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鄒幸彤「六四煽惑集會案」自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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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被控今年六四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她早前否認控罪,案件今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續審。鄒幸彤本身是大律師,沒有聘請律師代表,在庭上採取自辯。控方案情指,鄒幸彤5月29日在Facebook及Twitter發文,及6月4日於明報刊登文章,控方指這些文章屬煽惑他人。鄒幸彤則指當局企圖打壓、消滅六四記憶。以下為鄒幸彤庭上自辯全文。

閣下,本人是本案唯一被告。

本人被控一個沒有發生過的集結,本人是一位大律師,自 2015 年底起出任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副主席,直到支聯會在剛剛的 9 月 25 日宣佈解散為止。我沒有案底,目前因為支聯會的關係,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和未有按通知提交資料而處於還押。同時也因為去年六四燭光悼念,被控煽惑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會在 11 月開審。

從剛剛的自我介紹,法庭不難見到,我所有的法律麻煩,都是同支聯會、六四相關的。而這個控罪的層層疊加,其實都很形象地反映著,政權如何一步步打壓消滅六四的記憶。而這一個大的背景,是我為什麼要寫本案中兩篇文章的原因。

要正確理解兩篇文章的意思、我寫兩篇文章時的意圖,以及另一個議題,政權行動背後有無不當政治目的,必須要了解兩篇文章出現的前因後果,而不是只看字面意思。支聯會其實是成立於 89 民運期間,承載百萬港人對民主中國的期許。當年這場和平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支聯會就用每年六四維園的燭光,用我們的五大綱領,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去傳承 89 民運的精神,以及希望為死難者討回一個公道。

32 年來,六四維園見,是無數香港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之一,甚至可以說是香港每年最標誌性的活動,是香港人良知的象征。我們用維園的燭光,用令世人驚訝的毅力,守護住了六四的真相。起碼在香港,一講起八九六四,大家會知道軍隊入城的時候的亂槍掃射,會知道被坦克車碾斷雙腿的方正,知道睡在板車上流血的 9 歲小學生,知道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絕食的大學生們,知道當年這場運動多麼得到全國上下甚至黨政機關的人的支持,也會知道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這些名字,知道那位隻身走上長安大街擋住坦克的「坦克人」,知道只是想悼念她們的孩子都要面對重重困難的天安門母親。

但這些知識不是必然的,因為政權一直用它的權力、法律、宣傳機器,去抹殺、改寫這一段歷史。所以在國內的網絡上,六四是打不出來的敏感詞,每年到了 6 月 4 日這個日子附近,天安門母親、民間的行動者都會被嚴格地控制,甚至是預防性拘捕。幾年前,有記者去北京,走訪大學生,拿著「坦克人」的照片,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事。2014 年,浦志強律師和幾位朋友辦六四研討會,被捕,判足 4 年。2016 年,陳兵、符海陸、羅富譽、張雋勇,只是因為做了一支六四的酒,誇張到被人說是煽動顛覆國家,關了差不多 3 年才給其中 3 個人緩刑。還有辦六四祈禱會的王怡牧師、只是拍了一張八九六四車牌的尹旭安、舉著勿忘六四紙牌的張五洲,全部被拉、被鎖。這裡有一些辯護人聲明,關於剛才提及的案件情況,想呈上給法庭。

剛剛講到,因為政權的種種打壓,八九民運我們香港知道是什麼事,但在深圳河對面,就是一場反革命暴亂,軍隊入城是平暴,不是屠殺。甚至同樣是特別行政區的澳門,終審法庭都可以完成接受中共的定性,說這場運動是反革命暴亂,說數以千計的平民學生被屠殺是有悖事實的政治宣傳,這樣的黑白顛倒沒有發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

這樣的黑白顛倒沒有發生在香港,很大程度是因為有維園的燭光。

但其實,政權不是不想消滅在香港的六四記憶,不是不想消滅維園燭光和支聯會。只是在今年之前,它都未能得逞罷了。支聯會在創立之初,已經被中共定性為一個顛覆的組織,當年中英雙方的人馬,許家屯、李鵬飛等等,都去勸我們的創會主席司徒華先生解散支聯會,未能得逞。到回歸了,首任特首董建華先生,還是繼續勸華叔,不要搞六四悼念了,同樣未能成功。

軟的不行,就開始來硬的。2010 年,支聯會在時代廣場展示民主女神像,被沒收,多人被拘捕。2014 年,我們在尖沙咀置辦第一所永久六四紀念館,被親中法團滋擾、逼遷。2019 年,我們再次置辦第二座永久六四紀念館,裝修期間已經被人上門搞破壞、淋電掣。到了去年,疫情給了當局最好的藉口去禁止所有的公共表達,六四的遊行、集會,第一次被禁止。但不少市民都仍然到維園,到全香港各地,點起燭光,見禁令無效,當局高調檢控大批在維園的市民和支聯會常委。

