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七年級生的非典型清明節

只要時間許可，清明節這一天，陳亭逸都會跟着家人到基隆的山上，給親生外婆上香。這條祭祖之路不算好走，得先穿過彎彎曲曲略顯陡峭的小巷弄，最狹窄處幾乎難以雙向會車，還好這天上山的車輛不多，沒有太考驗駕駛的開車技術。

位於半山腰的目的地，平日緊閉的鐵門已經打開，握有鑰匙的管理人蔣志龍還沒離開，來這上香不知道上了多少年，這是她們一家子第一次見到蔣志龍本人。

陳亭逸的親生外婆走得非常早，早到她當年仍然童稚的母親也沒什麼印象。母女倆多年以來有個問題一直藏在心底，明明親生外婆是溫州人，為什麼在台灣過世後，骨灰會被放到「一江山烈士紀念祠」來？與親生外婆作伴的骨灰罈有數百個，她們揣想，應該就是一江山戰役的烈士英靈吧。由於許多靈位沒有子孫奉祀，每逢清明節，陳亭逸一家人只要有來此上香，總會多帶幾把線香，補齊所見空缺。離開時，祠堂裏每一座小香爐，至少都會插着一柱香，不讓任何靈魂感覺冷清孤寂。

只是不知何故，最近幾年清明節，來祠堂上香的人越來越少，好幾排香爐都空蕩蕩地乏人問津。年復一年，陳亭逸和家人花在幫忙補香的時間似乎更多了。話說回來，她們也不以為苦，畢竟一家人都聽過當年一江山戰役的悲壯故事，相較於戰爭的蒼涼，這一點舉手之勞算不得什麼。

幫孤死溫州人設立的紀念祠

1950年代初，撤退來台的國民政府，仍然佔有福建、浙江沿海諸多小島。韓戰（又稱朝鮮戰爭）期間，小島上的守軍和游擊隊，配合台美合作的大戰略，不斷騷擾中共沿海，除了減輕朝鮮半島單邊作戰的壓力，也試圖一併封鎖中共的對外貿易。韓戰結束後，這些沿海小島自然成了中共首要拔除的芒刺，在獲得蘇聯軍備奧援後，共產黨軍隊於1955年1月，挟陸、海、空三軍聯合的優勢兵力，全力攻擊位於浙江外海、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島，島上守軍在國府的死守命令下，泰半遭到殲滅，指揮官王生明也壯烈殉國。

這場國、共雙方都死傷慘重的血戰，日後被兩岸政府各自大做文章，一邊說是英勇解放，一邊說是負死頑抗。此後，台灣各地陸續出現一江山紀念園區、一江山紀念碑、一江街、王生明路以茲表彰，就連以媽祖遶境聞名的大甲鎮瀾宮，都供奉了一江山烈士的長生牌位。這處位於基隆的一江山烈士紀念祠，乍看之下亦是八九不離十脫不了關係。

陳亭逸一家人也是這麼想的，直到她們和管理祠堂的蔣志龍搭上話，才發現這些日子以來，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誤會了。

「裏頭沒有來自一江山的骨灰啦，全都是溫州人。」蔣志龍脫口而出這答案時，陳亭逸一家人都嚇了一跳。

「你的意思是說，牆壁上那三百多個寄存先人的芳名，沒有半個是一江山烈士？」

「你想想，當年那些烈士都在島上殉國，哪有什麼骨骸留下來？就算有，也是移回忠烈祠了，不可能流落民間。」蔣志龍解釋道：「所以一江山紀念祠只是個名義，是當初一位許岳先生為了幫孤老而死的溫州人，找塊身後之地，才以紀念一江山為由，向政府申請到那麼一小塊地。你們應該去門口拍張照片，上頭的對聯還是陳誠（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行政院長）題的，陳誠的題字在台灣很少見。」

大門的楹聯上，確實寫着「正義常昭泰岳鴻毛祇一線」、「蒸嘗不替馨香俎豆足千秋」，千真萬確是悼念烈士的口吻，難怪連參拜多年的後人都會跟着搞糊塗。

「你說的溫州人，是1949年後隨着國府遷台的溫州人嗎？」

「也不是，絕大部分都是1920、1930年代就遷徙來台了。當年溫州很窮，才來有移民渡海來台做苦力，不像現在發達了，世界各地只要聽到溫州人頭都痛，做生意太厲害了。」1964年出生的蔣志龍，是從長輩手上接下管理紀念祠的棒子，他說：「我爸爸也是當時從溫州渡海來台，但是他比較像逃兵，是聽說蔣中正要北伐，打算抓溫州的男丁去當兵，一群人才連夜搭帆船想逃去日本，結果船隻開錯方向，就跑來基隆了。」

