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裏的中國紳士、官僚和女學者

特約撰稿人 Keren

編者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嚮往以世界為舞台,到聯合國謀求一席之地,社交媒體上關於在聯合國工作的體驗的討論也日漸增多。中國人進入聯合國系統工作有哪些渠道?中國僱員在聯合國系統裏生存狀況如何?中國人在聯合國這個世界職場打拼過程中,多大程度藉助了「中國牌」?繼上一期「聯合國來信」解剖」聯合國菜鳥」後,本期通過三位在位於歐洲的聯合國不同機構工作的資深中國僱員的經歷來一探究竟。

東西合道L先生。
東西合道L先生。

東西合道L先生

西方傳統的五月花節,我走進L先生的辦公室,映入眼簾的是纖塵不染的桌面,與桌上兩盆盛開的蝴蝶蘭。牆壁上的精美相框裏鑲嵌着中國花瓶圖案裝飾,西方的節日氣氛與中國的古典裝飾遙相呼應。忽聽背後一個儒雅而温存的男聲,回過頭來,看到年逾五十卻保持着清癯面孔和瘦削身材的L先生,着一身剪裁得體的黑色西裝,善意微笑時將嘴角抬到恰當的好處,禮貌而不温不火。

其後我在員工咖啡廳向他請教問題時,他也是這樣的裝束,偌大的國際勞工組織大樓裏,幾乎每個來排隊買咖啡的員工都認識他,歐洲同事尤其親切而友好地與他寒暄。他流利得體地在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間切換,熱情真誠之餘,也看得出他在耐心的傾聽或精明冷靜的旁觀。他的發音雖略帶中國口音,但語言之地道已足以令人敬佩。之後我才驚訝得知,他的英文和法語是工作以後發奮學習的結果。

L先生是位於日內瓦的國際勞工組織裏職位最高的中國人 (聯合國的專員體系裏,等級排序依次為:Professional: P1/P2/P3/P4/P5即各級別專員; Director: D1/D2即司局級; DG: Director General即總幹事——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最高領導),目前任D1, 頗受總幹事器重。他早年任職於中國政府機構,二十幾歲時有機會得以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工作,憑藉出色的工作表現得以留任,在日內瓦總部從事12年研究工作後,他被派往南亞,先後在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尼泊爾等國家擔任項目顧問、地區辦公室主要負責人等職務,成績斐然,並於2011年返回位於日內瓦的總部,任職於總幹事內閣辦公室,參與核心政策與計劃的制定。

外國同事提起L先生,提起最多的是他温文爾雅的紳士風度和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了解與巧妙運用。在他們看來,L先生是中西合璧的典範。平日生活裏,L先生在待人接物模式上高度西化,但在運用自己中國人身份上充滿智慧。他善於強調中華文化中神秘而有趣的部分,同事間盛傳他幫領導用中國陰陽五行、八卦等概念算命的軼事,就連總幹事都被他宣傳的遙遠文明古國的奇術吸引。

中國文化也成為L先生解決實際問題時的智慧源泉。作為國際勞工組織代表在阿富汗任當地項目負責人期間,阿富汗戰爭已經過去快四年,一窮二白,百廢待興,L先生的主要工作任務是通過培訓、修建基礎設施和建立職業介紹所來促進當地就業,維護勞工權利。

「我們首先是了解當地情況,然後因地制宜,對原先的培訓資料進行修改,翻譯成當地語言後,再對當地的企業管理人員進行經營方面的培訓,再由他們繼續向下培訓,這種發散式的培訓現在看來效果很好。」這種培訓方式,實際上是利用中國傳統的「傳幫帶」體系的經驗解決實際問題,中國智慧與聯合國運營機制的結合,在當地成效顯著。

隨着國際秩序的改變與聯合國系統傳統捐助國捐款的減少,如今的聯合國越發熱切地瞄準來自中國等新興強國實力雄厚的「錢袋子」,對中國政府的會費要求上升,在通過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與中國機構建立聯繫方面也越發積極。

這一輪合作浪潮中,中國人身份與中國帶有無限可能的經濟資源劃上等號,成為重要的政治籌碼。L先生對聯合國系統的深入了解與他的語言優勢,使他成為溝通兩個體系的不二人選。一方面,他在中國機構面前展現出聯合國高層官員的開放合作意願;另一方面,他則在聯合國內部展現出自己作為中國人對新資源的了解與掌控。 他將中國著名太陽能企業和基金會介紹給聯合國相關負責人,創新渠道爭取資源,這些做法都廣受好評。

