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輝:中國職校教育,和被「倒賣」的廉價學生工人

·4 分鐘文章

【編者按】7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各地不再審批新的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培訓學校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並禁止上市融資。在教學內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國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級不能進行紙筆考試,其他年級原則上只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布、不傳播,不得根據考試成績設置「重點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緩解內卷、降低育兒成本,又觸及到中國應試教育系統的哪些痼疾?這個9月,端傳媒推出「中國教育專題」,試圖從教培行業、職校教育、創新教育等領域回答上述問題。今天是專題的第二篇,探討中國職校教育如何才能真正培養出具備職業技能的畢業生。

整整十年前,我在《南方週末》參與撰寫了一篇題為《「倒賣」學生工——富士康「團購」,職技校批發》的文章,當年這篇報導的背景有兩個,其一是沿海地區企業用工成本上漲,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進行產業轉移,其二是富士康各地工廠連續發生農民工自殺事件。

在重慶富士康一個多月的卧底調查發現,大量使用學生工成為地方政府和企業解決「年輕、廉價而馴服」的勞動力供應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方面職校學生以實習的名義進入工廠,企業不需要像社會招工那樣簽訂勞動合同併購買社會保險,大大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職校老師會進駐工廠,利用自己的權威協助管理,學生如果有違背紀律的反抗行為,可能招致扣發畢業證的處罰。這兩方面因素導致在過去十年,學生工問題不但未能得到有效地治理,反而隨着人口紅利的消失愈演愈烈,無論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都在普遍使用學生工。

學生工亂象反映的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早在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普遍實行的師徒制是工人技能形成的來源,而國家統籌的勞動、人事與分配製度保障了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但是隨着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國有企業轉向依賴外部勞動力市場,「入廠包工」成為一種新型的用工方式,導致它們投資內部技能培訓的意願不再,師徒關係逐漸被合同關係取代。此外,出口型製造業基本都採用去技能化的流水線生產技術,工人幾乎不需要任何技能就能完成被高度分解的裝配動作,而勞動力市場上存在大量的無技能農民工,因此勞動密集型企業完全沒有必要進行技能投資。當人口紅利耗盡時,比農民工成本更低的學生工成為替代性選擇,無論在職業學校學什麼專業,他們的歸宿都是去流水線上打螺絲,這就使職業教育中的專門性技能培訓喪失了必要性。

無論在職業學校學什麼專業,他們的歸宿都是去流水線上打螺絲,這就使職業教育中的專門性技能培訓喪失了必要性。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資源投入在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之間是不均衡的,雖然兩者招收的學生比例相差無幾,但職業教育所獲得的重視程度嚴重不足,特別是在中西部地區,職業學校變成了被層層考試淘汰的所謂「差生」的收容所,然後為中低端產業輸送廉價勞動力。正是在這種命定式的軌跡下,政府和職業學校都主動地參與到「倒賣」學生工的生意中,比如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職業學校為本地用工企業輸送學生工,因為給企業大量輸送學生工既是地方政府吸引產業轉移的籌碼,又為職業學校賺取不菲的管理費,這一看似三贏的局面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尋租,對學生工來說,學而不得、學無所用必然會影響他們一生的職業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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