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政治人物怎麼談論「二二八」?(下)——從馬英九到蔡英文

端傳媒記者 蔣金 發自台北
馬英九在2008年2月25日,於台北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畫展。
馬英九在2008年2月25日,於台北參加二二八事件的畫展。

「讓我深深的一鞠躬。」馬英九面色凝重,行了一個禮。2009年12月13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開幕,這個園區是台灣戒嚴時期關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總統馬英九在當選後一年,以元首身份出席,並在致詞中,向過去在威權時代被國民黨政府迫害的受難者道歉。

另一位當年的政治犯、前副總統呂秀蓮緊跟着上台,她自己在美麗島事件被囚禁,談到來不及見母親最後一面的往事時不禁落淚,下台前,她不忘對馬英九喊話:「那時你在總統府,我是在監牢裏!」

馬英九有些尷尬。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馬英九1950年出生在香港,若論馬英九個人,其實和事件沒有任何關係。但做為國民黨的「中興少主」,馬英九必須概括承受國民黨的全部資產,二二八事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筆「負資產」。少了李登輝的身份優勢,出身「外省人」的馬英九,主觀希望把自己擺在「族群和解者」的角色上。

馬英九,致力族群和解論述

2005年8月,馬英九在台北市長任內第一次擔任國民黨主席。在2006年的二二八前夕,國民黨與香港鳳凰衛視合作,推出一部二二八紀錄片《春蟄驚夢:二二八還原紀事》,馬英九在片中受訪時稱二二八事件是「當時政府處置不當造成民眾抗爭,最後演變成流血衝突」。而馬英九也在國民黨內的中常會上,定調二二八為「官逼民反」。

馬英九當時曾表示,因過去十多年來政府已完成二二八道歉、建館、建碑及訂定國定紀念日、補償二千多人受難及受害者的工作,「許多問題不是靠補償可以解決」。此外,他也強調二二八並不是「省籍衝突」,他致力「族群和解」的論述。

為馬英九籌繆二二八論述的幕僚之一,是當時的中國時報總主筆楊渡。楊渡長期致力二二八真相還原,他過去採訪時接觸過許多在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犯,聽他們講述二二八事件時的情況,並在2005年出版《還原二二八》。 希望在大歷史下尋求對人的悲憫,楊渡在二二八事件中,挖掘了許多小人物的溫情故事,他拍攝紀錄片《尋找二二八的沉默母親——林江邁的故事》,事件引爆點者私煙小販林江邁的女兒林明珠,後來嫁給了國民黨前副總統陳誠的侍衛。他也講述本省人幫助外省人的故事,例如行政長官陳儀的外甥、台南縣曾文區長丁名楠,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如何受到了本省人保護。

走上政治檯面之後,馬英九選擇不迴避二二事件,他幾乎年年參與紀念儀式,每次必定表態道歉,但有他的場合卻總不乏抗議事件。

2009年2月28日,馬英九在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62週年紀念活動。
2009年2月28日,馬英九在高雄出席二二八事件62週年紀念活動。

馬英九這樣的身段,國民黨內有人看不過去。中常委蔣孝嚴在2006年時,曾經當面向馬英九說,「國民黨不需扛下所有責任」,因為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不是「黨逼民反」。馬英九回應,國民黨是二二八事件當時的執政黨,完全置身事外,外界很難接受,表現寬容大度一點,對黨比較有幫助。蔣孝嚴認為「二二八是國民黨做的」的說法,將使國民黨的支持者流失。

不過對比蔣孝嚴的想法,他的弟弟、曾任東吳大學校長的章孝慈(編按:兩人為蔣經國非婚生子女,原本皆從母系姓章,章孝嚴後來自行改姓蔣)對二二八卻另有一番擔待,時間甚至早於馬英九。

已故的阮美姝是二二八受難家屬中非常活躍的一位,她的父親是時任《台灣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在二二八事件中遭殺害,留下無盡傷痛。1992年,章孝慈透過關係聯絡上阮美姝,希望向她請教二二八事件史實真相。一聽是「蔣介石的兒子」,阮美姝第一時間就拒絕了。但之後對方一再來電,阮美姝最後勉強同意讓章孝慈每週一次到她家「上課」。

