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區」日記：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

【編者按】在上一篇日記中，作者寫到他的外籍妻子帶著孩子離開中國，而他選擇留在武漢與父母相伴。封城的日常，是等待的日子。而即便對於那些沒有患病的人而言，時間也常常在拷問中度過——對自己的，對他人的，對信仰的。文章首發於作者微信公眾號「世風」，端傳媒獲授權轉載。

要是說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就是封城二十天後，大家還沒有失去幽默感。印象裏，幽默應該第一批在疫區消失的情緒。憤怒和絕望的風暴後，幽默頑強地翻過身，重新站在平起平坐的地位。悶在家中催生的段子，塑料袋和水瓶拼湊的出行防護，地方上蠻橫直接的標語，和疫情新聞一樣地廣泛流傳。

沒有病人的家裏，時不時傳來笑聲。笑聲比往常的大，笑點因為這場病毒降低。社區阻擋人出門時的方言，便能把人逗樂。大家也沒有為了開心，特意去找喜劇或娛樂節目，那樣的觀賞仍然不合時宜。幽默一定要圍繞這場疫情本身。這給了它不同尋常的含義。幽默不作一時的逃避，而是另一種提醒危機的語言。

姥姥在這場疫情中學會用智能手機。她之前對此的抗拒被每日與孫輩對話的需要打敗。她花在短視頻的時間越來越長，與過去七十多年篤信不疑的官方媒體落了芥蒂。她知道了「闢謠」二字，把pi念做bi。電視新聞播報時，她走過來說，還在闢謠嗎，我看要闢謠到什麼時候。我被這句話逗樂，說，姥姥，你快成我們家的憤青了。

她是我們家中行動半徑最大的一位，清楚知道清晨垃圾車來小區的時間，掐準時候出去透氣，關門前返回。二月十一日後，她決定不再冒險。武漢所有小區實行封閉管理，有無確診疑似都一樣。我們吃驚該指令下達之遲。全國其它省份已有實踐，唯獨疫情中心的武漢，現在才開始推行。其實進了二月，小區保安就不斷拿此開玩笑。

往年冬天，他們披軍大衣，今年例外，裹着厚毛衣和襖子，外面罩上保安制服，把衣服撐得鼓起來，臉上還是那麼幹癟，看上去很不協調。他們不能扎堆和群聚，每人分配到不同出口，在那裏各守小屋。不再有居民來閒聊，保安以嚇唬路人為樂，說，小區明天就封了，路就不走了了。居民聽後奔走相告，到了第二天，大門敞開依舊。如此來回幾次。

等到小區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說笑，低着頭，彷彿指令是被他們不幸言中的。取而代之，網格員站在門口，戴紅袖箍，中年，一男一女。男的不好說話，陰着臉，認定凡是申請出門的人都是沒事找事。在此之前，我們未見過什麼網格員，社區電話打不通，物業電話我打去，對方調低了電視的音量，問說，麼事。我說，小區裏有沒有確診的，消殺有安排嗎。對方回答，不曉得，掛了電話。同日，武漢市委書記在電視上宣布，戶數排查率98.6%。我說，那我們是1.4%。他接着說，人數排查率99%。我說，那我們是1%。

我們每三天派一人買菜，把寶貴的名額留給最需要鍛鍊的人。催生的斤兩成了這場瘟疫中最可靠的事實。我們的體重達到歷史的高點。除了姥姥外，沒人堅持一日兩次的鍛鍊。我在洗臉時發覺隔離對身體的改造。兩手過了顎骨，往下，沒有斜着抵達下巴，而是遇上圓弧的曲線，改變了路線。我的手又回去，感受從未有過的豐腴的臉頰。我又在下腹，屁股，大腿，甚至手指，發現滋生的身體。

這和肆無忌憚的喝酒有關。封城的十天後，我們揮霍無度地把二十年以來的庫存拿出來，一件件消耗。父親說，快喝，說不定明天就要被抓進去。他說「抓」，好像莫名的怪力把人掠走。指甲和頭髮野草般，發瘋地長。父親頭髮到了十年裏的最長，說，晚上的時候，聽見頭髮簇簇地往上冒。我也是頭一回見他穿睡衣。我們家的男性都抵制睡衣，女性都契而不捨地想要改變這一點。

事到如今，城市還擁有日常的秩序。水電，網絡，垃圾回收，街道清理，從過年開始連軸轉，至今沒有受影響的跡象。我恢復線上的工作，整理論文的腳註，向規律和秩序靠攏。李醫生死後，我兩天沒法回到工作。加入的志願者群仍不息地工作。大家謹言慎行，傳遞生命的通道，不能承受刪查的風險。開始時他們協調物資，後來幫感染患者聯繫收治，收治進行的差不多了，轉做非肺炎患者的就醫和取藥，安排無家可歸的外地護工和建築工人。大大小小，一切可能的協助。

