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智:從香港到武漢,對抗系統性敗壞

端傳媒

這個新年很難過。

經歷了半年因反修例運動而起的動盪歲月,香港社會本來已受不了更多的挑戰。然而因為2019新型冠狀病毒,也就是俗稱武漢肺炎的爆發,大眾情緒再次進入全面繃緊的狀態。

更不幸的是,這場疫症似乎本來可以避免——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簡稱衛健委)在1月初,曾3次表示未有「人傳人」的證據,確診數字連續多日維持不變,導致很多人以為疫情如官方所述「可防可控」。直到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相關批示後,確診數字才全面急升而且蔓延全國。好像領導不批示,疫情就不曾存在,這難免讓人懷疑過去的疫情是否曾被刻意隱瞞,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

這個急速轉變,香港人未免感到過於熟悉,嗟憤為什麼香港的悲劇這麼快就在武漢重演一次。這裏說的悲劇,不是疫症,而是政治。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忠誠蓋過了實事求是,全面的客觀情況被迎合政治需要的片面解釋所取代,必要的解決辦法因為領導面子問題而拖延執行,於是小事變大事,大事變災難。武漢的問題,說到底,也一樣。

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
2020年1月21日,春節前夕,一名戴著口罩的女士站在北京火車站一架警車的旁邊。

走向

這場疫症將進一步激化本已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走向決裂的中港矛盾。

無可避免,這場疫症將進一步激化本已因為反修例運動而走向決裂的中港矛盾。回到去年12月底,武漢傳出疫情,香港社會大為緊張。因為回想至2003年的非典疫情,香港人同樣在前一年的年底已風聞中國大陸出現疫症,卻因中方延誤通報而導致疫情從社區爆發。最終香港斷送近三百人的性命,後來中國衛生部長張文康亦因隱暪疫情而被撤職。

這段天災變人禍的歷史,香港代價慘重,港人印象深刻。

但總有一些內地民眾對人禍「選擇性失憶」。疫症初臨時,不少內地民眾甚至在港的留學生,對香港人的緊張情緒不以為然,網上留言版不乏取笑本地生過敏和神經質的說法,甚至認為對疫情的關注只是香港人歧視中國大陸的另種延伸。

然而,官方最終自打嘴巴,說沒有「大規模擴散」的疫情最終全面擴散;聲稱沒有「人傳人」,結果到現在中國境內已出現不經疫區卻被感染的病例。在擁有新聞自由的社會中,港人有機會看得一清二楚,但在牆內,起初卻因信息不通而欠缺警惕。

如此落差,導致目前確有部分香港人對疫情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把1月初內地民眾在傳媒訪問中,聲稱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來分享和取笑。我當然不同意這些說法,也認為落井下石於事無補。

如此落差,導致目前確有部分香港人對疫情持幸災樂禍的態度,把1月初內地民眾在傳媒訪問中,聲稱相信政府已控制疫情的片段,拿出來分享和取笑。甚至有輿論認為中國大陸的民眾盲目相信政府,就算染病也不值得同情。與此同時,也有很多香港人提出要封關,全面停止中國大陸的旅客來港。

我當然不同意這些說法,也認為落井下石於事無補,我也明白像封閉香港的討論也容易被扭曲為港人在借機煽動仇恨。

這樣的發展,十分可悲。畢竟,香港人和武漢市民所面對的,其實是同一專制帶來的惡果。

2020年1月24日,市民到香港的黃大仙廟上頭柱香。
2020年1月24日,市民到香港的黃大仙廟上頭柱香。

港府為何又敗了

我常用「系統性敗壞」來形容香港的問題,也就是說香港的問題不是個別的人或群體所致,而是一環扣一環的。內地傳媒常常把過去半年香港的動盪歸咎到香港的經濟問題——我當然同意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很大問題,但為什麼特區成立22年來都未能推行有效的改革糾正?為什麼特權階級仍能橫行無忌?這就必須要從特區政府本身的認授性危機中找答案。

但說到這,就涉及各式各樣的政治架構爭議,而內地傳媒對此就無法明言。於是乎,當中央政府為香港問題開出錯誤藥方弄得火上加油時,中國大陸的民眾就無法客觀評價,還以為是香港人自尋煩惱。

過去半年,香港出現和過去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傳統完全不相配的暴力抗爭,引來不少譴責,被批評為「就算訴求正確也不應用錯誤方法」。然而這些暴力抗爭的出現,本身也是整個社會的系統性敗壞的一部分。譴責抗爭者不會使他們停止,糾正系統性敗壞才能夠。

這個系統性敗壞,當然也影響到當前的防疫工作。由於特區政府本身欠缺管治認授性,在「防疫」這種特別講求公眾信任的公共危機中本來就舉步維艱——政府叫大家放心,大家反而更擔心。原本防疫或許是港府在運動後重建信任的時刻,但很可惜,港府這次的表現依然令人失望。

原本防疫或許是港府在運動後重建信任的時刻,但很可惜,港府這次的表現依然令人失望。

例如起初政府只提出乘搭飛機入境的旅客要做健康申報,高鐵方面卻遲遲不做;到了有高鐵旅客帶病入境了,政府才忽覺今是而昨非。身在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林鄭,在港爆發本地個案後未見提早返港領軍抗疫,政界不少人批評她不智;而林鄭返港後的記者會也被詬病不注重細節,在內地前線醫療資源仍不到位的情況下,她向國家申求「口罩支持」則令人哂笑。

