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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手指放在傷口上：吳仁華記錄六四的28年
2017年4月18日，61歲的吳仁華在自己推特中宣布：「正在做《六四事件受傷者名錄》《六四事件受難者名錄》，受難者包括遭受開除學籍、公職、被捕、判刑等處分者。據中國公安部內部資料，截止89年6月全國已逮捕逾萬人。這是一項艱難而漫長的工作，盡力為之吧。期盼當事者和知情者提供資訊。電郵 yenhua2000@yahoo.com」
這是吳仁華最近開始的又一項有關六四屠殺的研究項目。28年來，吳仁華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憑一己之力，收集了幾萬份有關八九民運、六四屠殺的資料，完成《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被視為1989年天安門事件研究第一人。
1989春，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刻
1989年春天，吳仁華33歲，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室主任，過着寧靜的書生生活。4月15日中午，他與他的同事陳小平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宿舍裏相對無語，因為陳小平剛帶回一個噩耗：胡耀邦因心臟病不幸去世。許久，吳仁華憋出一句話：「無論如何，我要送花圈去天安門廣場，而且要送一個大的。」
第二天，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一起做了一個直徑達2米的巨型花圈。4月17日午後一時，中國政法大學六七百名學生，帶着花圈，沿着二環路走向天安門廣場。五時，中國政法大學師生到達紀念碑前，吳仁華和同事陳洪武等人，努力擠過人群，把花圈抬上紀念碑底座，此時，紀念碑一共有9個花圈，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學院、中國社科院等其他學院的師生幾千人聚集在廣場進行悼念。八九學運由此拉開序幕。
就這樣，從第一天開始，一直到最後一刻，吳仁華經歷了這場運動的全過程。
1989年6月3日，北京氣氛已經非常緊張，中午，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最後一次會議在北京大學29號樓舉行，會議決定立即向天安門增派一支特別糾察隊，以維護秩序，保護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周舵等剛加入絕食請願的四位知識分子和廣場的學生指揮部。吳仁華和他的同事劉蘇里主動請纓，通過學生自治會廣播，召集了四十多名男學生組成特別糾察隊，下午便抵達了天安門廣場。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會是最後一夜。
午夜十二時，廣場上的學生廣播台播出了一名學生死於西長安街軍事博物館前的消息，這是八九民運爆發以來第一次傳出學生死亡的消息，隨後，四周的槍聲越來越近，血腥的清場開始了。吳仁華與幾千名廣場學生目睹了一夜的暴力和血腥，直到清晨，成為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清晨六點，當他與20多位中國政法大學的師生走到郵電大樓附近，三輛坦克突然從天安門方向開過來，向數千名撤離廣場走在自行車道上的學生碾來，11名學生當場慘死，兩名學生失去雙腿。吳仁華和當時在場師生一路哭喊着回到學校。
兩天後，吳仁華逃離北京。1990年2月，他從珠海跳海游泳至澳門，在「黃雀行動」組織者的安排下偷渡至香港。7月5日流亡至美國，定居洛杉磯。
從此，六四屠殺事件成為了他研究與生活的唯一的主題。
在聊天室，找到那個開坦克的人
對於這場災難性的歷史事件，吳仁華認為，作為一位歷史記錄者來說，有兩方面的東西必須記錄：一是施害者和責任人；一是受害者。在20多年的時間裏，吳仁華通過各種方法收集了幾萬份有關六四的資料，運用自己的專業所長，來做這兩方面的記錄。
2009年，《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出版，在這本書，吳仁華利用自己版本學、目錄學、考據學的專業技能，通過各種方式蒐集資料甄別材料，破解了19支參與屠殺的戒嚴部隊的番號，其中包括14個陸軍集團軍、一個空降兵軍、一個北京軍區的炮兵師、兩個北京衞戍區的警衞師等，總共20多萬人的軍隊。此外，在這本書中，他還附了三千多名參與鎮壓的官兵名單。為了搜尋確定這三千多名名單，吳仁華花了無數的時間，僅僅光排除的人就數以萬計。
