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精神健康研究刊《刺針》:去年每5人有1人疑患抑鬱或創傷後壓力症 近半不求助反映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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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學權威期刊《刺針》發表由香港大學醫學院進行的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顯示,在2019年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9至11月期間,18歲以上成人,每5人就有1人(22%)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患病率與經歷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港大研究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 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

研究表示,曾參與6月兩場大遊行的人(6月9日及16日),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比率較沒參與者高,指可能是因為曾參與遊行的人,普遍之後有較高機會目擊或經歷暴力衝突。另外,每天瀏覽社交媒體上的社會政治新聞或事件逾2小時者,亦可能有較高風險疑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

研究亦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對私隱的考慮。研究人員認為,現象反映對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分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現已避免求醫。

研究由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領導,成員包括港大公共衞生學院臨床助理教授倪宇軒醫生及多名研究生。研究人員過去10年進行「愛 +人」隊列研究,在社會動盪發生之前、期間和之後,評估市民所承受的精神健康負擔。研究在2009年至2014年佔領運動之前,進行過兩次(2009年3月至2011年4月、2011年8月至2014年3月)分別涉及逾18,000名市民的調查,及後持續向當中逾1,000人進行調查。

研究以2014年佔領運動前的數字作為基線,與另外兩個階段的數據作比較。第一個階段為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及之後,對1,213至1,715名成人進行5次調查(2014年10月及11月、2015年3月及11月、2017年9月);另一個階段為於2019年社會動盪出現的6至8月,以及9至11月兩段時間內,對1,600至1,736名成人進行調查。研究人員透過分析受訪者填寫的問卷,評估疑似抑鬱症和懷疑創傷後壓力症的患病率,以及出現有關症狀的人數比例變化。研究以病人健康狀況問卷-9(PHQ-9)評估受訪者的抑鬱症狀(持續情緒低落,症狀包括記憶力衰退、失眠、對事物失去興趣等),及以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評估創傷後壓力症
(通常發生在經歷創傷事件後,症狀包括不斷想起事發畫面、發惡夢、嚴重焦慮等)。

港大研究估計,於2019年社會動盪期間,接受調查的18歲或以上香港居民當中,出現抑鬱症狀的比率為37%,有自殺意念的為4%。至於疑患上抑鬱症的人數比例為11%,為2014年之前(2%)的五倍;與佔領運動後、即2017年的6.5%相比,則高出逾七成;同時亦是10年內最高。換言之,與10年前相比,現時疑患抑鬱症的成年人口,增加了59萬人;相比起反送中運動前夕,則增多了30萬人。

另外,團隊自2014年佔領運動後,開始調查出現創傷後壓力症(PTSD)症狀的情況。就出現PTSD症狀的人數而言,首次調查、即2015年3月時錄得5%,同年11月回落至2%,2019年6至8月暴增至近17%,9至11月再升一倍至近32%,相當於由傘運後到去年反送中運動,增加了190萬人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症狀。

研究指,若受訪者出現創傷後壓力症症狀,同時曾直接曝露於創傷性事件,如目擊發放催淚彈或目擊肢體暴力情況,則會歸類為懷疑患上創傷後壓力症。調查指,20%受訪者曾曝露於催淚彈之中,亦有20%曾目擊暴力或嚴重受傷的情況。去年社會動盪期間,懷疑創傷後壓力症的患病率約是13%,即相當於約81萬名成人。

港大研究分析,對修例的政治取態與疑似抑鬱症的關聯不大,但持中立態度的人及沒有參與6月兩場大遊行的人,患上創傷後壓力症的機率低近半,研究指,可能是因為曾參與遊行的人,普遍之後有較高機會目擊或經歷暴力衝突。另外,每天瀏覽社交媒體上的社會政治新聞和事件2小時的人,可能有較高風險疑患上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舉例如示威者常用的Telegram及連登,分析指可能是因為當中愈來愈多的極端內容,包括假新聞,以及社交網絡的情緒感染。研究認為,家庭的支持或可以緩衝壓力對精神健康的負面影響,減低患上抑鬱症的風險。

研究分析疑患抑鬱症的人口資料,超過60歲的疑患病率最高(16%),略高於18至39歲(11%);教育程度以小學程度最多(15%),其次為中學(12%),最後是大學(9.5%)。

至於創傷後壓力症情況則較為不同,以18至39歲疑患病率最高(21%),較40至59歲(11%)及超過60歲(10%)高一倍;教育程度則以大學程度最多(20%),中學及小學分別為12%及11%。

研究亦問及受訪者會否尋求專業協助,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原因包括認為自己可以處理、正向家人或朋友求助、認為專業協助不會有用等。超過五分一患上懷疑創傷後壓力症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對私隱的考慮。研究人員認為,現象反映市民對政府的不信任,覺得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分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現已避免求醫。

研究人員估計,在2019年出現社會動盪期間,額外有14萬名成人需要尋求支援抑鬱症的門診服務,以及大約36萬名成人會尋求與創傷後壓力症相關的支援,估算對公營醫療系統所提供的精神健康服務需求,可能出現約12%增長,認為服務提供者應該作出準備,有需要大幅增加相關服務的供應,以應付額外需求。

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表示,香港缺乏足夠資源面對額外精神健康服務需求,人均精神科醫生比例只有英國的大約一半, 而公營醫療門診服務的平均輪候時間最長達64周,認為有需要增加精神健康及社會支援服務的供應。

此外,報告提及是次研究的數個局限,包括:未有調查在參與活動人士中佔相當比重的18歲以下年輕人,同時亦未有特意過度抽樣警員評估其精神健康狀況,或低估香港人口實際上承受的精神健康負擔。報告又指,患上疑似抑鬱症或懷疑創傷後壓力症,可能僅反映對異常事件出現的精神困擾,而非確實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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