帶點台客氣質的蔣志龍講得興起，解釋的語言開始從國語轉換成他更熟悉的台語。按照蔣志龍的說法，二十世紀上半葉，有很多溫州人落腳基隆，在碼頭挑煤炭維生。「以前八號碼頭那裏有個煤調會，北部所有煤礦都從那裏出去，台語叫『炭埕』。後來沒有煤炭挑了，就全部編去碼頭工作。火車站後頭的中山一、二路，以前整排都是給溫州人住的工寮，老一輩基隆人管叫它『溫州街』、『溫州寮』。」

「就跟新北市的華新街被叫做緬甸街是一樣的道理。」陳亭逸做了個類比。

「不只基隆碼頭，當年九份挖金礦的礦工，也有很多溫州人，前幾年還立了個紀念碑。」蔣志龍說：「溫州人愛熱鬧，所以這裏的骨灰罈，雖然單身無後者佔了八成，也是有些結了婚的溫州人，臨終前特別吩咐子女把他們從高雄、花蓮送來這兒，圖的是死後能和老鄉一塊聊天。」

「現在這些溫州人的後代呢？」

「都被台灣同化了。」

「那你們還會說溫州話嗎？」陳亭逸的父親問。

「聽得懂，但已經不太會說了，像我們家小孩都不會講溫州話。」蔣志龍說。

「那你爸爸跟誰溝通去？」

「他自己去六號碼頭找他們溫州人。碼頭那邊溫州人太多了，他不怕寂寞。以前總是一堆溫州人在那聊天，不知情的人還以為在吵架。有人說過，寧可聽蘇州人吵架，也不願聽溫州人聊天。」

「你們小時候不會跟本省小孩吵架？」

「沒有這種事，我爸爸他們很早就過來了，娶了台灣媳婦，也不住在眷村，小朋友從小玩在一塊，都講台灣話，哪有什麼衝突。」

雖然沒見着真正一江山烈士的遺族，陳亭逸一家人倒是遇上了怎麼看都是本省人的外省人。

日久他鄉是故鄉

二十世紀上半葉，東亞海域斷斷續續有過自由航行的年代。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有來自九州、四國等地的移民，以及他們後來被稱做「灣生」的後代；也有台灣土生土長的居民，離開台灣舉家遷往琉球群島最南端的八重山列島開墾荒地；同樣邏輯下，隔着一道海峽的彼岸，亦有不少人像蔣志龍父親那樣，遷出沿海省份落腳台灣謀生。不幸的是，這塊海域在二十世紀不斷捲入政治衝突，只要一有戰爭爆發，原本自由來去的海域，便會出現一道隱形的封鎖線劃分敵我，讓承平時期離鄉背井的人，根源突然變得難以定義，生命落入歷史的曖昧夾縫之中。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沒多久，何韋毅的祖父一家三兄弟，也是在台灣海峽重現和平的時期，從福州渡海來到台灣營生。只不過這段和平時光太短暫，幾年後激烈的國共內戰，再次中斷兩岸交通，無法回鄉的祖父，只得留在台灣娶妻生子，定居高雄以裁縫為業，日久他鄉是故鄉。

小時候，每逢填寫個人資料之時，父親便會囑咐何韋毅，在籍貫一欄填入「福州」，機伶的孩子看到鄰座同學「台灣省高雄市」的答案時，還會自作主張將「福州」改寫成更完整的「福建省福州市」。但是這樣的作答方式，上了高中便遇上挑戰，隨着台灣本土意識逐漸揚升，少年何韋毅不再於籍貫欄寫上「福州」，而是以出生地「高雄」取而代之。不過，只要一有人問起他，到底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時？何韋毅便會感到一陣尷尬，無所適從，「我好像不是外省人，但也不全然是本省人。」

有長輩告訴何韋毅，你們家從福州來的，也算本省人啦！但如果這麼簡單就能算本省人，為什麼明明聽得懂台語的他，卻老是聽不懂祖父講什麼話；為什麼明明清明節一到，本省同學都要上墳頭除雜草、貼墓紙，他卻從來沒掃過一次墓，也不曉得墓碑上還會刻上銀同、金浦、南靖、詔安等字眼。

何韋毅帶着這樣的疑惑長大，一直到今年清明節，何家的家族聚會上，突然出現幾名意外訪客，讓他的好奇心重新被挑起。

那是一名他得稱之為堂伯的男子，帶着幾名子侄輩，特地從福州飛來台灣「掃墓」。何韋毅說：「因為我們家沒有墓可掃，以前清明節對我來說沒什麼意義，所以聽到有親戚要過來，讓我覺得特別奇怪，為什麼他們『掃墓』的地點會是台灣？」

何韋毅追問了家人後才知道，原來他的伯公，也就是祖父的兄長，當年在福州是有妻兒的，只是國共內戰後，伯公再也沒機會回到家鄉，最後在台灣逝世，埋骨台東。這次前來台灣的堂伯和堂哥，便是伯公那一脈的後人。

