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手記:一場風暴之後,我們該怎麼看台灣鳳梨(與其他)?

端傳媒記者 何欣潔 發自台北
·8 分鐘文章

2021年,二月的最後一週,「農」這個字以兩次不同的面貌出現在台灣人的面前。一次,是因為知名農村紀錄片《無米樂》主角「崑濱伯」過世;另一次,則是在崑濱伯喪後一週,因為中國大陸片面宣布禁止台灣鳳梨進口,造成產地譁然,「鳳梨 / 菠蘿」轉瞬成為兩岸熱議關鍵字。

崑濱伯,本名黃崑濱,因2005年的農村紀錄片《無米樂》,成為全台灣知名度最高的農民之一,生前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在紀錄片當中,他以一句「做田就是坐禪,無米也快樂」,不但奠定了全片主題,看似一點也不科學的「無米也快樂」哲學,打動了萬千觀眾,創下八百萬票房奇蹟。在影片當中,農民因WTO即將開放進口稻米,一句「末代稻農」自我解嘲,更成為「農」字在台灣關鍵反轉的其中一個起點。

十六年後,崑濱伯過世的消息傳來,我模糊想起當年看完電影的感受。崑濱伯與其他農民生動熟悉的氣口、人的生命與四時節氣緊緊貼合的感覺,至今仍讓人心情震動。我出生於1985年,長於台灣經濟起飛的90年代,在進入大學以前,農業便是黃昏產業的代名詞,必定會隨著崑濱伯這樣的「末代稻農」(影片中崑濱嫂語)凋零,從未想過這個趨勢會有翻轉的可能。

看完影片後,曾與一位商學院同學閒聊起看《無米樂》的心得。她對我的觀影情懷表示同情與理解,但「台灣農業是沒有前途的,根據比較利益,台灣這麼小,就是應該把土地都讓給台積電、面板廠,農產品從外國買就好。」

其實,這位同學的論點放在當年時空脈絡下,可說是沒有錯的。台灣自90年代開始,便有「電腦王國」之稱,早在1991年時便已成為與IBM相容電腦的主要製造國,生產量達全球的10%,眾多新創立的電子與半導體相關廠商排隊等著進入新竹科學園區設廠,需地孔急;另一面,自2002年加入WTO後,多項外國低價農產品挾關稅優勢叩關,農業看來確實正走向日暮黃昏,毫無懸念。

在台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接待賓客的辦公室裡,掛著大大的四個字:農為國本。這是當年前總統李登輝手書,懸掛至今。
在台灣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接待賓客的辦公室裡,掛著大大的四個字:農為國本。這是當年前總統李登輝手書,懸掛至今。

但就在《無米樂》上映前一年,一切開始悄悄起了變化。彰化二林青年楊儒門在台北市各地放置了17次爆裂物,上面寫著「反對進口稻米」等字樣,被稱為「白米炸彈客」,激越的行動,已經在不少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2005年底,WTO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於香港舉辦,更將全球化下的農業衝突搬上檯面。

以香港灣仔會展中心為抗議目標,韓國農民的花式創意抗爭與「三步一跪」遊行、香港警察的催淚彈與大抓捕,改寫了當年香港繁華的商業街景。我開始在心中反覆思考:農業真的會走向黃昏嗎?為何韓國農民以這般強烈的意志決意繼續耕田?全球化是怎麼回事?那個WTO又是做什麼的?(在當年,許多台灣小孩對WTO的第一印象,應該都是「那個我們跟中國在搶誰先加入的國際組織」)

很快地,我們收到了消息,在香港警察當年的逮捕名單中,有當年就讀於台大政治系的學生李建誠。在「台大學生遭港警逮捕」的新聞熱潮下,支持與反對自由貿易的辯論在網路論壇延燒,「台灣為什麼一定要加入WTO?」「如果加入WTO會傷害農業,為什麼沒有不加入的選項?」這些發言儘管稚嫩,卻開始成為一個可以被公開質疑的問題。

在一次次農業事件的積累下,歷史的小船開始轉向,2008年,因反對馬政府推動《農村再生條例》,後來活躍的「台灣農村陣線」成立。此後經年,反對中部科學園區(新竹科學園區的兄弟之作)徵收農地、反對農業用水調撥給工業、反對石化廠徵收蚵田等運動,在台灣農村陣線與相關友好團體的行動下,一次次現身在輿論版面。其中,因新竹科學園區擴張、徵收農地而衍生的「大埔事件」,最為人所知。

