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許成鋼:說得清房價高燒,說不準年輕人該怎麼辦

端傳媒記者 蘇昕琪 發自香港
中國經濟學家許成鋼。
中國經濟學家許成鋼。

中國知名經濟學家許成鋼,有沒有過買房的焦慮?

「我年輕工作的時候不在這邊,我在西方,西方國家非常普遍的就是年輕人開始是租房的,即便買也是逐步的……中國出的問題呢,是因為不是完整的市場經濟,產生了很困難的選擇,」3月22日,受香港總商會之邀,講解2017「兩會」後中國經濟改革的許成鋼向端傳媒記者如是說。

當天,房價高燒最盛的北京出台政策,即日起,要求非北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京購房,需要從申請月的上一個月開始,往前推算60個月在北京連續繳納個人所得税。同日,北京市住建委表示,違規代理「天價學區房」的中介行為將被重點查處——「天價」的概念是,大約40平方米的一居室,或者不足60平方米的地下室,能賣到800萬人民幣。

這只是近半年,大陸多地連環限制、壓價措施的最新一角。

2016年下半年,大陸房價再次進入高速上漲期。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30日,「限購」、「限貸」等意圖抑制房價的政策被陸續取消或放鬆。2015年末,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鼓勵地產商降價促銷,2016年初,房貸政策進一步放鬆、房地產交易徵税提供優惠,當年第二、第三季度,房價上漲從中速進入高速軌道。2016年1月到9月,出現了6宗過百億總價的地塊拍賣成交,過50億的多達28宗。9月,70個大中城市裏多達63個(90%)錄得房價上漲。

面對樓市高燒,2016年9月30日,北京、蘇州、天津先後出台樓市調控新政策,包括差別化信貸和限價,其中北京的這一波「9.30新政」更被稱為「史上最嚴樓市調控」,之後的10月、11月,至少24個城市累計出台了50次不同力度的調控政策。2016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此後,更大範圍和繼續加碼的限制性政策不斷出現,同時,一線城市的房價熱力迅速地向三四線城市蔓延。

2017年2月,大陸70個大中城市,56個錄得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比1月增加11個,環比算術平均漲幅0.33%,其中三線城市漲幅領先,達到0.4%;同比算術平均增速則有所放緩,為10.56%,一線城市收窄幅度最大。3月,「都市購房血淚史」的輿論烈度,堪比——甚至可能超越了為期半個月的年度政治盛會。

人人都在討論房子,每一個討論都充滿了痛點,但許成鋼說,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都「不可能願意讓價下降」。

「不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許,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許,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就很難收拾了。」

許成鋼長期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提出「地方分權式威權制」(Regional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RDA)理論,即在中央層面,黨國體制高度集中控制資源和政策,但到了地方,落實權力和資源都非常分散,在改革初期,這種制度下的地方競爭以 GDP 增速為明確目標,加上地方有試驗空間,給了中國經濟發展有力的推動——而非官方宣傳的所謂「中國模式」。但這種驅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唯 GDP 論」終究會傷害社會發展的其他目標,到驅動失效的程度,而且中國財政長期實施與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相反的「軟預算約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政府收入佔 GDP 比重長期超過民眾收入,民企規模和家庭消費增長都收到制約,而政府的債務和國企的「僵屍化」則日益嚴重,乃至到2014年之後,出現投資越多,經濟增速卻越下降的狀況。該理論是讓許成鋼獲得2016年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主要成就。

就著房價問題,許成鋼指出,RDA 框架的一個非常重要特點是地方土地由地方政府實際擁有,地方財政由地方政府設法解決,財税收入大頭要交給中央,地方政府還要經受中央的各方面考核,這就意味著,巨大的地方開支單靠正式税收遠遠不夠,因此地方政府幾乎都非常依賴土地收入,「這個就導致了所有地方政府都有很強的動力,要推動當地房價上升。」另一個因素是土地國有制,在土地收入的驅動下,地方政府讓房價上升的各種手段,包括有意識地減少土地供給。

