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香港國粹派前世今生,親共政府修例一役全露底

何良懋
The News Lens

文:何良懋

香港建制派不是中共直接派人到港組成,除了少數極高層人員,均由舊日香港大專院校的「國粹派」學生轉化過來,可以說,六七十年代大專學界「火紅年代」的國粹派學生領袖群,基本形成今天特區親北京勢力主要人才庫;了解這些國粹派由來以及培育模式,可掌握主導香港政壇的精英「產地來源」特點,有助拆解香港親共政治勢力版圖的密碼。

本文通過歷史梳理、個人經歷以及政治脈絡解讀,試圖整理四十年來香港國粹派學生如何由狂熱民族主義分子,廁身政經決策階層,以致影響特區管治方向。目下國粹派主導的特府管治團隊,在反送中一役招架乏力,中共苦心經營九七後接管力量,與抗爭者較量後全面露底,角力上頗不濟事。

香港學運界的「社會派」領軍人物曾澍基,於2001年自述文章中寫道:「『國粹派』一詞,發自七十年代香港學運,泛指當時大專學界的親中分子;源起頗為偶然。我是它的『始創者』,亦料不到如此稱號,竟會廣泛流傳,並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原來曾澍基1973年在一次同學茶餐廳聚會上,為著跟親中「毛派」同學「劃清界線」,他「建議稱自己等人為『社會派』,對方為『國粹派』」。

與其說國粹派思想左傾,更準確應該形容他們親北京,認同中國社會主義,並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為長遠目標。最興旺時期約在1971至76年間,同大陸「四人幫」的政治勢力成正比,皆因國粹派都依附當權派,主張維持現狀;毛澤東死後「四人幫」垮台,國粹派如喪考妣,有人思想搞不通手足無措,有人覺得所謂路線鬥爭不過派系傾軋工具;所嚮往的政治路線和理想全被否定,先前的「欣欣向榮」換來到處貧窮落後景象,大受打擊。後經重整,國粹派拾起愛國主義和改革開放作為自我「轉軚」的支撐點。這時候,他們更樂於被稱為「建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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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74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那時候,參加「回國觀光團」、舉辦「中國週」是國粹派主旋律,各大專院校紛紛成立國事學會,既討論中國形勢發展,同時吸收關心國情的同學,進而影響他們思想左傾。

我在大一時,中大的學生會、學生報由國粹派主政,很多同學對老毛帶著封建式個人崇拜心態。1975年3月,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大會上首度提出「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香港、爭取權益)學運路向,並重新確定香港為中國不可分裂的領土立場,學界「江山一片紅」,其他非「毛派」同學的政見備受壓抑,甚至在民主牆被貼上大字報攻擊、在學生會議上遭言文圍攻;那些政見上的少數派常給國粹派標籤為「反革命」、「反華反共反人民」,加以邊緣化、歧視,包容氛圍付諸闕如。

國粹派同學北望神州,把家國情懷押寶於偉大領袖的英明神武,主體精神是愛國反霸不反殖;他們的對立面,正如曾澍基所言,就是立足香港、強調發揚本土精神並投入建設社區以扶助弱勢社群的社會派。社會派支取社會主義平等理念,重視解決香港社會問題,主調是反殖,直面針對共產中國提出批判言論。

當時學界尚有第三勢力:自由派,以何俊仁等人領導的大專同學會成員為主,曾於1976年5月4日派代表向新華社遞信,抗議中共在「罷黜鄧小平擢升華國鋒」程序上違憲。

可是國粹派對北京當權者一面倒支持,在中共黨爭嚴重、派系傾軋常態化的現實下經常「押錯注」。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後,馬上給這幫同學帶來莫大窘境,在北京「走馬燈」式政局變動下,這些同學難以自圓其說。

