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二二八策展十年後,她寫下這本書:我要讓受難者重返榮耀

端傳媒記者陳筑君、實習記者趙安平 發自台北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作者黃惠君。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作者黃惠君。

「台灣傷痕歷史研究者」——黃惠君自我定位的專業身份在台灣恐怕獨一無二。這位原本在法國巴黎攻讀社會學的學者,1994年返台後,投入台灣近代政治史研究。特別名為「傷痕」,意味著她專注研究的題材——美麗島事件、台灣戰後反對運動、白色恐怖乃至於二二八事件,每一份材料裏都有國家機器鎮壓的煙硝和反抗者的血跡。

2005年起,她的身份從「作家」走向「策展人」,她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策劃「台灣之愛:1947二二八到1987解嚴」、「陳澄波與蒲添生紀念特展」、「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常設展」等。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是黃惠君的新作,寫作動機源於太陽花事件後她受邀演講時,發現年輕人竟無一能講出任何一個二二八受難者名字;於是她下定決心要寫出一本有當年社會政經脈絡、感受得到受害者對自由、民主、平等追求的書,並希望透過文字讓讀者重新認識那個歡迎曲變調、走向全面反抗的一段民主路。

以下是黃惠君接受端傳媒專訪,暢談她對這本書寫作想法與對二二八事件研究心得的內容紀要:

端傳媒(以下簡稱「端」):關於二二八的書籍過去出版相當多,不知道您當初在寫這本書時是怎麼思考的?

黃惠君(以下簡稱「黃」):我想要解決二二八事件論述或敘述過度僵化的問題。

首先是冤魂論。「我的父親什麼事都沒有做就被抓走了、我的先生什麼事都沒有做就被帶走了」,還有坊間或教科書裏都還是說因為緝菸血案,然後發生衝突,但中間沒有細節,就說很多人被屠殺了、台灣人被屠殺了。這當中有一些邏輯問題,因為如果只是一個緝菸血案的話,不會有那麼多的各界領袖被屠殺,所以有太多的missing link。

我自己也反省到了一個問題:我們過去對二二八的陳述或論述都還深陷在白色恐怖的恐懼底下。受難家屬他們長期受到監控,很多陳述是在那個巨大恐懼跟扭曲底下而呈現出來的聲音,事實會跟那時的真相有一定的距離,所以我更想去尋找那個跳動的歷史局面,我有一章就叫〈全面反抗〉。

我希望拉開歷史的感知,何以當時的人幾乎是全部站出來?當時事情發生在台北市,為什麼全台各地連動,就像電流通遍全體台灣人的心靈,我也想建構那個深層的心理感受是什麼,而這一點是過去歷史學者比較少會去提到的。

所以為什麼我需要去講二戰結束那一天對台灣人而言是什麼,這一點很少被好好地陳述出來,就我書裏頭寫的:前一天台灣人叫做日本人,二戰一結束他得叫做中國人,那是一個多麼激烈的變化,換國旗了、換國家了、換語言了,那認同呢?認同是情感,在那一刻有多少人轉得過來、有多少人轉不過來?

林茂生攝於書房。
林茂生攝於書房。

像當時的知識份子林茂生(編按:二二八事件時擔任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在事件中遭政府殺害)的一段話就讓我特別有感受,他以為台灣光復,從此一語言、一國家、一民族,他的社會跟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對立的,什麼意思呢?因為在日本統治底下,如果有漢意識的人,他認為他的脈絡是漢文化,可是皇民化運動卻要他改姓氏、要他不准再使用中文,必須徹底地講日文,在戰場上兩個國家是敵對的,所以林茂生說:我的國家終於可以不再是敵對的,我的社會可以不再是對立的。日本發動戰爭時,當時台灣人非常地糾葛,那戰後這個糾葛再來一次,你瞭解嗎?就是前一天是敵國,隔一天要變成祖國,這個都是非常激烈的一個變化,但這個很少被現代人感知到。

二二八的發生跟這個巨大時代變動是密切相關的,也因為林茂生有着對一國家、一民族、一語言,從此我們的人格能不用再分裂這樣的期待跟深層的感受,也才有後來極端的失望,因為新的統治者還是用軍事化的暴力加諸在台灣人身上,你看「語言」,我講得很清楚,一年就廢了日文版,讓很多知識份子成為文盲或半文盲。