到國安法通過之後,建制中人不停放風,說支聯會綱領違反國安法,說北京要取締支聯會,恐嚇市民不要再參與支聯會的活動。我們搞了 31 年的維園年宵攤檔,今年第一次被食環署無理單方面終止合約,我們的六四紀念館也被食環上門關閉。同一時間,港台的六四節目被抽起,甚至只是在節目最後播一段六四長跑片段都要被嚴厲譴責。以六四為主題的街站、電影放映會被滋擾、被中斷。而學校更加是重災區,教科書上面,歷史書,關於六四的內容被刪走,被淡化,不會再提軍隊屠殺平民,學校老師越來越不敢請支聯會去跟同學講六四發生什麼事,也無法再帶學生來六四紀念館了解歷史。

其實六四這個記憶,這樣打壓下去,就快要斷了。不出所有人意料,今年的六四遊行和燭光集會,再一次被警方禁止。之後的發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六四當日,數千警力,圍封維園,終於成功讓六四的燭光,在今年斷絕,在維園不再燃起。但這樣它都不夠,不到 3 個月,在 8 月底,當局動用國安法 43 條下面的權力,以老屈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手段,索取大量資料,迫使我們要關閉我們的網站,我們的社交媒體平台,讓大量的六四的史料瞬間消失。當我們的常委,據理力爭,我們就全部被檢控、還押,甚至支聯會本身這間公司都被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在所有常委在囚、公司運作陷入停滯,當局繼續窮追猛打,要剔除公司註冊,在這樣的重重壓力之下,我們的成員在 9 月 25 日議決解散支聯會,讓這個 32 年的組織畫上句號。但解散都未完,一解散完,就說要查封我們的財產,所以我們現在連律師費都給不起。而在這些事情發生的同時,是針對整個反對派、整個公民社會的掃蕩,大批民主派領袖,被捕入獄,連參與選舉都成為罪名,大量民選議員被迫辭職、被 DQ,無數民間組織、工會甚至學生組織都被迫解散,新聞媒體被關停,蘋果日報執笠,言論創作自由受到毀滅性打擊,現在連跑個長跑都不可以說「香港加油」的 T 恤。

禁止六四集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整個脈絡,所有事情,都在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結論寫在墻上,政權就是要消滅所有反對的聲音,而六四的燭光集會是它達到這個目的上,必須要蓋熄的其中一個行動,疫情也好、公安條例也好,只不過是方便的藉口。而其後發生的事情,不到 3 個月就對支聯會拉人封艇,正正是證實了我當時的這個判斷。

禁止六四集會不是一個單獨的事情,整個脈絡,所有事情,都在顯示政府其實在做什麼。

我們看到的是,支聯會一方,早早入紙通知,我們要搞遊行集會,我們表示我們會遵從所有社交距離、防疫措施,持開放態度,願意和當局任何部門商討如何可以兼顧防疫,讓六四悼念可以進行。但警方的反映,整個月不理你,隨便跟你開個會走過場,不給任何方案給你繼續進行集會、進行悼念,快快反對就完事。明明我們看到的是,同一段時間,林鄭剛剛宣佈,第四波疫情完結了,香港人是工照返、戲照睇、地鐵照逼、演唱會照開、商場照行,所有這些活動,人的擁擠程度,都會比六四集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我自己每日上班逼地鐵都知道。明明我們見到,世界各地,都有可以兼顧防疫和示威集會權的方法,唯獨香港永遠一刀切,所有反對派的集會游行都不給進行,明明我們知道,法律上,政府有積極責任促使集會順利進行,但警方永遠把球推給民間團體,只會強調集會自由不是絕對,完。明明我們看到公安條例沒有賦權警務處長用公共衛生理由禁止集會,但疫情一到,警務處長就可以自我擴權,而沒有人可以出來制衡他。明明就算禁止支聯會通知的集會,是禁止一個集會,但政府可以講到,所有六四悼念都會犯法,穿黑衣是會被捕,可以把禁止無限擴大。

面對著警方這樣的濫權,面對政府步步進逼去消滅六四記憶,我們如果不作出任何反抗,就是默許真相被掩埋、死難者沉冤莫白,而我自己,作為支聯會的副主席,當我們主席李卓人、另一位副主席何俊仁都是在囚的時候,是更有責任,在今年,去延續、推動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我們認為警方的禁止是違憲,支聯會作為一個有眾多成員和包袱的組織,是不能冒著被檢控的風險去彰顯我們的權利,所以我們也公開宣佈了支聯會不會在今年舉辦維園燭光集會。而這個也是第一篇 facebook 文章為何出現,我也表示非常遺憾,非常對不起香港人,做不到這件事。

唯一方法就是用個人行動去延續、甚至擴散,本來在維園的燭光。所以,我在那段時間是不斷寫文章,做訪問,擺街站,去叫大家記住,呼籲大家繼續用行動悼念六四,呼籲大家克服恐懼,不要因為權力無理的恐嚇就連我們基本的表達自由、行動自由都不再去做,不要被所有白色恐懼癱瘓我們的行動能力。

我這裡有一些街站、訪問的記錄,想給法庭看看,我當時對公眾的呼籲是什麼內容。街站內容我找不到片段,感謝國安處幫我記錄了我講了什麼,裡面 D4是我,這裡是一些新聞報導,是我接受採訪的時候講的話。