而L先生也清醒地認識到,在西方人主導的聯合國體系裏,中國身份與辦公室牆壁上的中式擺件,以及政治正確的聯合國宣傳手冊上的黃色面孔類似,很大程度上是在用一種表面的多樣性掩蓋實際上文化內核的同一性。

或許是受到多年歐洲生活經驗的薰染,或許是有意識的選擇,在表面的中國文化符號背後,L先生在待人接物和生活方式高度上高度國際化,幾乎見不到中國身份的影子。

他的西化也體現在與中國同事若即若離的關係上。一方面,他欣然接受各種中國僱員集體活動的邀請,席間也是談笑風生;另一方面,平日裏他從不主動與中國人抱團,而是努力保持與這個群體的禮貌距離。

中國同事提起L先生,講的最多的是他如西方人一般的舉止做派和距離感,只有老同事會爆料他年輕時穿蘇格蘭裙子跳傳統舞蹈的猛料。同在日內瓦的中國朋友對他在家宴上做的一手好菜讚不絕口,菜品卻並不是地道的中餐,而是吸取世界各地美食精華的fusion food。

或許,與中國人、中國菜的隔閡並非有意為之,而是高度國際化經歷的自然產物。L先生談到他在阿富汗的工作經歷時說:「當地安全局勢緊張,除非乘坐聯合國的車輛,否則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基本不允許獨自外出,有時我穿着當地的民族服裝出去走走,會被誤認為當地人,有人還用當地的達利語跟我說話。」彼時,在當地只有七家餐館被推薦可以用餐,其中卻沒有一家中國餐館。「思鄉也需要自己調節。給當地人講中秋節的故事時,感覺和中國更近一些。」   

作為聯合國系統內為數不多的不仰仗中國政府支持、主要靠自己的打拼在聯合國獲得一席之地的中國人,L先生與中國文化間的曖昧與距離耐人尋味。中國是久別的陌生故土,面對歐美人主導的聯合國文化,需要暫時捨棄很大一部分對中國人與中國式行為模式的認同、在思維和生活方式上全盤西化,擁抱聯合國裏所謂的「國際化氛圍」;中國是世界各國人眼中的遠方神秘之國,絕大多數人對中國的了解意願止步於這一抹異域風情,因此需要將玄而又玄的文化概念生成為中國身份的獨特名片;中國思想是浸透在血液裏的人生經歷,需要國際化背景下通過融匯貫通提供跨文化解決方案;中國又是全球舞台上崛起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需要發揮語言文化優勢,成為打開中國資源之門的鑰匙。

來自北京的L先生的生活軌跡跨越了中國、南亞和西歐。他在瑞士的房子,位於著名景點馬特洪峰腳下。眼前明信片和巧克力包裝紙上那個碧藍天空背景下的壯觀雪峰,南亞黏膩雨季背景裏的群山,燕山餘脈襯托下那個日新月異的北京,究竟哪個是故鄉?護照上的中國國籍與二十多年的國際經歷,哪個更能定義L先生呢?

中國官僚J先生。
中國官僚J先生。

「中國官僚」J先生和他的夥伴們

J先生是那種在外國人群裏一眼可以確認國籍的中國官員,幾位外國同事和我提起J先生,都直接說「那個中國官僚」。

我常在咖啡廳碰到J先生和三三兩兩的中國僱員一起邊喝咖啡邊聊天。初入聯合國的一天下午,望見遠處一個身材不高、穿着略顯肥大的灰色西裝、系一條顏色搭配怪異的領帶、有些南方山民氣息的中年中國男性衝我揮手,問我是不是新來的中國僱員,然後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生動而突出的牙齒。對身邊走過的外國同事他也報以更大的熱情,只是中國式的熱情與他過於生動的笑容一樣,在崇尚含蓄與距離的歐洲文化背景下略顯過火而笨拙。我常看到與J先生勉強攀談的外國同事,露出一種不易察覺的尷尬笑容。儘管年近五十的J先生熱情擁抱並主動融入聯合國文化,但外國僱員的眼神裏,還是寫滿了凝視「他者」時一絲本能的抵觸。

J先生與L先生是同一機構的同事,兩人年齡相仿且行政級別平行,卻由於經歷不同,行事風格迥異。J先生原是中國政府某部位的司局級領導,經過政府推薦,通過聯合國的水平考試進入國聯合國。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處以中國為該組織繳納的大筆會費和中國僱員在該機構代表性不足為籌碼,要求該機構提供一個高層管理職位。