我的書中有一個脈絡是司法界菁英的努力,你想想,政府犯罪、軍警犯罪、人權遭到迫害,誰會第一個知道?就是法律跟司法界的人,他們秉持對良心跟公義的追求,認為該辦就要辦,當國家統治者不守法治的時候,他們群起反抗、沒有怯懦。我剛說兩個時代的掙扎,以前在詮釋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很少被拉到那個源頭來看,你不了解那個源頭,你就不知道一年多來台灣人的真實感受是什麼,你也就無法理解何以在緝菸血案一發生,公署不辦這個開槍打死人的警察時,人民選擇隔天去抗議,而當抗議民眾遭開槍時,人民會選擇群起反抗。

我用前面兩章來講這一年多來,台灣在政治經濟上所出現的問題,這些以前歷史學者都會提到,但我希望能觸及那個深層的心靈感受,以及台灣人被屈辱的部分,像是語言問題過去比較少被講得這麼多,但語言是一個key point,那個情緒是一直被壓抑着的。

二二八引爆後,過去歷史學者比較容易忽略三月一日到八日這段期間,其實這段期間每天的變化都是非常劇烈的,一個是人民的部分、一個是統治者的部分。

對統治者部分的描述,今天已經民主化了,你必須回到用「轉型正義」的角度去寫歷史、去看歷史,這恐怕也是過去歷史學者比較困難的,因為他們的學術訓練不會是用這個角度去寫,但我比較沒有負擔,我可以直指統治者犯的罪行是什麼,我裏頭就不斷講到他們犯下了違反人道的罪,譬如說,殺害張七郎(編按:醫師、制憲國民大會代表、花蓮縣議會議長。後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其子張宗仁、張果仁被捕處決,父子三人同時遇難)的是當時的縣長張文成,這個在很久以前中研院就公布了,但我書裏頭會進一步講,如果加害者是誰,罪證都已經具陳了,為什麼民主政府仍然沉默?你不是每天都在說加害者在哪嗎?為什麼當加害者已經知道的時候你裝作不知道?

台灣人的主體性從模糊到清晰,是在歷史的擠壓中漸次形成的。國民政府剛來時,沒有人會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化」,但「中國化」政策背後所立基的「奴化說」,卻把台灣人的心傷透了,更陷入重被殖民的憂慮。

摘自第一章〈兩個時代的掙扎〉

端:承上所說,台灣坊間有關二二八的書籍非常多,這本書與其他二二八書籍有何不同?

黃:仔細分析這些二二八出版品,不過就幾類,一個是當事人或家屬的口述歷史,這有個別的記憶卻欠缺整體的圖像。另一個類別是國史館出版的史料彙編,史料彙編就把當年的公文檔案直接印刷出來,一般人很難辨識,光看懂那些潦草的字跡就很困難,我是去消化吸收這些,不管是片段的史料或艱澀的史料,然後有一種想要跟大眾溝通的熱情,試着把它書寫出來這樣子。

作者會把潦草的字跡的公文檔案重新整理一次,方便讀者理解。作者打開一頁為1947年3月11日,陳儀呈蔣介石的第一批名單,即是遭「密裁」者,為台灣媒體、政治及司法改革領袖。
作者會把潦草的字跡的公文檔案重新整理一次,方便讀者理解。作者打開一頁為1947年3月11日,陳儀呈蔣介石的第一批名單,即是遭「密裁」者,為台灣媒體、政治及司法改革領袖。

我在自序也講到,這本書是在過去二二八研究者點起的燭光下前進,譬如說這幾年那批機密檔案,國防部、保密局的檔案陸陸續續地出版,我這本書就運用了裏頭資料來分析當時政府運用暗黑力量,且怎麼運用特務跟流氓潛入當時的改革團體處委會,而把抗爭的行動暴力化。

還有一體兩面就是統治者眼中的叛亂者,事實上是人民心中的反抗者,為我們爭取那個時候所沒有的平等、民主跟自由,所以我特別講《台灣新生報》的副總編輯吳金鍊跟總經理阮朝日,這也是這一批機密檔案出土之後才有辦法看見。

一個人被陳儀、被當時的統治者不管是判了死刑,或是用最違反人道秘密逮捕之後暗殺的方式對待,當我注意到這個類別時,我意識到這個是台灣的民主先驅,如果他們不是為我們想要擁有一個更美好社會努力的話,他不會犧牲。

