期之內，這本書就被禁止發行。1632年9月，宗教裁判所傳喚伽利略到羅馬做證，當時疫情正逐漸消退，他的審判即將開始。
疫情阻礙了《對話》的郵遞、出版和發行，局勢似乎也變得對伽利略有利，他主張自己是無罪，懇求把審判遷移至故鄉佛羅倫斯。伽利略寫了一封長信，寄給既是朋友、教宗侄子、紅衣主教兼宗教所裁判官的巴貝里尼（Francesco Barberini），他寫道：「總之，如果我的年邁、身體的諸多不適、內心的痛苦，以及在避疫時期的長途跋涉，都不足以撼動法庭的決定……那麼我就即刻啟程。」宗教裁判所斬釘截鐵地答覆：「伽利略必須前往羅馬，否則將遭逮捕並戴上枷鎖。」
1633年1月20日，伽利略開始了至少三星期的旅途，其中包括強制隔離。六個月後，伽利略的審判結束了，他承認自己的錯誤，在宗教裁判所中揚棄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然後展開從羅馬到西恩納（Siena）的返鄉行程。他回到佛羅倫斯郊區雅賽璀（Arcetri）的別墅，在軟禁下度過九年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