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序】卞中佩：假訊息的跨國產業鏈及生態圈

【編者按】本文為台灣媒體《報導者》副總編輯劉致昕新書《真相製造》序言，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二○一六年英國脫歐公投、美國總統大選結果跌破眾人眼鏡，在英美兩國都發生選前反對脫歐、支持希拉蕊的民調大幅度領先，選舉結果卻截然相反的爆炸性結果，俄羅斯網軍成功以假訊息改變選民意志及選舉結果，成為各路專家在滿地碎玻璃上找到的主要答案之一，「假訊息」、「資訊操作」、「認知戰」，一躍成為全球各個民主國家的大敵。臺灣也因為二○一八年底縣市長選舉及公投藍營擊敗民進黨，尤其韓國瑜在民進黨已經執政二十年、綠油油的高雄大勝，將中國假訊息視為影響選舉結果的主因之一，於是如何將假訊息、認知戰等資訊操作阻擋於境外、被民眾唾棄於境內，被視為是捍衛臺灣民主制度的關鍵。

但這種假訊息猶如幽靈般忽然出現，妖風一吹就讓選民如同喪屍般聽從命令投下選票的說法並不完全正確。假訊息、造謠等指控，經常是爭議兩造受到攻擊時的本能回應，並不是真的假訊息。而就算是真的假訊息及資訊操作，也是一直存在於人類社會中，它們之所以發揮強大的作用，是社會給予一段時間的培育及醞釀，慢慢形成完整的假訊息生產與消費的產業鏈。

劉致昕的這本《真相製造》，帶給我們目前假訊息分析與揭露中，最欠缺的跨國產業鏈及生態圈分析。

當代社群網路的破壞式傳播革命所帶來的訊息戰爭，是人類社會中的常態，並不是首例。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可以說是第一個因為傳播技術革新帶來衝擊性的政治傳播，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後不到七十年，馬丁．路德不滿於天主教廷的腐敗及壟斷性詮釋教義，撰寫宣言、文章及小冊子，由於活字印刷的普及，馬丁．路德的文章被大量印刷及傳播。藝術歷史學者拉塞福（Paul Rutherford）就比喻，對於馬丁．路德及其支持者來說，羅馬教廷就是訊息的守門員，像當代新聞媒體的編輯室一樣控制著新聞的內容及產製，宗教改革的理念，透過新型、不受管制的傳播模式挑戰保守腐敗的天主教會。

而當時影響最大的不是馬丁．路德翻譯的德文版聖經，而是小而輕量的小冊子，宗教改革支持者與羅馬教廷間透過簡單、常民能看懂的文字、插畫傳播自己的想法也攻擊對方，內容和現在政黨互相攻訐的哏圖、迷因圖沒有多大差別，要是認真深究，許多內容誇大加料到也能被歸類為廣義的假訊息。

宗教改革讓世人認識到新的傳播技術能帶來強大的社會衝擊力，並改造了基督教。宗教改革產生的許多新宗派，持續使用類似方式彼此攻訐，累積太多仇怨，也爆發宗教衝突甚至戰爭，而既得利益者看到印刷術對權力的威脅，也開始加強文字印刷品審查。

歐陸的印刷品審查制度，其實也隨著歐洲勢力的擴張，帶到各個殖民地，獨立革命前的美國也不例外。許多在獨立革命時發揮重要宣傳作用的報紙，其實都是各州殖民地嚴格言論管制下的官方機關報，或是由殖民地總督指派官員兼任編輯的傳聲筒，當社會形勢改變，許多殖民政府機關報、傳聲筒的編輯或主事者，轉而支持獨立革命。例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賓夕法尼亞報》就是拿殖民政府補貼，根據統計，在獨立革命前，報紙內容僅有二一％提到北美殖民地，並且極度保持不得罪政府的「中立」。在革命後，與富蘭克林有關的《賓夕法尼亞報》及《賓夕法尼亞紀事報》都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報紙。

美國的開國先賢在革命成功後，認識到出版自由極其關鍵，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載明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要注意的是，雖然美國的各黨派政治人物都強調政治言論不受管制，但這時候他們捍衛的是自己掌握媒體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各黨派及政治人物都養了對自己絕對服從的報紙，並且除了從政府預算中撥款補貼自己的媒體運作，也任命親信在擔任公職的同時兼任報社編輯，這時的美國報紙是政治人物及黨派的傳聲筒、看門狗，不僅做業配，還直接國庫通報社金庫，內容固然有至今仍在傳頌的政論文章，但也有極其烏煙瘴氣的部分，自己做假訊息攻擊政敵，也指責政敵報紙散播謠言。