「原本以為罵幾次他就不會來了,」阮美姝接受媒體訪問時回憶自己在給章孝慈上課時,一開始是「邊罵(蔣介石和國民黨)邊上」,章孝慈多半時間只是低頭做筆記,聽她責罵,這堂「課」一上就是一年。

章孝慈1993年開始將自己對二二八「和解」的心意付諸行動,在東吳大學舉行「二二八音樂追思會」,還引介阮美姝到東海、清華等校園講述二二八事件;阮美姝也同意了章孝慈的請求,認了他做義弟。

1996年章孝慈因中風於54歲早逝,阮美姝則在去年年底辭世。這對「姐弟」為台灣「二二八論述」留下了一段「和解」的典型。

儘管沒有直接證據證明馬英九的「二二八論述」受到章孝慈的啟發,但倆人的路徑卻極為一致。不過章孝慈只是學者,馬英九是政治領袖,他必須面對、處理支持者的感受,而馬英九的二二八論述,確實造成部分藍營支持者的失望。

馬英九任內,並沒有再出版新的官方研究,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並未對陳水扁時期的基金會所做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進行論述的翻轉。然而那份歸屬報告中,指蔣中正是二二八「元凶」的說法其實並不被國民黨認同。

「馬英九年年哭,我投書建議他到空軍烈士公墓,他就是沒有去。他不敢到(因二二八殉職的警察)許天寶面前行禮。所有外省人的感懷,還有對他的攻擊,都會因為一個鞠躬而化解,但他完全是知其然而拒絕做,是一個相當懦弱的領袖。」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系主任習賢德激動地說道。

攝影棚裏,媒體人及政治評論者郭冠英正在製作一部二二八紀錄片,訪問習賢德。郭冠英在錄影前對他說道,「請你等一下說明,當時為什麼群眾會打嘉義機場?警察怎麼被打死的?這根本是場『暴亂』。」習賢德的開場白說道,如果有機會回到1947,他想問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你殺了外省人沒有?」

郭冠英問到「民眾為什麼打嘉義機場」,所指的是二二八事件過程中,嘉義地區民眾組織的武裝部隊,企圖佔領嘉義水上機場,與國民政府軍隊發生激烈戰鬥的那一場事件。

而習賢德1997年時,在「碧潭空軍烈士公墓」的第945號墓位,發現了空軍烈士許天寶的墓碑。《空軍忠烈錄》中對許天寶的死因,僅以一行記載:「台灣二二八事變,抗拒暴徒,被槍擊,殉職。」但他經考證得知,許天寶就是當時一名保衛嘉義水上機場而被民兵槍擊致死的警察。

1997年習賢德將已故空軍許天寶的故事,投書《聯合報》,不久後接到一位何邱蕙老太太的書信,向習賢德表示她的先生跟許天寶,是同一個時間保衛嘉義基地的警察。因此,習賢德開始了口述史計畫,他一一拜訪1945年10月來台接收警務的「中央警校台幹班菁英」,記錄他們在二二八事件中,第一線目擊的情況。這份口述歷史在2012年出版成《警察與二、二八事件》。

他的文章,引起了對岸人士的注意。曾有一位安徽的老太太自稱是二二八受難家屬,寄信來問習賢德,台灣的補償金如何申請,習賢德無奈回道:「對不起,你們一毛拿不到」,那些警察並不在賠償範圍裏。

而習賢德在訪談中也提及,因為對國民黨執政的失望,使許多藍營支持者在2016年大選不出來投票。他說,「獨派的對手們,說二二八是政治改革;有人說官逼民反,官逼會逼到民眾去佔領水上機場?我身為空軍子弟,深深不以為然。」