他感慨說，當年北大中文系在自己的家鄉浙江只招收古典文獻專業，自己「從小好動，習武、各種球類和運動，始終不喜歡該專業」，但是「別無選擇」，「如今倒感恩了，若不是該專業的目錄學、版本學、考據學的訓練，我無法在資料極其欠缺情況下破解了包括14個集團軍在內的六四戒嚴部隊番號、進軍路線、目標等。」
因為資料很少，他還到各個退伍軍人專業軍人的論壇、聊天室、QQ群裏去追蹤聊天記錄，尋找線索，正是在這些地方，他找到了造成六四最悲慘的「六部口事件」的當事人——106坦克的二炮手。
有一次，在一個網絡聊天室中，一位軍人無意中說自己是天津警備區第一師的，這引起了吳仁華的注意，立即把他列為重點跟蹤對象。因為他知道，在六四凌晨那天，向他和他的學生追來碾壓的三輛坦克正是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的。之後，吳仁華又發現此人說參與過89年的「平暴」，最後確定了其番號是天津警備區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第一排106號坦克的二炮手。吳仁華說，「當時我淚流滿面，是一種悲憤、也是一種激動、我終於找到了這輛坦克的軍人。因為就是這個106號坦克，衝進學生隊伍，當場壓死那麼多學生，所以當年我跟很多學生一路從六部口哭喊著記住這個坦克的編號106，一直哭喊著回到校園！」
2013年6月4日，吳仁華在推特上公布了這位軍人現在的工作單位和手機號碼，第一時間便有推友給這位軍人打電話確認，問這位軍人，你是不是天津警備區第一師第一團第一連第一排106號坦克的二炮手？這位軍人說是。推友繼續問，你是不是參加過1989年的平暴，軍人說是。吳仁華說：「後來還有推友給他打電話確認，他都說是。也許後來打電話的人呢多了，這位軍人就不再接電話了。找到這位二炮手就好辦了，就知道駕駛員是誰，指揮官是誰，當時到底是他們擅自向學生碾壓還是有人指揮他們碾壓的。」
最慘痛的六四受難者不是學生
如今，吳仁華又開始同時做兩份名錄，一份是六四受難者名錄，一份是六四受傷者名錄。「我覺得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要有一個基本的記錄，人們就可以感覺到天安門屠殺哪些人有責任，哪些人受到傷害，這個受難者名錄，就是因為天安門事件事後受到處罰的人，包括判刑，逮捕，或是開除公職和學籍的人。」
有關六四死難者名單，此前最著名的一份是「天安門母親」製作的名單。現在這個名單上有202名遇難者，天安門母親做了一張地圖，將遇難的地點一一標出。「這當然不是所有死難者，他們尋找這些死難者非常艱難，中國政府一直壓制他們不讓做調查。」 吳仁華說。
2017年4月開始，他在推特上逐一發布自己收錄的六四受難者名錄。
第一個發布的受難者叫温傑，資訊記錄如下： 「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後被捕，在秦城監獄罹患大腸癌，因不屈服而遲遲不讓保外就醫，91年12月20日病逝於北京人民醫院，年僅26歲。英俊聰穎，81年保送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88年畢業，任教北京服裝學院。」
吳仁華說，温傑是他的學弟，同樣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比自己晚入學四年，「當時我們專業只有兩個班，每個班都只有十幾個人，我對他很熟悉，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華，也非常英俊的小夥子。」
在發布温傑資訊之後，吳仁華以「六四受難者名錄」為標籤，不斷發布自己所收集到的六四受難者的資訊，至今為止，已發布有20多位六四受難者的資訊，他們中有著名知識分子包遵信，也有普通民眾，如被以放火罪處死的山東省濟南市學生孫寶河、被栽贓投擲燃燒彈而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的北京農民路洪澤、參與圍堵軍車的北京老人王稼祥等。
吳仁華認為，從這些名錄可以看出，在天安門事件中，付出最慘痛代價的不是學生，也不是知識界的精英，而是普通的市民、工人。
「當年公安部通緝的學生領袖，排名第一的是王丹，他是第一號，被判刑四年。可是看看我公布的這20幾位普通民眾，他們的刑期非常重，有死刑，有死緩，有無期徒刑，有20年，都是判的重刑。因此，若是只注意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所受到的懲罰，是無法真實反映天安門事件之後的殘酷鎮壓，外界會認為中國政府對這些人的處罰是很輕的。」