例如支持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的《美國公報》，編輯芬諾（John Fenno）身兼財政部官員，除了拿國家薪水幫總統做宣傳，還確保國家的補貼能穩定供給《美國公報》。之後美國在聯邦政府權力的設計上爆發政爭，漢米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聯邦黨人掌握了《美國公報》，民主共和黨的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成立《國家公報》與之對抗，相互罵對方是寄生蟲、瘋狗，兩邊領導人擔任公職時不斷拿國家資源擴張報紙的發行及影響力，報紙成為黨派惡鬥的側翼。

同一時間，美國經濟持續成長，並且吸納愈來愈多的歐陸移民，都市化程度不斷提高，商業報紙在印刷機效率大增下開始興起，黨派媒體是要宣傳理念、攻擊政敵，商業報紙則是為了發行量譁眾取寵，所謂黃色小報指的就是這個時候興起的商業媒體，最著名的就是普立茲的世界報集團及赫茲的紐約日報集團。歷史學家麥杰爾（Michael McGerr）就指出，十九世紀的美國，主要是黨派媒體、商業媒體及獨立媒體三種，黨派媒體在十九世紀前期是主流，十九世紀中葉後，商業媒體興起並且急速成長占據報業市場。

商業媒體鎖定社會新聞、娛樂、八卦醜聞等消息，為了銷量編故事、製造假新聞層出不窮，雖然報紙內容降低黨派政治色彩，但卻是為了衝高發行量，與各種政治人物建立關係且報導聳動式正負面政治新聞，最顯著的案例就是以極其聳動的方式報導美國軍艦在古巴爆炸沉沒的消息，在美國軍艦受攻擊的原因仍不明的情況下，當時的《世界報》及《紐約日報》用灑狗血的方式報導美國大兵的犧牲，《紐約日報》甚至直接要求美國出兵，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黃色小報可以說是美西戰爭的重要推手。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媒體環境，政治與商業的結合，媒體為了要權要利可以不要臉不說，還舉著維護美國利益的大旗戕害社會，整個媒體亂象，比起現在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美國十九世紀末媒體亂象走到最高峰，但卻沒有搞成宗教改革後釀成天下大亂由政府甚或獨裁者出面進行媒體管制及國家審查，反而透過建立媒體專業產生媒體產業自律，研究美國媒體發展的學者萊德（Jonathan Ladd）指出，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七○年左右是新聞傳播歷史上非常特殊的時期，人類歷史上充斥著造謠、假訊息的傳播模式，在這段時間因為建立起媒體自律的規範，有了大幅改善，雖然黃色小報仍存在、並且也保有極大的發行量，但許多媒體在兼顧專業及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存活並有極大影響力，媒體及記者的社會地位不斷提高，甚至被譽為第四權。

但媒體專業及媒體自律能興起也不是憑空而來，十九世紀末的進步派運動強調專業主義及厭惡兩黨惡鬥，是主要的推力之一，而二十世紀前半葉開始，也剛好是美國歷史上黨派鬥爭最緩和、兩黨意識形態差距最小的時期，此外，美國國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第一，雖然後來有經濟大恐慌的衝擊，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經軍都是世界獨強，使得人均收入高並且兼顧社會平等，此外，美國報業在經過激烈的競爭後，許多城市都只剩下一間報社。在政黨惡鬥和緩使得政治人物介入媒體意願降低、社會平等使得社會矛盾緩和、報社沒有競爭壓力下，新聞媒體工作者開始能打造自己的專業尊嚴，並且在證明仍有市場的情況下，效應開始擴散，就連普立茲都「從良」，除了公開支持新聞專業，並捐款成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還設立了著名的普立茲獎，至今仍是優秀新聞工作者戮力追求的桂冠。

所以，現在社群媒體興起造成的假訊息亂象，並不是單單是社群媒體的問題，而是前一代主流傳播管道影響力走下坡、無力應對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美國媒體在一九七○年代後就開始走下坡，除了收入銳減，也成為體制的一部分，政治人物固然不直接掌控媒體，卻透過私交、餵新聞的方式讓媒體成為體制的一部分。當一九六○年代開始民權運動、保守派運動不斷衝撞美國社會，黨派鬥爭也開始激化，加上一九七○年代後社會不平等惡化，媒體仍是整個體制的維護者，常出現維護與自己立場接近或私交良好政治人物的報導，看不見愈來愈深化的社會矛盾，專業與自律反而是自己不作為、無視社會改變、反省編採問題的擋箭牌。自由派與保守派都開始批評媒體的建制化，找空間與縫隙吸引不滿的群眾，並且期望透過媒體傳播像滾雪球般擴大，網際網路及社群媒體的出現剛好提供了工具，一開始是對體制不滿的理想主義者使用網際網路突破主流媒體，並且將其視為媒體改造乃至於社會改造的希望，但網際網路及社群網路擴大規模後，反而讓沒有底線的政治人物、網紅能與憤怒的網路鄉民結合，不斷製造出真假參半又製造社會衝突的各種傳播利器。

