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故事:「要懂的人自然會懂」:白羅斯高壓下的政治壁畫

〔編按〕 端傳媒早前刊出兩篇關於2020-21年抗爭退潮後,白羅斯媒體人在紅線下掙扎的深度報道(請按此閱讀集)。記者在2020及2021年兩度造訪明斯克,除走訪文字和攝影記者,也訪問了在明斯克的前蘇聯工廈牆上畫大型政治壁畫的藝術家。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他們卻不覺得做藝術必然縛手縛腳--在白羅斯的街頭,仍然有暗喻的空間。

美國人類學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一書中提過,理論上極權政府愈強力鎮壓,從屬的人就會愈自我壓抑,而人在壓力下會與自己的創造品分離。

但他強調,分離不等於信念改變。

當一班「異見者」越知道這些規限是甚麼,就越懂得在規限下玩自己的一套遊戲。斯科特提出「隱藏文本」的概念,指「異見者」在面對上層權力設限時,他們會巧妙避開、裝作附和,從而尋得在底層下繼續創造的空間,形成正統以外的「次文化」。

在白羅斯,這樣的「次文化」體現在由公民社會累積的人脈裏,一班有意欲改革街道面貌的藝術文化人。

街頭既然主宰了城市的一種話語權,那麼壁畫(Mural)和街頭塗鴉(Graffiti)的呈現,就在本質上有抗爭意味。

住在首都的白羅斯青年喜歡夜蒲一條叫「十月街」的酒吧街,由蘇聯時代的舊工廠翻新成為一個囊括藝術廊、特色餐廳、美食車林立的小社區,前文化記者米娜(Mila)於 2016 年聯同巴西和本地藝術家,為整條街上的工廈外牆畫上壁畫。

統籌、策劃整個項目的米娜解釋,為何於 2015 年向政府申請「巴西街節」這藝術項目會獲通過審查,「要讀懂的人自會讀懂,無知的人就算再靠近細看,始終看不懂」。

現為自由身藝術策展人的米娜曾任文化記者十年,其後轉行任職駐白羅斯巴西領事館,從此引領她接觸遠在南美洲的巴西文化藝術,她自己亦開始繪畫創作。這樣的背景令米娜覺得「要傳達訊息不一定要用語言」,尤其她深明國家對媒體內容審查之緊。

靠以前記者工作累積的人脈,她將十月街的 15 間店鋪連繫起來,提議用壁畫改革整條十月街,並邀請巴西藝術家前來創作。由寫計劃書到壁畫成真,前後約花了一年時間。

米娜指,十月街的工廠大多屬國有,街道兩邊盡是殘缺不堪的蘇式建築。當她主動提出翻新計劃,政府只要撥資金即可,項目又算是與巴西政府的「軟外交」,由是項目十分順利過關。

壁畫圖案暗藏可作政治詮釋的符號。米娜沒有為街上的壁畫主題統一定調,她交由創作者先行創作他們心中覺得城市需要表達的。

歐洲水牛(European Bison)是白羅斯國家吉祥物,官方指全球百分之 25 的歐洲水牛居住在白羅斯境內的森林,歐洲水牛亦象徵勇敢。
歐洲水牛(European Bison)是白羅斯國家吉祥物,官方指全球百分之 25 的歐洲水牛居住在白羅斯境內的森林,歐洲水牛亦象徵勇敢。

有白羅斯同志朋友說過,儘管白羅斯肯定不是一個性別進步的國家,在街上不可能掛上代表同志友善的彩虹旗,但她在十月街上看見彩色壁畫,周邊聚腳的又是新一代自由開放的年輕人,令她覺得這裏是全城唯一的同志友善空間。

Mila 的項目仍在進行中,十月街的壁畫逐年增多,今行有幸訪問最近完成一幅壁畫的藝術家迪瑪(Dima)。

官方藝術審查自迪瑪開始創作的 2000 年初就存在,今年對每項大大小小街頭項目的審查特別嚴格,他卻說由起草圖、與管理該工廈的負責單位商討、通過審批、開工至完工整個過程都相當容易。負責單任邀請他創作回應白羅斯當前社會狀況的作品。

「驟眼看,這隻猴子的樣貌相當搞笑」,迪瑪說,「普通人」不會解讀得出個所以然。他的想法是,「紅白旗、紅白色、那個民族圖騰這些固然是一眼就看出代表白羅斯的元素」,卻已被政府一搥定為帶有政治意味,用這些元素的話,「就連參與的機會都沒有,我自己也會置身險境」。紅白旗是白羅斯人心中,曾經於沙俄瓦解後,於 1918 至 19 年短暫存在過的白羅斯人民共和國國旗,持盾揮劍的騎士代表「追求」,象徵白羅斯人對自由的嚮往。

但這遠遠不是妥協,迪瑪也不覺得官方設限妨礙了他自由創作。「這裏的環境雖然是很不舒服、不利創作,但自由創作本身,與是否生活在極權體制下,我認為是不相關的。」

與極權國家「偽對立」的所謂自由西方,在沒有國家設限下創造的藝術,普遍被認為最「忠於自我」,是完全出發自創作者云云,但迪瑪一針見血地質疑,「這好像國王的新衣,無論你怎樣說,事實就是人只看到國王身體」,怎能強求說有新衣──一件沒有內涵的創作,不會因自由之名,就等於有藝術價值。就等於蘇聯以前也出產了偉大的文學藝術。

迪瑪眼中最貼近藝術的價值,「取決在人去理解符號的能力」,他說。而作為一個忠於藝術的創作者,「自由創作對我來說,就是為你的藝術負責」,狠狠想清楚為甚麼作畫,有甚麼訊息想表達。

「藝術要求人必先思考才能理解,那種速食、易理解的表現 (presentation) 不是藝術。」所以他不認同不能畫紅白旗,就等於沒有創作自由。「我不喜歡依賴表象意義,創作傾向象徵派,喜歡創造符號」,他說。

問題在於觀看的人有沒有相當高的理解能力,去理解圖像背後的隱喻。而他看白羅斯人民,他不認為「很多人準備好去理解符號」,因為「一種很根深的民族性在我們之中:為了自身安全,就寧願無為」;換言之,迪瑪不認為很多人會願意「主動」去理解他人,更何況是藝術創作。

原創符號的終極意義,對他來說,是「以另一種方式向他人對話、提問」。當有人跟他說「欸,你這幅畫有點意思,會不會危險」,他反而覺得遇到知音人,「我會覺得十分自在(comfortable)」。

迪瑪形容自己是生活在白羅斯的「本地移民」,身在此但心不屬。如果有天他移居別處,留下這幅壁畫在人來人往的十月街,迪瑪是覺得,「作品我完成了,它就不再是我的作品,它屬於這裏的人,『我』的部分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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