這些人是為我們爭取平等、民主、自由的人,所以整本書有很大的脈絡是在講他們當年的努力是什麼,而那些努力不過就是我們今天所享有的這一切,但當年統治者可以恐懼到不讓他們活,要求任用本省人有這麼可怕嗎?可怕到非要用秘密逮捕之後暗殺的方式不可嗎?這背後是整個極權統治的結構跟壟斷權力的這樣的一個極權獨裁體。

另外,我不認為這些統治者的恐懼是來自國共內戰。過去這個分析有利統治者,只要把它說成共產黨,我逮捕你、我殺害你就理直氣壯;中國也想享受這樣的好處,認為你反對了當時的國民黨好像是支持共產黨,可以讓他們拿來做統戰,但這都是先曲解掉歷史之後拿來做它自己政治上的運用,這個要被拆解。

所以我這本書都在講台灣從土地裏頭,從根長出來的那一個民主力量是什麼。我回溯到日治時代的民眾黨自治運動,這些人二戰結束時是都活着的,從在日治時代開始,他們就跟日本人要平等、民主、自由、選舉。我一直講,台灣反對黨不是解嚴前後才出現的民進黨,反對黨是從日治時代就有的台灣民眾黨,但他們後來都在陳儀的密裁名單中。

二0一五年中研院台史所出版保密局台灣站二二八相關檔案,出現進一步內容。在朴子鎮二二八處委會名單中,赫然發現治安組組長黃錫鏞的名字上註記:「總部第三諜報組運用」。……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介入甚深的陳逸松律師(時為國民參政員)與劉明(九份礦業鉅子),在陳翠蓮教授的研究中,發現他們與軍統特務機關密切合作。

摘自第七章〈面具下的執政者〉

端:寫這本書的困難之處是什麼呢?

黃:我覺得第一個困難是因為我一開始企圖要勾勒那個時代,但一個時代怎麼有可能是我個人而且是這麼短的時間裏頭就有辦法達成的呢?所以我必須有所割捨,我只能夠擇一些重點,譬如說武裝的部分對我就很困難。

1997年我做美麗島事件口述歷史時,聽過施明德講,他在高雄火車站前面,看到當時的學生,端着槍跟政府軍作戰,非常勇敢。後來他都跟受難家屬說,你的父親不是冤魂,是英靈,這段話我就一直放在心裏。這本書對高雄的武裝雖然沒有能力去處理,但我把當時武裝最激烈的嘉義整個完整的建構起來,然後發現原來嘉義的武裝抗爭對當時的陳儀產生非常巨大的壓力,因為這個確實迫使陳儀在三月六日晚上必須就立即宣布長官公署改成省政府,縣市長七月一日遴選,各廳長任用本省人,但八日軍隊就來了,他其實只是用答應民主承諾來爭取時間。

而這又牽扯一個觀點,以前的論述都說台灣人被騙了,但這其實抹煞了當時所有台灣人的努力,就是說,台灣人確實被騙沒錯,但台灣人在那個時候的努力是什麼,很少有人去把它講清楚,像三十二條要求,很多學者會說是王添灯旁邊的人寫的,但在我看來明明就是全台灣各地的處委會提過來的東西,只是要有一個人下去彙整,可是從來沒有人去講說這是台灣人的集體訴求,少了當中的公共性、集體性,甚至對一些人的死因也不往他們對整個公共事務的努力去解釋,而把它解釋成是私人恩怨。

以前對施江南(編按:醫師,1940年當選日治時代的台北州議員,1947年3月初擔任二二八事件的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不久於事件中遇害)跟李瑞漢、李瑞峰(編按:兩人為兄弟,皆為律師。戰後李瑞漢當選台北市律師公會會長,二二八事件爆發後曾召集公會開會,對陳儀提出改革意見。之後兩人一同遭捕遇害)的解釋都停留在說,因為他們幫一位捱軍官告的護產科醫師辯護、作證,所以軍隊來了之後,這位軍官就想報復;這位醫師是因替這名軍官太太接生,軍官太太卻意外身亡而被告。這裏面當然有私人恩怨,但因為展覽的關係,我就把資料調出來看,這些人的名單,是陳儀親手寫的,是他的筆跡。