2020年1月23日,香港高鐵西九龍站,旅客等候上高鐵往內地。
2020年1月23日,香港高鐵西九龍站,旅客等候上高鐵往內地。

相對於台灣政府直接禁止武漢旅客入境,甚至相比澳門政府在確認病例之後迅速反應並與珠海保持溝通,特區政府無疑顯得進退失據;而香港的醫護系統也壓力爆煲,面臨是否要罷工的兩難,港府對此卻毫無進益。港府的失責與疏於承擔,只會進一步將矛盾與仇視轉移到民間——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強化,不外如此。

港府的失責與疏於承擔,只會進一步將矛盾與仇視轉移到民間——中港矛盾的每一次強化,不外如此。

要糾正的是系統

回到武漢的疫情,宏觀一點來說,每天都在中國各地以各種治理危機的方式發生:當專業判斷慣性被政治任務蓋過,敢於發言糾正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但事情由自然法則所限,不會因為長官意志就不會發生,差的只是下一次發生的方式,是化學品倉庫爆炸、還是地鐵工地路陷,甚至死亡數字是否足以引起注意。

這些事情第一次發生的時候還可怪罪於個別人員的錯誤,但當接二連三持續發生而又長時期不得到糾正時,就和香港的問題一樣,總得開始問一問是怎樣的制度容許悲劇重演,又是誰在阻礙公眾討論「制度該如何修正」。

當代中國常以發展速度之快自豪,但說到制度問題時「中國速度」又忽然失蹤。例如假奶粉和假疫苗醜聞已經超過十年,為何今天民眾仍要湧來香港買奶粉和打疫苗?在一個信息不公開的社會中,特別容易出現對政府的盲目信任或盲目不信任,這原是傳播學一年級生就懂得的道理。而這問題從來不是靠投擲資源或技術就能解決,要糾正的是系統。

可以預期,下一波的劇本大概會是這樣的:首先是讚揚留守醫護人員的無私無畏,再來就是外地支援隊伍的捨己為人,本地市民如何沉實應對,當然不能少的是傳播正能量,動員明星出來發貼支持上微博熱搜。責任問題誰屬?很可能是讓網軍多發幾幅「吃蝙蝠喝蝌蚪」的照片,讓大家一方面取笑和譴責,一方面把問題的源頭個人化,把焦點從官方應對遲緩轉移出去。真的不行了,就來個地方與中央切割,一切都是地方政府的錯,害得「要中央出來收拾殘局」,讓危機變成權鬥和排除異己的機會。

問題來了:建國70年來,地方騙中央這件事從來沒有停過,「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畝產萬斤只不過是其中一章。我不肯定「白事當成是喜事辦」的作風今次會否繼續有效。四川地震可是死了六萬多人,夠嚴重了吧,之後還不是把提出制度問題的人關進牢房了事?但地震的毁壞是一次過的,疫症卻是慢動作和不知道何時結束的,帶來的社會反應未必一樣。再者,隨著近年中央集權變得嚴重和極端,有說正正架空了威權政府本來最擅長的動員力量,因為等待上級指示和害怕站錯隊的政治文化蠶食了原有的行動力。

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還剩下甚麼?

以前官方論述總說西方的民主制度沒有效率,中國的政治體制優勢在於行動迅速組織力強。這次抗疫的黃金時間卻偏偏因為政治因素而錯過,不知道多少人要因此而賠上性命。如是者,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還剩下甚麼?

2020年1月25日,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武漢的一座橋上行走。
2020年1月25日,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在武漢的一座橋上行走。

公民社會此其時?

兩年前我到過武漢,尋覓中國近代革命的足跡。來到這個革命勝地,卻感受到各式各樣的不協調。辛亥革命博物館對義和團的描述,是「發生在中國北方的大規模群眾自發反帝愛國運動」,「在八國聯軍和清政府的聯合鎮壓下失敗」,如此評價讓我差一點忘記了陳獨秀說過「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過去從中國歷史學到的武漢,明明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地方,為什麼會變得這麼保守落伍?

國家的力量原來只會體現在對付人民的時候,人民需要保護時卻不堪一擊。

但是武漢始終是一座大學城,有年輕人的地方就有希望。經歷這樣的一場人禍,我相信總會有一位年輕人反省自己是否原來一直活在《楚門的世界》。從前說國強則民安,這場疫症卻告訴我們國強原來不一定民安,因為在位者其實更熱衷於欺上瞞下,保護自己。國家的力量原來只會體現在對付人民的時候,人民需要保護時卻不堪一擊。

政府失信,系統敗壞,不如互相依靠。四川地震之後,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自發救災,2008年被稱為「中國公民社會元年」。近年來政治上的猜疑把當年的公民社會網絡全數打破,個體變得更加原子化,可信賴的機構消失。雖然會事倍功半,但這次肺炎中,內地民間也用各種方法展開自救。重建公民社會,此其時也,民強則國安。

(梁啟智,時政評論員,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

原文鏈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127-opinion-hk-2019-ncov-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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