馬英九任內,並沒有再出版新的官方研究,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也並未對陳水扁時期的基金會所做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進行論述的翻轉。然而那份歸屬報告中,指蔣中正是二二八「元凶」的說法其實並不被國民黨認同。現任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長王文隆就認為「陳儀才是元凶」,「當時蔣中正顧着打國共內戰,有很多事情要顧,陳儀欺上瞞下,蔣中正信任陳儀才派兵來台。」

馬英九任內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的羅智強則表示,過去國民黨保衛、建設台灣,並推行民主化,使得現在人們可以紀念二二八,「歷史評價應該要以功過的聚合來看」。而現在的國民黨已經不是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民進黨不該將二二八當作政治資本,來指責現在的國民黨。

2015年二二八紀念日,馬英九任期將屆,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以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身份,出席「中樞紀念」儀式致詞時,憶起受迫害的祖父數度哽咽無法言語。馬英九在柯文哲下台後,伸了兩次手,想跟柯文哲致意,柯文哲沒有反應,最後揮了一揮手,表示拒絕。

馬英九的「二二八論述」自始就夾在藍綠之間。他遭逢的尷尬處境伴隨着他八年職務,直到將總統職務交卸給帶領民進黨重返執政的蔡英文。

蔡英文,落實轉型正義

「噠、噠、噠、噠……」遊客的喧嘩聲漸弱,他們都拿起了相機。

踢着正步、整齊劃一的儀隊進場,帶進了一股肅穆的氣氛。這是中正紀念堂固定的憲兵交接儀式。接着,憲兵步入紅色地毯區域,對着9.8公尺高的大型蔣公銅像行禮,再轉而面對眾人操槍。但這樣的景象,在不久後將步入歷史。

現任文化部長鄭麗君在今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宣布中正紀念堂將停售前總統蔣中正的商品,也停止播放〈蔣公紀念歌〉。文化部也將在半年內提出「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法修正草案」,來處理中正紀念堂的「轉型」問題。鄭麗君說,政府推動「轉型正義」過程中,應避免再複製「威權文化崇拜」。

「轉型正義」是蔡英文任內重要的政策目標。圖為蔡英文於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辭。
「轉型正義」是蔡英文任內重要的政策目標。圖為蔡英文於二二八事件70周年紀念活動上致辭。

「轉型正義」是蔡英文任內重要的政策目標。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總統就職時,誓言要三年內要完成「轉型正義報告書」。但是,落實轉型正義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如今還躺在立法院內,而哪個主管機關來做轉型正義?轉型正義的對象是誰?如何做?因此還未成定案。

蔡英文執政後,薛化元被行政院任命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董事長。薛化元說轉型正義分成三部分:針對事件的「真相調查」,處理事件的「責任歸屬」,最後藉教育、文化、傳播等等工作,達成世世代代「不再犯歷史的錯誤」。薛化元也說,他希望能將陳水扁時期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出版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增補最新史料及研究結果後,以政府的「層級」發表成為正式的官方責任歸屬報告。而陳儀深則認為,「關於蔣中正的功過,都已經寫過了」,層級的問題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執政者對於執行「轉型正義」不畏社會上的反對聲音,需要具備相當的魄力。

而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通過前,基金會也組成了「二二八論述小組」,對未足夠的「真相」進行討論。陳儀深說,面對待挖掘的真相,會議達成共識,提出「二二八死傷人口」及「外省人受害情況」兩個重點。

但藍綠政治鬥爭對研究者帶來的是更多阻礙。像是陳儀深就遇過這類問題,「不意外,我們社會還是有光譜兩極的存在嘛,已經很習慣了,」擁有多次筆戰經驗的陳儀深,口氣很輕鬆。他接着說,「其實,228許多真相史實已經在那裏,但部分人不願意接受,我們的社會還需要多一點對話。」

而什麼時候台灣歷史記憶中的分歧才能夠消弭?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教授柯朝欽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當中寫道,要以「真相的挖掘」,以及化為「共同的歷史記憶」作為,取代懲罰或報復的手段。對紀念物的破壞可以作為顛覆主流論述,但是激情過後,我們要思考的是,轉型正義所追求的普世價值——人權、正義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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