加上「軟預算約束」之下,地方政府運用金融平台借貸、融投資,或強化國企,甚至通過土地直接控制更多資源,最終債台高築。單是財政部長肖捷3月初在全國「兩會」上公開承認的數字,截至2016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債務就高達27.33萬億人民幣。在經濟持續下行的大環境裏,賣地收入之於地方政府,與買房增值之於平民百姓,似乎一樣痛苦而難以戒斷。

如此一來,「如果地方房價普遍下降,會帶來很大的衝擊,對中國的金融財政都會帶來巨大衝擊,會很危險,」許成鋼說,「從意願上講,是不可能願意讓價下降,不僅是地方政府不能允許,中央政府更不能允許,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就很難收拾了。」

許成鋼認為要化解住房之痛,第一要從土地所有制上去解決,推出廉租房。
許成鋼認為要化解住房之痛,第一要從土地所有制上去解決,推出廉租房。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風暴之後,「系統性金融風險」成為世界各國經濟政策制定中的重點。中國央行貨幣委員會委員黃益平曾在2016末題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與2017年經濟政策」的演講中指出,中國似乎是唯一未經歷過重大系統性金融危機的國家,但面對生產率下降、槓桿率上升、宏觀經濟及政策空間收縮的「風險三角」,這個記錄還可以保持多久?

要化解住房之痛,許成鋼認為,第一要從土地所有制上去解決,如果不去觸碰這樣的基礎性制度,政策上的解決方法就是推出廉租房。許成鋼指,建設廉租房本就是地方政府的基本責任,而且中國全體住戶收入過低,長期國富民不富、內需不足,如果政府可以提供大規模提供廉租房,就可以釋放民間大量的消費能力,對於改善內需、拉動經濟有好處。

「但現在在中國討論廉租房碰到一個基本困難,本來地方政府就大量欠債,廉租房是需要錢的,什麼財政來源能幫助它建廉租房?」許成鋼提出兩個「財源」,一是精簡官僚機構,「那些官僚機構很貴」,二是政府要從資不抵債的國企中解脱出來,推進國企民營化,賣掉時就能得到很多收入。

「如果民間投資者沒有控制權,那麼混改沒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過是資金是從民間來。」

國企改革堪稱中國經濟改革最核心、政治阻力和社會風險最大的部分。1992年以來,國企改革便提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政企分開,使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主體,但20多年迂迴曲折,步步難行。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左右,對國企改革,則提出以管資本為主,組建若干國資運營公司,支持有條件的國企改組為國資投資公司。2016年10月,國企引入民間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推出,到2017年2月中,已經有20多個省份設定了「混改」時間表。

但許成鋼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這幾年,中國經濟的很多發展並未跟從「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方向,支持市場化和反對市場化的勢力長期角力。他認為,「混改的核心問題不在於資金是否從民間來,核心問題是控制權是否民間可以有。如果民間投資者沒有控制權,那麼混改沒有起到改革作用,只不過是資金是從民間來。」

2016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意見」,提出要在深化國企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10月,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出席並發表講話,指出堅持黨對國企的領導是「重大政治原則,必須一以貫之」。12月,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公開表示,2017年,國企將全面推行黨委書記和董事長一人擔任,落實黨組織研討是董事會和經理層決策重大問題的前置。

許成鋼直言:「當國企改革人為地設置了障礙,不可以討論民營化,那它就很難改革,企業改革,從來所有制是基本,企業管理問題往往來自於所有制,換所有者才能從基本上改經營方式。所有制不可以碰的時候,從基礎上把改善的路堵住了。」

改制同時也是解決軟預算約束、產能過剩等問題的核心,「中國在90年代末開始進行改制,從90年代末進行到本世紀初,這個改制在硬化預算約束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為那段時間中國快速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高房價問題病灶深種,那當下為房焦頭爛額的年輕人可以怎麼辦?許成鋼「呵呵呵」笑起來,無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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