中國政府與聯合國機構的幾番斡旋,J先生得到一個D1崗位,進入聯合國體系的高官行列。

J先生用中文聊起天時,言行舉止瞬間變得自然了很多,展現出一個訓練有素的學者型官員的堅定和縝密。他向我提綱挈領地介紹聯合國的特點:介於學術機構與政府機構之間;缺乏學術機構的研究深度,又缺乏政府機構的執行力。這樣精闢而聯繫中國國情的概括,正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工作經驗上。

然而,一個在中國官僚體系中受到二十多年的薰染的人突然走向國際時,亮相的姿態多少有些尷尬。與J先生處境類似的中國官員不在少數,相比之下,性格開朗的J先生已有中國政府背景的官員中,在國際化方面最賣力的一個。然而即便如此,真正輕鬆愉快、揮灑自如的J先生,只能在中國人云集的聚餐會和酒桌上遇到。

英文不好是難以融入的重要因素,也是這些中國政府體系裏的領導人才在聯合國體系裏降格為研究人員的主要原因。英語教育強調筆頭訓練而忽視口語,操着啞巴英語的中國官員在強調口語交際的聯合國文化裏很難佔據領導崗位。

制度是另一個令人難以適應的因素。與中國政府快速的執行力相比,聯合國體系的運轉緩慢得令人窒息。政府間的協調長時間沒有結果,無法給出有約束力的行動方案,聯合國專門機構總部裏大量的文件傳播而缺少落到實處的行動,這些都令在中國政府體系下訓練有素的官員頗感不適。

在歐美文化主導的「國際化」職場環境裏,擁有深厚紮實本土經驗的中國官員,因為語言和跨文化溝通領域的短板,如茶壺裏煮餃子一樣無法得到充分利用。「我也很努力地在適應這個新文化,但畢竟進入這個新體系是歲數已經不小了,再重新適應確實非常困難」,J先生說。

「在國內的時候,腦子裏總是有拼搏求功名的想法,每日忙忙碌碌,生無所息。歐洲的生活讓人無所求,有時間靜心品味生活。」某個閒適的下午,J先生一邊咖啡,一邊對比兩地生活。與國內工作者競爭激烈、為「柴米油鹽醬醋茶」疲於奔命的狀態相比,幾乎每一位在歐洲聯合國機構工作的中國人的朋友圈裏,都是各種賞景、下廚、種花、畫畫的生活秀,「琴棋書畫酒詩花」的雅興盎然。談笑間,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發自內心的豁達與快樂。

「中國火熱而飛速變化的生活圖景裏,有無限生存的可能,有時卻令人心力交瘁;歐美主導的聯合國裏,絕大多數中國人當前面對的玻璃屋頂,會讓人產生一種歷史的盡頭感,而其安逸舒適卻令人神往。選擇沒有對錯,聽從內心的召喚吧。」J先生說這番話時,有意為之的閒適裏依舊有些不甘。

原地踏步H女士。
原地踏步H女士。

原地踏步的H女士

四十出頭、戴黑框眼鏡的H女士在一開始讓人覺得不太好接觸,職場女性的衣着,勾勒出作為母親的柔和線條;而言談舉止間,她又用學者的凌厲與傲骨劃出一條分割線。接觸時間長了,才發現距離感掩藏是簡單與善良。

H女士是約十年前通過聯合國青年人才計劃(Young Professional Program,簡稱YPP)考入聯合國系統的。青年人才計劃要求申請者年齡在35週歲以下,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對工作經歷要求並不高。 不同部門會將自己對人才的需求彙總到人力資源部門,但申請者並不知曉具體的專業空缺,只能通過官方網站上公布出來的部門架構等信息揣度究竟哪個部門需要招人,將自己的履歷向該部門招聘要求上靠近。

在進入聯合國工作前,H女士在位於北京的中國最高學府之一獲得了傳播學專業博士學位,後在高校任職。2005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得到國家教育部的推薦,參加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青年人才計劃的選拔。長長的申請表要求分別用500個單詞描述個人經歷、自己專業領域的認識和未來對工作的願景。申請表初審後,經過兩輪競爭激烈的面試,H女士憑藉自己在互聯網傳播模式和新媒體領域研究的專業優勢和面試環節出色的語言表達能力,進入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傳播司負責互聯網與言論自由的部門,經過一年的考察期,成為聯合國體系的正式僱員,由於其編制屬於預算內,而聯合國體系的薪酬又頗為誘人,H女士至此可以說是捧穩「金飯碗」。