吳仁華收集的1989年公安部每日情況彙編顯示，從4月16日至6月25日，「全國公安機關在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社會動亂的鬥爭中，共抓獲各類人犯1,1013名（缺陝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的數字）。」「但實際上，人數肯定不止這些，因為6月25日之後，逮捕和鎮壓一直在持續。這僅僅是我所看到的最後的一個官方數據，即便這樣，很多人不敢相信，竟然有一萬多人逮捕或是拘留。」吳仁華說。
如今，他公布的二十幾位受害者的名單，僅僅是開始。
六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
吳仁華指出，外界對天安門事件的關注基本上只到6月4日為止，而忽略了之後的抗爭與鎮壓：「在六四屠殺之前，天安門事件中心當然是在北京。全國各地大約有幾百個大中城市，甚至是縣城，都有參與的情況，他們的訴求都是圍繞着北京的，聲援北京學生。開槍之後，北京被鎮壓了，那麼血腥殘酷的鎮壓，20多萬軍隊的鎮壓，北京的中心就消失了。全國各地卻在這時候開始針對暴力的抗議行動，這種行動遍及全國，大中城市都有，縣級的城市不是每一個都有，但有的也有。」
吳仁華把這些行動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示威遊行和聚會悼念。這種方式在全國幾百個大中城市都出現過，一直到六月下旬還在延續。「我目前發現的最後一次公開上街抗議的是河南大學中文系的學生，那個時候已經是六月下旬。這件事讓中國公安部非常吃驚，成為公安部督辦的一個案子，可惜，我沒有查到後來對這批人的處罰。這批學生非常勇敢。」
第二種是號召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號召學生去包圍大型的國營企業等。第三種更為激烈一些：截斷鐵路線、中斷交通線。比如在南京，有很多學生堵斷了南京長江大橋；在武漢長江大橋也出現堵截鐵路的情況；在上海，有學生在京滬鐵路光新路道口設立路障。「當時中國南北幾條鐵路線都中斷了。我是親身經歷的。因為6月6日，我離開北京南下躲避的時候，鐵路在山東斷了，堵了一天一夜沒有恢復，我只好下車換乘汽車一路換乘。」吳仁華補充。
最為激烈的方式是第四種：一些有想法的大學生，徹底對政權失望，而用秘密辦刊或是組黨的方式來對抗。「1990年3月清明時期，北京警察孫立勇和他的幾位朋友用油印方式，以《民主中國》編輯部的名義印了第一份傳單《清明祭》，在六四一週年前夕，出版了《民主中國》第一期，用郵寄和投遞的方式傳播。1991年1月，因內部人員變化和規避風險，他們又把《民主中國》改名為《鐘聲》，發表第二期。5月《鐘聲》發行第二期後，孫立勇的同伴相繼被捕，於是他主動投案，最後被判7年。2004年他移民澳洲，2005年3月在澳洲成立了『中國政治和受難者後援會』，這麼些年來，他們花了無數的時間去尋找和幫助那些不知名的六四抗暴者，可以說是收集六四受難者資訊的第一人。」吳仁華說。
而更具政治性、風險也最大的行動是組黨。吳仁華記錄當時有組黨行動的人遍布各地，從北京到四川、南京、蘭州等，他們遭到嚴厲的打擊，獲刑從5年到20年不等。
「如今28年過去了，但對於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來說，六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這個事情一直在繼續，我們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堅守。」
對於即將要到來的28週年，吳仁華不喜歡「紀念」這種說法。
他問：「1998年中國民主黨組黨，浙江籌委會的組織者王有才，就是當年21個被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你能說六四過去了嗎？再比如陳雲飛，當年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這麼多年來，他儘自己最大能力去探訪他所知道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其中一位就是他們四川的吳國鋒。艾曉明老師的文章《吳國鋒：46張照片的故事》裏有照片講述了吳國鋒的死，他頭部中槍死後還被刺刀拉開了腹部。陳雲飛就每年去看他的父母，認他的父親為義父，你能說過去了嗎？維權律師浦志強、隋牧青等，他們都是當年政法大學的學生，和我一起第一天到廣場參加遊行，最後堅守到清場的。六四，過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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