「我從來沒追問過家人這些往事，直到清明節見到一群素昧平生的親戚，才覺得好像有什麼被觸動了。」送走來自福州的親戚後，何韋毅便央求母親將幾年前剛修好的族譜寄上台北，好讓他能重新了解家族故事。

來自福州北嶺的何氏一族人丁茂盛，一百多頁的族譜分枝圖某處，也有何韋毅一家人的名字。出生至今三十多年，這是何韋毅頭一回對族譜產生興趣。族譜最後一頁，是整版的何家祖厝地圖；三面環山、一面環海的彩圖之上，看不見北京、上海、台北、高雄，也沒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或紅地五星飄揚，卻詳細標示出祖厝周遭每一口井、每一間廟，每一處祖墳的位置——儘管位居核心，被一圈綠樹圖示環繞的祖厝，現實生活中早已經化為土礫，不復存在世上了。

「現在談這個似乎有點政治不正確，不過我心中確實萌現一股想要尋根的念頭。」何韋毅說，他一直想要將這些日子以來的感觸寫下，在社群網站上分享給朋友們看，但又隱隱然感覺到，當下本土意識正炙的社會氛圍，這些感言似乎不太合乎時宜。想要發表的念頭，幾度萌芽又幾度退縮。

「我向父母建議，不如今年秋天，一塊回福州老家去看看親戚吧。」多年以來，何韋毅第一次向父母親追問了那麼多過去，也因為開始追問了，才知道那些一直存在、卻不再被言說的家族故事。追問本身就是有意義的，在發問、回答、重述的過程中，有些名字才會變得立體，開始與自己的生命產生關聯，從疏遠慢慢變得親近。

沒血緣的三人組成一個家

離開一江山紀念祠時，陳亭逸的媽媽總算明白，為什麼親生母親的骨灰，會出現在看似紀念烈士的祠堂中。她在懵懵懂懂的年紀，就成了孤兒，多虧兩名隨國府撤退來台的浙江人，輪流將她扶養長大。她的養父是一名退伍軍人，養母是戰士遺眷，兩個人來台後一輩子單身，從沒住在同一個屋簷下過，但為了讓失恃的小女孩擁有一個身份，便相約好一塊出錢撫養，直到今天，陳亭逸母親的身份證上，父母一欄還是這兩名單身男女的姓名。

養母辭世得早，有數十載光陰，陳亭逸的母親是由養父一手拉拔長大。每逢清明節，一家人的話題，總是繞着幾年前亡故的這名老人打轉。

「再說一次那個外公讓你吃麥片的故事，好笑極了。」陳亭逸對着母親說。

「你外公退伍得早，和幾個弟兄跑去新店養豬，他每天都會煮麥片餵豬吃，一大鍋聞起來非常香。有次我聞香前去看，他竟然直接挖了一勺問我要不要吃。」異想天開拿豬食餵養女這故事，每一回重述，總是逗得這家人哈哈大笑。

陳亭逸的母親又補充道：「可惜第二年豬瘟蔓延，養的豬全死光了，妳外公只好跑到飯店應徵工作，幫人家整理客房整理了好多年。」

「外公很喜歡照顧動物，雖然沒有養豬，在家裏也養了一堆毛茸茸的小動物，不管是貓、狗還是倉鼠，全都取名叫毛利。回想起來，就是個溫和慈祥的老好人。」陳亭逸說。

「你外公好玩的事可多了，有次我問他，爸爸你軍人當那麼久了，有沒有真的打死過人啊？他說從來沒有。只有那麼一次，大家說要到某個山頭跟共軍打仗，結果你外公做了一個噩夢，第二天部隊全員開拔，只有他一個人說什麼都不肯去打仗。」

「這什麼軍隊啊？怎麼可以這樣。」一車子的人又放聲笑了出來：「那我明天不想上班，也跟老闆說不要去好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外公可以不用上陣，但據說後來上山打仗的人沒一個回來，全戰死了，就剩留守的他一個人獨活。」

即使是帶着悲涼氣息的故事，一車的人還是在笑。

「不認真打仗，倒是很認真養小動物。」陳亭逸說。

「你外公一輩子孤家寡人，在台灣也沒其他親戚，回鄉探親時才特別叮囑我，他的父母兄弟姊妹都葬在對岸，死後一定要我把他也帶回去和家人作伴。」

「說到探親，我還記得那一次，外公一直到回鄉掃墓，看到親人的墓碑後才發現，原來自己身份證上的姓氏寫錯了，本家不姓黃而是姓王。」陳亭逸回憶道。

「因為你外公不識字嘛，在台灣辦身份證時，可能講話又有鄉音，戶政人員黃、王不分，填錯了姓氏他自己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曾經教過外公寫字，我還記得當初教他寫的第一個字是『鳥』，沒想到後來他真的學會了，字跡像畫圖一樣很可愛。」

一直到下車前，他們還是在問，還是在笑，好像那個已經歸葬浙江的老人，依然還在他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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