「從我的申請經歷來看,專業背景對口非常重要。聯合國雖然不是純粹的學術機構,但專業工作與繁雜的行政工作基本上是分離的,日常工作需要自己動筆撰寫專門領域的概念文件(concept paper)和出訪報告(mission report)等文件,還會經常涉及與該領域專家進行協調、交流,這一系列綜合能力需要以僱員的專業素養為基礎。」

進入聯合國對於H女士來說,是人生中又一次令人激動的「鯉魚跳龍門」。她兒時生長某省小縣城,靠着刻苦努力,以驕人的成績在北京深造。這一次,她又憑藉專業優勢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工作,在法國巴黎這個文化藝術之都,在最令人們豔羨的國際舞台工作,享受穩定的高薪、高福利和極高的社會地位。「現在想來,都覺得這樣的跨度不可思議。」

她的微信朋友圈裏,H女士對自己這種跨越式轉變與世界公民身份的自豪溢於言表。進入聯合國體系已逾十年,而每到一個新的國家,她都會發出五彩斑斕的照片,詳盡地介紹自己每一次會議的內容和自己在國際會議中的角色,以及出差途中的見聞。

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流利掌握英文、法語,這也是H女士特別引以為傲的一點。在歐洲的聯合國機構裏,雖然選拔進入聯合國的年輕人在入職之初不一定要掌握第二外語,但由於法語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性,單位會要求年輕人在入職兩三年內將語言水平提高到工作中可用的程度。同一級別的員工中,取得聯合國系統認證的高級語言證書者可獲得更高工資。談起跨文化交流,她總是把語言的流利程度擺在重要位置。

她也常常提起兩個在巴黎長大的小公主般的女兒,雖然是中國面孔,媽媽精心打扮下,穿衣服是十足的法範兒,開口也是純正的巴黎腔法語。兩個高度國際化的愛女,是H女士作為世界公民自豪感的重要來源,也是她微信生活秀的絕對主角。我經常跟隨她的朋友圈周遊世界,體會兩個小朋友成長的點點滴滴。

五光十色的生活秀令人目不暇接,遮掩住一個令人頗為尷尬的職場困境:H女士自從進入聯合國體系後,十年來除了一開始根據工作年限,自動由P1的最初級崗位升至P2以外,幾乎再沒有升職。

通過這一項目進入聯合國的年輕人年齡小,可塑性強。在起步階段,聯合國會根據此前的工作經歷長短,授予年輕人P1或P2的職位,工作滿兩年後,以P1身份進入的年輕人會自動升職為P2,而其後的升遷速度,則很大程度上看個人機遇與表現。

H女士一直以來都很為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專業知識感到驕傲,平日裏為人處世多少帶些孤芳自賞的學者氣。聯合國畢竟是政府間機構,對專業背景有要求的同時,對人際交往中的政治正確性等自然有不成文的要求,在提拔過程中也會對人們的能力、背景等進行綜合考量。着眼做事、而在與政府官僚斡旋方面缺乏經驗的H女士儘管在業務上頗受賞識,卻因為空有知識而無權無勢而成為這個體系裏升職緩慢的勞動者。

提起與自己一樣通過青年人才計劃的各國年輕人以及其中的潛規則,她不屑的語氣裏透着憤憤不平:「原來我以為大家都是平等的,慢慢才了解到,很多通過YPP進去的年輕人都是『二代』。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幾乎是原地踏步。而和我同批進來的一個日本人,因為父親是日本政府高官而很快被提拔;另一位因為家裏人在退休前是聯合國系統的高層,也很快得到重用。」

在H女士較為單一的工作經歷中,也缺乏借力於中國政府的政治資本。

在來到聯合國之前,她是一位學者和教師,缺乏對中國政府機構的了解和政府內部的人脈,在競爭聯合國相關工作崗位時,沒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去爭取中國政府的推薦,這在聯合國這個政府間組織裏自然成為一大軟肋。

H女士升職緩慢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她因為子女教育等多方面原因,堅持在巴黎聯合國總部工作,放棄了去地區辦公室工作的機會。在聯合國體系裏,到地區辦公室工作是升職的捷徑,地區和國家辦公室作為總部計劃和項目的實際操作者,工作性質更加務實,更加鍛鍊實際管理能力,總部與地方經驗的結合有利於更全面地了解聯合國體系的運作,為未來走向更重要的領導崗位做準備。而且根據規定,在聯合國地區和國家辦公室工作的人向上升職所需年限比在總部要短。單一的總部工作經歷,很大程度上禁錮了未來發展的可能。

大約是因為有了家庭和孩子的緣故,如今的H女士不希望生活裏有太多的改變。回望十年前青年人才計劃入選的自己,她會怎樣評價自己的得與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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