蜂擁而至的求助信息，先一陣腦子發麻，等適應了，還有打電話驗證患者信息的忐忑和焦灼。我把號碼輸進手機，過了一遍要說的話，全身緊張地撥過去。我怕聽到匆忙、期待和絕望的語氣。擔心落空別人的希望，不是確信能幫到的話儘量不聯繫。落到志願者手上，多是正常途徑解決不了。碰到關機，要麼是人沒了，要麼是找到了出路。

我接到身邊人的求助，接連兩次以失敗告終。一次，一家人全部感染，剩下八歲的孩子，父親是軍人，駐地不能回。軍隊說可以接收孩子，但不能來接人。我們聯繫到武漢市。對方說，現在把任何武漢人帶出武漢都是違法。我們說，要不然把孩子接到家裏住。孩子母親不同意，怕孩子攜帶病毒。第二次，朋友九十多歲的爹爹，不是冠狀肺炎，急診需要手術，小區封閉後無法出門，120打通了，等車半日，又推給社區。我最後收到信息，居委會沒車。我們不敢再打電話追問有沒有解決。

加入志願隊，開始是為了尋找行動的可能，打發時間。即便在現場，能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小區封閉後，志願者出不了門。志願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驗證自己的無力。它與每天的失敗作鬥爭。我們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場危機的過去。它也被稱作是現代戰役，不許全民皆兵，不許普通人犧牲和充當烈士。它把處於戰爭中心的絕大部分人變成旁觀者。

最後的現場，來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監理的發小。他報名去了火神山，然後醫院改造，然後方艙。漫長的夜班裏，他給我發照片，講糟心事。他說，事故一出來，什麼樣的人，一眼就看出來了。問他，他也不多說，只說，等到見面說。我說，見面，那要到什麼時候。他發了一張熱乾麪照片。晨光裏，鋪了牛肉，酸豆角，蘿蔔丁，辣椒，葱花，香菜。那是他下班時的驚喜。

他結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離。他問，你知道那個騙外賣小哥的人麼。我說，知道，找不到車，隱瞞丈夫發熱，拜託外賣小哥把他送去醫院，後來丈夫確診。他說，你說是哪個的錯，你到了那時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後還去找外賣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壞人麼。生命突然成了選擇題。這意味着運氣，奢望，掙扎。沒有做選擇前，我們無法真實地認識自己。選擇的出口處，就是責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時候對所有人負責。責任是不可調節的衝突。這意味着時刻的欺騙，犧牲，放棄。選擇無關個人的價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謬生存前選擇他人，選擇我們到底對誰負責。

我們都遭遇了信仰危機，在廢墟上挑揀剩餘的石頭。宗教無法解釋苦難的必要，道德無法應對行動的乏力，傳統無法表述現代的不公。沒什麼替代信仰，在這時候站出來說，我來。人們意識到長久以來依賴的信仰，只能夠解釋平穩不驚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沒再冒出頭來。有東西在注視着麼，那怎麼能無動於衷。有什麼帷幕可以扯下來的話，大家會毫不猶豫地上去，撕開，看看後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處事不驚的空氣裏，連撓痕都沒留下。沒有可供憎恨和原諒的對象。他們已經事先原諒了自己。

母親問我，為什麼上帝沒有來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說，沒有看到水花。不，她說，因為人已經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計時。病床前在倒計時，開門商店在倒計時，路上的卡車和天上的飛機在倒計時，安靜的城市和未知的隔離在倒計時。自由和生命一個倒計時，孤獨和死亡一個倒計時。我們的赤身要被倒掛在哪個鐘上。秒針移動的聲音越來越響，越來越靠近耳邊。震耳欲聾。

夢境現實的邊界變得模糊。夢境開始延續現實，現實逐步入侵夢境。夢裏也出現了口罩，消毒水，數字，空蕩的城市。母親在兩年前執意換上隔離光源的窗簾。我在半夜醒來時，發現自己處於絕對黑暗的空間。開燈，拉開簾子，關燈，真正的夜也沒有這麼黑。它泛着暗白色的光。白日是荒唐和蒼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視着你。夜一旦離開，我就自然地醒來。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親推開門，說，大事不好了，你還在睡覺。我說，怎麼了。她說，今天增加了一萬多人病例。

我認識到，除了吃飯睡覺，我還需要出汗。它能讓我吃得好，控制發胖，睡的好，生活循環裏重要的一節。抵抗隔離帶來的身體改造，是最後能夠實施的反抗。身體即政治。我跟着跳操，加大運動的強度，喘氣，踩得地板咚咚響，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攤在地板，上氣不接下氣，轉過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氣，眩暈，頭上的燈光打轉。

「Four,」
身體也跟着轉了起來。

「Three,」
心臟蹦蹦地跳，一時間只有這聲音。

「Two,」
黑色的東西從眼前晃過。我閉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們走來。

（註：文中提及外賣小哥「被騙」的新聞，經讀者提醒地方都市報有後續報導，在此附上鏈接，供讀者參考）

原文鏈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18-note-wuhan-belief-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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