香港大學國事學會第一屆主席(1972-73年)、《香港經濟日報》其中一位創辦者現任社長麥華章,九十年代初作出自我批評:「當時熱情有餘,理智不足,如今回想,不免心有餘痛。」他在港大國事學會紀念特刊《叄拾而立》中寫道:「他們(指國粹派同學)在走馬看花、浮光掠影式的旅程裏,大多只看到美好的一面,對當時存在於中國的許多黑暗面、落後面,不是看不到,便是接觸甚少。這種片面的認識,使他們當中一些人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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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華章是港大學生第一個回國旅行團成員,也是香港大專學界首個回國參訪團,而1971年領隊的是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香港經濟日報》另一創辦者兼社長馮紹波。馮紹波與伙伴畢業後成立雅式出版社,賺到「第一桶金」後擴展業務,到八十年代末,與中大及港大國粹派同學如麥華章、朱裕倫、石鏡泉、周安橋等合辦《香港經濟日報》,圖與當時財經報紙「一哥」《信報》分庭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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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粹派當時大都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本來就是醜惡,種種不平等不合理的社會問題將來隨著祖國強大,日後回到祖國懷抱後,各種社會問題自然解決。但在同時,同學畢業後也要在不同行業奮鬥向上,爭取壯大自己,好讓日後報效國家。

不少火紅年代的校園「紅」人,後也成為開放改革後首批香港「學而優則商」受益者,例如周安橋,赴上海搞房地產成為上海大亨;又如九七前後加入為香港政府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總經理、從事舊區重新開發的鍾瑞明,傳於當時被吸收入黨;也有成為《文匯報》編輯部骨幹,如陳南,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文匯報》編輯部集體辭職抗議,留下的陳南升為副總編輯。這三個人,為七十年代初保釣期間港大學生會活躍分子。

當然談到港大校園,絕不能漏掉七十年代末其中一個國粹派同學鄭月娥,對了,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當時就讀社會科學院,1980年畢業,獲二級榮譽甲等成績。2012年9月她接受有線新聞採訪,憶述大學時期參加過「金禧事件」、油麻地艇戶事件,以及牛池灣小販爭議等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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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1979年擔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的泛民成員李永達年前向傳媒透露,鄭月娥當時是港大社會科學系委員會秘書,形容鄭「當年已經好出名,搞好多扶貧、探訪等社會活動、調查」。李當年與鄭月娥等人組團到北京清華大學等地方交流,鄭是副團長,同行的還有單仲偕。李指出,當時的團長、學生會會長文海亮「只是掛名,大多數工作都是林鄭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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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盛傳林鄭月娥於1998年秘密加入為中共黨員,她在1979年率學生團訪京,曾與接待的清大社科院領導、清大黨務書記袁永熙合照;又稱她信仰基督教是作為掩飾云(編按︰林鄭月娥於電台節目上否認)。同時被重提的是,香港前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前特首梁振英都疑似中共地下黨員。梁錦松1973年畢業於港大社會科學院,在學時參加回國旅行團,上過井崗山考察,直言自己熟讀《毛澤東選集》。

另一方面,與我同期就讀新亞書院的國粹派領袖戴希立,和我同屬宿友,七十年代中後期多次主導學生組織的工作,例如曾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縱使畢業了,他仍不時回校與同道開會,當時已知他是軍師級人馬,影響力不可小覷。他是香港優質教育基金督導委員會主席,仁愛堂田家炳中學首任校長、田家炳基金會董事局副主席、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暨初中學校其中一位獨立校董、香港教育大學校長特别顧問以及港區全國政協委員。2000年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成員,與時任教統會主席梁錦松、成員程介明共同公布教改藍圖,促成發表《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三人被喻為香港教育改革的「三頭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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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四十多年來,中共在香港大專學界未停過向國粹派陣營搞統戰,從中物色可付託重任的精英,從九七過渡前後迄今特區管治班子一些決策人物的表現檢視,數十年前起培養的國粹派領袖,目下大致分據香港政商學等領域要津,包括民建聯。

問題在於,這些老共悉心栽培的人才上位多時,能否全面駕馭香港複雜局面?縱觀持續半年逃犯修例事件政府處理效果,以嬰兒潮世代為主體的特府「話事人」恐正節節敗退中。因為依附權力中心,必須服從中共政治需要,如此飽受掣肘下,與自由思想薰陶出來的香港本土抗爭者硬撼,肯定有縛手縛腳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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