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關停、轉型,「雙減」之後中國教培行業經歷了什麼?

·4 分鐘文章

【編者按】7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各地不再審批新的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培訓學校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並禁止上市融資。在教學內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國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級不能進行紙筆考試,其他年級原則上只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不傳播,不得根據考試成績設置「重點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緩解內卷、降低育兒成本,又觸及到中國應試教育系統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傳媒推出「中國教育專題」,試圖從教培行業、職校教育、創新教育等領域回答上述問題。今天是專題的第四篇,透過從業者、老師、家長的視角,講述重壓下的中國教培行業。

馮菲在公司大會中聽到「原地解散」的消息時,既意外又好像聽到心裏的石頭終於「咚」一聲落了地。

自「雙減」政策出台,公司裏的氣氛就變得有些詭異——每個人都惴惴不安,卻又彼此心照不宣地遮掩著,依舊照常工作,焦慮的同時又心存僥倖。

馮菲所在的公司,是深圳一家面向中小學的小型教育培訓機構(下簡稱教培機構)。就在大會的前一天,馮菲還在逐個聯繫家長繳納新學期的費用。甚至有慕名而來的家長剛從另一家教培機構退費,搪塞的理由是「雙減」政策出台,孩子不再願意週末補習文化課,被馮菲通知機構結業後,轉身又立刻打回早先退費的教培——這次的理由是,「早上繼續做了一下孩子工作,他又願意了。」

2021年7月24日,中國政府發布《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被外界簡稱「雙減」——減輕作業負擔、減輕校外培訓負擔,措辭嚴厲與執行力度遠超外界預期。教培從業者、家長、甚至部分體制內的教師,均被政策的大手揮至不知所措的境地。管理諮詢公司奧緯諮詢(Oliver Wyman)2020年的報告評估指,2019年 K-12(Kindergarten to 12th Grade)教培行業規模超過8000億人民幣,其中課後輔導細分市場佔比六成。「雙減」發布後,已上市的新東方、好未來等大型培訓機構股價大跌,裁員過半,新東方更在10月25日宣布,將在11月底前完全裁減掉內地義務教育階段的在線培訓業務,同時,新東方在線開始招募編程、考研等領域人才,旗下多個子品牌也開始發展科技、藝術等領域的培訓。

從公司大會開始到宣布解散,只用了不到10分鐘,馮菲及同事們還沒有來得及整理情緒,便忙於逐個通知學生退費——如前一天通知繳費時一樣。據企業徵信機構企查查數據,在「雙減」公布後的三個月裏,中國有超過3.3萬家教育相關的企業註銷。從業者們或愁於房貸等生活壓力的突增,或苦於找尋出路,他們無法理解,這個教書育人、估值近千億的產業,為何會在短短兩、三個月內便土崩瓦解。

2020年9月4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學生們在武漢的小學上課。
2020年9月4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學生們在武漢的小學上課。

風暴之前

機構關停前,馮菲及同事們先經歷了一次舉報。

26歲的馮菲是2020年6月才進入教培領域的,她此前在一家媒體就職,經朋友推薦,到教培機構中輔導小學學生的閱讀和寫作,有時也會安排看護晚輔——主要在工作日傍晚,看管放學的學生在機構中完成作業。

這家教培機構最早的核心成員,是自另一家更大的機構中拆夥獨立,曾經的投資人因此很不滿。「雙減」出台後,這位前投資人便在微信朋友圈裏大呼「太棒了,早該管管了」,並不斷向深圳市政府、電視台等渠道寫舉報信、打舉報電話。由於舉報過於頻繁,當地城管及網格員(註:巡查、紀錄區域內疫情等社會管理事務的人員,是中國網格化管理的一部分)便對馮菲所在機構做了突擊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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