其實我在這段時間,對公眾做的呼籲,行動的呼籲,只是叫大家 6 月 4 日八點,點起燭光,無論你身在何處,無論你可以到哪裡,遍地開花。而這個模式,其實自上年六四維園燭光集會第一次被禁之後發展出來的,是一個不用集會形式,都還可以表達集體力量的方式。作為一場群眾運動,我們必須給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參與的方式給大家,才有可能動員最多的人參與其中,而遍地開花,正正是這樣一個平衡之下的方法,給到每個人因應自己風險承受能力,因應自己可以去的地方,自己選擇一個地點,做一個行動。

但作為一個共同的行動,一個政治的表達,最低限度的要求是這件事是要在一個公開的地方去做,而不是自己躲起來,做給自己看。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

雖然六四點燭光的行動,沒有一個指定地點,但最有象征意義的,也最大風險的地方,一定是維園。但因應政府擺出來的態度,警方擺出來的各種放風、威脅,維園確實不會是很多人願意或有能力在今年再去做這件事的地方,但無疑,是最多人還想見到有燭光亮起的地方。因為維園的燭光,象征著一種承諾,一種堅持,一種堅守良知的勇氣,而最責無旁貸應該去維園做這件事的,無疑是在維園舉辦了 30 年燭光晚會的我們。

在法律上,我看不到我一個人,點著燭光,走入維園,可以犯什麼法。即使我公開說,我會做這件事,那是否說現在法律不允許我公開說我會做一件合法的事呢?是否說只要有人通知了集會而警方禁止,警方就有權將一個完全公開的地方,畫成禁區?就有權禁止所有人就相關議題作表達呢?將維園守到銅墻鐵壁那樣,真的跟防疫有關係?

但剛剛其實都講到,法律的分析是一回事,實際的風險是另一回事,這個確實是現在香港的現實,否則我也不會在這裡,我自己願意,也覺得有責任,去承擔這個風險,但我不可能預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齊去做這件事。無論是事前和友好團體的溝通、在街站和市民的聊天、網上的討論、社會的氣氛,其實都說得很清楚給我知道,像往年那種大規模集會,其實今年,不可能出現。

到了六四那天,如果有十幾二十個人,和我一齊,嘗試進入維園,已經是很好的結果,更大可能是小貓三四隻,甚至只有我一個。但是,即使只有我一個,我都要去做這件事。因為維園的燭光,經過 32 年的沉澱,已經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反對專政的象征,我們可以守住它多一年,香港的自由,六四的真相,就多一分保障,即使是能去維園的人不多,只要有,我們都還可以說,維園的燭光未死。當大規模的集體行動變得不可能的時候,最起碼,我們都還可以用個人的力量,做最有象征意義的行動,將每個行動的政治力量放到最大。正如當年的「坦克人」,他不是因為見到後面有千百萬人跟著他上去,他才去擋住那列坦克,而是即使他孤身一人,他都必須要做這件事,因為這件是正確的事。

而如果我們自問是在傳承八九的精神和堅持,我們就要有這種,不論人多人少,不論高潮低潮,都堅持下去的決心。我當然不會否定,我很想很想見到維園依然燭光如海的畫面,但同時我對時勢都有很清醒的判斷,若然到了當日,維園真的只剩下幾點燭光,甚至是被當局成功,完全沒有燭光亮起,那我更要向公眾解釋,那幾點燭光的意義,32 年來維園燭光的意義,和當局為什麼這樣大決心要禁絕維園的燭光。這些話,今年不講,很可能以後都不會有機會再寫,氣候的發展也證實了這一點。所以會有明報的那篇文章,匆匆忙忙一晚寫成,不是很成熟的文字,但當局如獲至寶,覺得可以用來搞文字獄了。它甚至抄足國內打壓六四的手段,作預防性拘捕,6 月 4 日一早就把我抓了,關足 30 多個小時,讓我完全無法在六四當日作任何悼念行動,而之後我也因為同一單案而還押超過一個月。再之後對支聯會的行動更是上綱上線,說我們 32 年的悼念活動是顛覆國家,是受外國勢力的煽惑,但我想講,驅使香港人 32 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驅使香港人 32 年堅持悼念六四,不是任何人的煽惑,而是每一個人的良知。

說我那兩篇文章煽惑了大家,是抬舉了我,也是看低了香港人。我們看到即使維園被封禁,去到西貢、去到屯門,銅鑼灣到旺角,都還是有人亮起燭光、點起燈光,不需要誰去召集他們去什麼地方集會了。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如水」,香港人的堅持。

其實,八九年的時候,我只有四歲,很多人會疑惑,為什麼我要這麼執著這件事,是香港人,是 30 多年每一個在維園點起燭光,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教會我,什麼叫擇善固執,而我所做的,只是傳承、發出這些普通人的聲音,去做一個普通香港人在這個時間想做的所有事,去不給當權者壟斷所有真相和意見。如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被煽惑這些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如果要因此受刑的話,我亦無怨無悔。以上是我的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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