連串的農運,標誌了台灣產業版塊與政治-社會結構的位移,也改寫了2005年《無米樂》所預言 / 擔憂的「末代稻農」命運。台灣土地原本就狹小,平地更僅佔全島三分之一,河川短促流急,工農之間確實存在「搶地、搶水」的緊張關係。而農運烽起的十年之間,確實也是台灣90年代以降的快速經濟發展進入相對「停滯期」的階段,社會動力此消彼長,質疑發展主義的聲音開始出現,「農業一定會走向黃昏、讓位給工商業」的論點聲量,竟在不知不覺中減弱,取而代之是愛用「本土農產」、維持本地農業生產的聲浪。

但也正是在此時,農業公共討論開始進入深水區,2018年的北農風暴,當可算是其中標誌性的轉折點。「想要農業永續,就要企業化、按照商業 / 專業邏輯進行」的觀點,部分論者開始批評前階段社會對農業的情感,框定為「文青」或「農運」思維,認為談農業情感對於台灣農業無益,大型資本農企才是出路。

「大型資本農」的倡議簡單到近乎粗暴,在理論概念上十分誘人。但社會的現狀並不隨個人意志而移轉,當前的台灣農業體制,便是以小農為主。這確實對外銷工作先天不利:一次要整合多個獨立生產的農戶,使其達到品質一致、不要臨時跑單,本來就是很艱鉅的任務。但卻相對保障了農民的生產自主性,免於落入「香蕉共和國」農場工人的困境。

「香蕉共和國」這一辭彙於1904年在美國作家歐亨利的小說《白菜與國王》中出現。歐·亨利以虛構的「Republic of Anchuria」影射在美國控制下的宏都拉斯,稱之為香蕉共和國。台灣香蕉外銷的強勁對手都樂(Dole),便是香蕉共和國的經典產物。種植香蕉的工人酬勞微薄、勞動條件惡劣,多數染上酒癮。

或許小農制度下的農民,並非每一位都能像崑濱伯一樣樂天知命、長壽善終,亦仍有不幸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幸受挫、隕落的。但誰能想像香蕉共和國中的農場工人中,能夠出現一位崑濱伯?而香蕉共和國農園牆外的當地消費者,又有幾人能有「吃香蕉、挺農民」的政治機會?

台灣社會能將農業視為一個有競爭力的產業,自《無米樂》的「末代稻農」時代,走到今日,可以單憑國內市場「不理性的熱情」,便消化所有原訂銷往大陸的鳳梨,就算不是值得拍手稱慶的喜劇,起碼也可說是二十世紀第三世界歷史中的一種幸運(日本並不在此列)如鳳梨、香蕉這些台灣水果,或許在品質穩定度上,確實還差都樂的產品一大截,但就原產地的農民與公民社會命運而言,台灣要比「都樂的故鄉(們)」要幸運太多了。

2021年3月5日,台北市的一個水果攤上,商販在準備鳳梨  。
2021年3月5日,台北市的一個水果攤上,商販在準備鳳梨 。

持平而論,台灣的小農制度問題良多,但在概念上並非一無是處,也依然能夠製造出具有競爭力、在特定消費者群體內得到喜愛的分眾商品,中國大型電商「盒馬鮮生」公關在接受端傳媒訪問時,很明確地回覆,台灣鳳梨的良好口感令人印象深刻,也受到當地年輕、高端消費者喜愛。無論兩岸水果商貿的起因有多「政治」,台灣水果仍相當程度受到當地市場的肯定,並非是「次級貨利用政治紅利銷陸」如此單一的敘事而已。

一場鳳梨風暴過後,如果台灣社會在「猛吃鳳梨」之餘,也希望自家產銷系統與商品能夠更上層樓,這個願望無可厚非。但必須直面體制的現狀、公允評價其優缺點,理解自身體制的框架、歷史與其必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肯認台灣社會對農業這看似「不理性、不永續、長久下去不是辦法」的支持熱情,不否定民眾已經對農產具有近似主權象徵的認同感(鳳梨台語諧音「旺來」,作為台灣各行各業求「旺來」的祭祀水果,意義更是不同),才會是實事求是、真正能夠改良台灣農業體制的作法。

原文鏈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314-taiwan-mainland-pineapple-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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