臺灣在這個部分更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存活的媒體是程度有別的傳聲筒，並且在有限的市場下進行商業競爭，在絕大部分新聞工作者不具備新聞專業及堅持下，雖然進入民主化時期，卻面臨更激烈的商業惡性競爭，不僅造成劣幣逐良幣，主流媒體本身更是假訊息產業鏈的一部分，除了有商業利益的考量，不用查證散播訊息既省成本又賺流量，也有與特定黨派合謀進行訊息戰的政治謀略。而臺灣相對更少量的專業新聞工作者，難以撼動整個大局。

其實對於政治人物及投資者來說，現在的假訊息及資訊操弄工廠的商業模式，才是它們追求的目標。拿出真金白銀，本來就要得到最大的政治經濟利益，體制化的媒體沒有影響力不說，還太多條條框框，同樣一筆預算，投放在假訊息及資訊操弄上，才能獲取直接的政治及經濟效益。

由新聞專業及自律建立起來的假訊息防火牆時代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從二十世紀初這個傳統之所以能成功建立的基礎，我們卻能看到更重要的東西，假訊息、資訊操弄、傳播亂象是一套鑲嵌在社會運作裡的產業鏈及生態圈，它們是從社會矛盾找到縫隙及養分才能生根茁壯，要先從深入理解、分析這個生態圈出發，才能對症下藥。

《真相製造》以深入調查採訪及分析的方式，完整呈現假訊息的跨國產業鏈及生態圈。印尼的宗教、族群衝突醞釀出假訊息的溫床，社群媒體的分眾特質及同溫層效應帶來網紅圈粉經濟，政治動員及經濟利益同時驅動各路人馬的極端化。德國則是移民社群的大增激化極右派興起，而極右派成功透過網路動員、集結，加上德國本身種族屠殺的歷史，更使得移民對於德國社會不信任。這些國家，我們都看到每個行動者，如何受到社會變化的影響，又如何因為新的傳播模式，將自己的理念與看法擴展到極致，而社會敵對情勢愈尖銳，就愈口不擇言甚至不擇手段，文鬥升級為武鬥，釀成暴力行為及恐怖主義攻擊。

更重要的，書中也具體描繪出民眾為何從一般的受眾，成為訊息產製的戰士。比起過去民眾只是單純的閱聽人及消費者，現在民眾除了透過社群網路的特性成為意見發表者，還因為網路金流機制的日趨完整，擔任訊息產製的兼職或專業受雇者，透過內容農場賺取積少成多的流量費，訊息操作已經完整架構出委託者、大盤商、中盤商、受雇者完整的產業鏈，在社會矛盾愈尖銳、愈要資訊操作的情況下，則能因為政黨、政治人物乃至於政府下大筆預算而賺取暴利。這樣的生態圈，用理念建立、業務發包、政治利益、商業暴利的複合多重機制中圈人滾錢，高尚的理念與世俗的銅臭能完美結合，共同打造訊息產製的驅動力，每個人都有任務，有機會爬升，也有可能摔得屍骨無存，政府、政黨、商業利益、公司、一般人都在社群網路乃至於實體世界的修羅場中相互聲援、撕咬。

總而言之，訊息操弄的生態圈，並不是一群陰謀破壞者，在陰暗的角落所進行的祕密顛覆活動，它距離你我僅一步之遙，自己的工作所在機構或許都曾購買相關服務、自己或自己的朋友也因為情緒被調動而分享相關訊息，這是一個鑲嵌在社會基本運作裡的產業鏈，與其他產業或多或少都有關聯。

這個訊息產製的叢林時代，最後是會往混亂到極致後由政府管制甚至於獨裁者接手收拾的局面，還是再度成功架構出新的專業及自律體制？劉致昕也花了極大力氣及篇幅，呈現各國公民社會如何對抗假訊息及訊息操作。美國十九世紀末由下而上推動的進步主義，在改造訊息大亂戰的媒體產業有正面的效果，從這本書中，我們看到的全面性訊息操作產業鏈分析再到可能的對抗性力量，對於對抗訊息操作的下一步該怎麼走提供了重要資訊及方向，畢竟從人類歷史來看，當代由社群媒體為基礎造就的假訊息及資訊操弄亂戰，並不是最壞的時代，我們仍有許多的過去經驗與當下資源，往一個新的、具有專業及問責精神的資訊傳播體制邁進。

（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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