我就提出我的判斷:施江南我認為是因為他不斷地在救助台籍日本兵,這也是研究嘉義給我的心得,當時台籍日本兵一一組織起來,去把軍隊圍在水上機場裏面,不讓他們衝到市區再開槍打傷嘉義市民,那誰是救這些台籍日本兵的人,就是施江南,所以他有絕對的影響力,陳儀非常害怕這些台籍日本兵被組織起來。

那李瑞漢跟李瑞峰更重要,因為他們是被陳儀點名秘密逮捕跟暗殺的,你怎麼還可以說他是因為軍官的老婆難產死的所以軍官報復。那他們為什麼被點名?因為他們想盡各種辦法想改變整個司法系統裏頭的人事,他們要求任用本省人讓陳儀恐懼到要滅殺這些leader、這些主張者,所以我說二二八是為我們爭平等、民主、自由,任用本省人就是在爭平等。

當王添灯代表處委會,帶著彙整各地意見的三十二條要求與陳儀會面時,陳儀當場翻臉,嚴厲拒絕。歷史檔案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從來不是這三十二條民主議案,或在混亂狀況下又增加的十條有什麼問題,即便這當中政府確實安排情治人員滲入,提出更激進的主張。真正的原因只是因為,明天軍隊就到台灣了,官方需要布置出可以宣布戒嚴、可以逮捕改革人士的理由及狀態。

摘自第七章〈面具下的執政者〉

端:您書中多次提到要讓二二八受難者「重返榮耀」,您認為這還需要哪些努力?

黃:讓他們重返榮耀不是我一本書就能做到的,是國家要給他們honor。現在忠烈祠供俸的是為中華民國當年建立而殉難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或者是願意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人等等,但為台灣這個地方自己的民主努力過的人,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給他們這樣國家等級的honor。

以法國大革命為例,他們是以武裝取得民主,是用鮮血澆灌土地,這成為他們馬賽曲當中的靈魂,在他們國家每次有危機的時候召喚他們,像《查理週刊》事件還有後來在音樂廳裏頭的殺害,法國人三百萬人上街頭他們講什麼,他們唱馬賽曲,他們喊民主自由、Fraternité(博愛),就是友愛所有的人如我的兄弟,他說我們都是查理、我們都是穆斯林,他們是重新召喚立國精神度過危機,不然,他們可以在那一刻就選擇極端的種族主義,選擇把難民排擠出去,很容易各國都是這樣,可是法國沒有,為什麼?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歷史裏頭犧牲的人,為他們爭取到自由民主平等,他們不會就這樣讓渡出去。

「公與義的堅持」展場內,展出了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右起李瑞漢、李瑞峯、陳金能。
「公與義的堅持」展場內,展出了於二二八罹難的法律界人士,右起李瑞漢、李瑞峯、陳金能。

同樣地,台灣在歷史裏頭為我們的自由平等民主死難過的人,就是二二八這一群及後來白色恐怖的這些人,我們連他們是誰都不認得,我們對這樣的價值也沒有辦法在有一天國家碰到危機時,可以像法國人一樣真正知道說我們的遺產是什麼,我們要誓死捍衛它。那台灣絕不妥協的歷史給我們的遺產是什麼?就是這一些啊!但我們卻不讓這些歷史被看見,我們只急着找自己政治上的需求,所以很多人說歷史要做什麼?歷史就是建立價值、建立我們共同的連結,這才是歷史。就像二二八事件的人民,軍隊怎麼可以一而再、再而三進入市區就開槍掃射呢?不可以的,所以軍隊不退,人民不退。

大家普遍知道二二八事件中台灣菁英受難,卻很少意識到「密裁」這個屠殺形式,其實就是暗殺。……檔案揭露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一日,第一份「人犯」名單就呈送蔣介石了,是目前所見二二八事件中最早的一份名單……是誰「被強迫失蹤」?這份名單涵蓋了三大領域的人士:一是媒體領袖,二是「反對黨」成員,三是法律界領袖。

摘自第九章〈殺戮輓歌〉

端:您從事二二八紀念館策展人逾十年,過去的策展經驗是否對本書有影響?

黃:影響非常大,甚至影響了我的幾個重要的論述。

首先,我自序裏頭講到,2005年我剛做二二八研究第二年,我看到當年台南《中華日報》報導,台南市市民大會,市民大會喔!要求市長立即民選,群眾的力量很清楚、民主的訴求很清楚。我要講的是,同樣一件資料,因為策展的關係,一定要有視覺,視覺在展覽當中就是證據,跟歷史可以劃上等號的就是證據,所以我不可能去引述誰的講法而已,我一定要有可以互相佐證的視覺上的證據或東西,這個我才會寫。

所以策展對我的影響就是,第一個一定是一手資料,包括當事人或家屬的口述歷史、公文檔案,然後我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去看當年的報紙,因為我想要回到那個時代,跟着他們一起看、一起聽、一起感受、一起知道,甚至我去假想如果我生活在那個年代,我看到什麼、我會怎麼反應、我會怎麼思考。

最明顯就是蔣介石的那個紅批,因為學者會看的就是黑白的,我因為要做展覽,一定要去調原件,當我看到這個原件的時候,非常地震撼,因為我以前做過白色恐怖的研究,我看過很多蔣介石在政治犯判決書上的紅批,一整張的判決書都是用黑色毛筆字寫,到最後蔣介石會用紅筆寫什麼?譬如這個人刑期五年,蔣介石就會用紅筆寫說:如此重大刑犯,如果出去之後再犯該當如何?就把他改判死刑。從過去這麼多判決書被他的紅字改判刑期,你就知道蔣介石的紅批高於法律。而這個派兵手令居然整張都是紅字,這前所未見,意味着:我就是要見血。

主席蔣中正回覆陳儀派兵之請:「已派步兵 一團、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起運。」
主席蔣中正回覆陳儀派兵之請:「已派步兵 一團、憲兵一營,限本月七日由滬起運。」

這都是因為策展出身而有不一樣的觀察,我一直引以為重點的「密裁」名單,也是因為做展覽要調到原件,我又有口述歷史的素養,然後就去查每一個人在哪一天被帶走,哪些人被密裁,除了王明朝的屍體在基隆港發現,其他都是被密裁的。然後我一去比對字跡,這是陳儀的親筆字,每個名字都是他親筆寫下的,而這些人都是常常去找他的人,像施江南就是一天到晚去找陳儀,要他趕快派船接日本兵回來。

在基隆碼頭,施江南很溫暖的告訴大家,已幫忙籌到讓大家回家鄉的旅費及部分的生活津貼了。……為什麼陳儀非要殺施江南不可呢?……我認為陳儀害怕的是原台籍日本兵被組織起來,因這股力量只要武裝起來,有領導,就有辦法對他的政權造成威脅,而施江南是救護他們的人,具有絕對影響力。

摘自第十章〈畫像〉

端:對蔡英文總統第一年的二二八講話會有期待嗎?

黃:當然。第一個我要問,對於已經很清楚地看到當年統治者犯下違反人道的罪行,妳打算怎麼處理?加害者一小部分找出來了,不是不能找得到,那妳會不會繼續找?因為每一個遺體的空缺,都是真相的空缺、責任的空缺。我有寫到,某些人被帶到軍法處去,之後呢?他不是被蒙面的一個人殺掉,他是進入到當時的系統,然後在系統裏不見,所以不是不能查,但是政府從來沒有去查過。

問題很簡單,這些密裁名單上的人,他們被集體暗殺,政府怎麼可以不去查是怎麼回事?你只想抓着蔣介石,而不願意正視整個統治手法跟統治階層的罪行,根本就抓着蔣介石,然後讓這一些真的為惡的人可以躲過所有的罪責。

為什麼轉型正義那麼重要?如果今天張七郎確實是當時縣長張文成下令的,這仍然跟我所說的民主化密切關聯,因為只要縣市長直接民選,當選的人是張七郎,就不會是張文成,所以張文成害怕民主到來他自己會失去權位,而殺了那個可能當選的張七郎跟後來有可能繼續參選的他的兩個兒子,這樣的人會無罪?可以如此嗎?這些問題蔡英文都必須回答。

蔡英文要轉型正義,她就必須提出未來轉型正義要努力的方向是什麼?就是說,妳知道這些人是為民主殉難,是因為爭取民主而被當時的統治者暗殺,妳要給他們的規格不只是回復名譽,我一直講要重返榮耀。蔡英文是一國元首,可以代表集體台灣人民向他們致敬,那妳要講出妳為什麼要跟他們致敬,如果連妳都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而犧牲的話,又怎麼會生出要對他們致敬的情懷呢?

《激越與死滅:二二八世代民主路》

作者: 黃惠君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日期:2017/02/15
﹝遠足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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