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證史、治學如棋與「僑居鸚鵡」:余英時紀念論壇「敬思想史的傳薪者」側記

·15 分鐘文章

2021年8月1日,知名歷史學者、思想家余英時於美國病逝。9月4日、5日,曾出版余英時多本著作的台灣聯經出版社與《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聯合舉辦了余英時的線上紀念論壇,名為「敬 思想的傳薪者」。兩天的議程,共計有20位講者與會。其分別來自史學界、知識界與出版界,均與余英時曾在人生的不同時期、以不同方式有所交集,並備受啟發者。

此次活動,是余英時辭世後規模最大的一次紀念活動。每場活動均吸引近千人在線全程觀看、提問與討論熱烈。聯經出版在活動序言中寫道,論壇名稱來自與會的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譽教授周質平與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特聘資深教授葛兆光的文章。

活動序言指出,講題彰顯了余英時「在中國儒家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史中不斷融會、解碼與傳薪,」是余英時生命歷程最好的寫照,也相信「余先生的思想生命,仍會在現在與未來,與各個世代的心靈共鳴,薪火相傳」。活動共分五場,「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史學家的耕耘」及「寫作者的修養」。

第一場講座「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分別由余英時在三校的同仁主講,主持人丘慧芬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余英時回憶錄英譯者之一。她介紹,周質平是研究胡適與余英時思想的重要代表;耶魯大東亞系榮譽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孫康宜則以「詩言志:余英時的思想與他的詩歌」為題,展示余英時的書法與詩文;亞利桑納州立大學歷史系榮譽教授田浩(Hoyt C. Tillman)則是宋朝思想史的專家,研究陳亮與朱熹的權威。

第二場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曉青所主持。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原所長、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名譽教授 陳方正以「余英時的兩個世界」為題,分析余英時生命中「歷史研究的世界」與「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葛兆光以「究古今之變、通天人之際」為題,闡釋余英時一生作為通才型知識人的軌跡;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陳祖為以「余英時論儒學的現代命運」為題,探索儒學在歷史中的變遷與重建現代儒學的可能性。

總體而言,第一日的兩場論壇,以思想史的角度開展對余英時的追念;第二日則可說是余英時分別以知識人、史學家與專書作者三個不同角色,與各領域專業者的交會光影。

第二日第一場講座,由聯經新媒體策劃、Matters創辦人張潔平主持,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開場,探討余英時作為知識人的角色,並談當代知識人如何努力建立公共價值規範系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以「一生為自由發聲」為題,談余英時的公共參與與他的學術思想並非割裂,言余英時的種種行動展現了「公共知識人的價值」;《河殤》作者、89一代知名知識人蘇曉康,是許多簡體字使用者翹首期待的講者之一,他講述了余英時如何和一群與他有「非常直接關係、大陸出來的知識分子」互動,即「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故事。

第二日第二場,以「史學家的耕耘」為題,聯經出版總編輯涂豐恩主持,三位史學名家展開對余英時的追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以余英時的學生身分,談他所觀察「余英時的讀書/著述生活」;台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陳弱水以「余英時的中國古代與中古史研究」為題,談他眼中余英時「又通又專」的歷史研究成果;浙江大學特聘教授、國際中西比較哲學學會(ISCWP)副會長彭國翔則談余英時在宋明理學與儒學方面的貢獻。

最末一場,則由主辦單位聯經出版發行人林載爵親自主持,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何俊,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三位出版人,對談他們與余英時的交會。

兩日五場的論壇,難以盡錄,且影像均已即時上網。端傳媒作為活動協辦單位之一,在此節錄、整理多位講者均提及的三項主題:以詩歌證史、治學如下棋,以及「僑居鸚鵡」典故,以為導讀。

新亞書院余英時畢業證書 (1952)。
新亞書院余英時畢業證書 (1952)。

以詩言志,以詩歌證史

眾所週知,余英時除了是歷史學者,亦是詩人,於古典詩詞創作有深厚功底。在第一場論壇中,孫康宜即以「詩言志」為題,展開她對余英時的追念。

孫康宜曾在1982至1987年與余英時在耶魯共事,且持續保持聯繫。

「通常一般學者在討論余先生思想時,通常對他的詩歌「一帶而過」,或者以為他的思想,只展現在學術作品裡頭,」但孫康宜認為,余英時的詩作,「是他思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孫康宜解釋,余英時的詩歌充分地見證了中國文人自古以來遵循的詩言志傳統:「一個人寫詩,是為了表達個人的意志、內心的情感。而且是最重要的意志、最重要的情感。」

孫康宜舉經典文學評論《文心雕龍》為例,「(中國文人)寫詩,都是用心來寫的,心是很重要的重點,」孫康宜觀察,余英時的作品,便特別有一顆「詩心」。孫康宜亦道,余英時不只寫詩,也很擅長解讀他人詩歌。余英時為了汪精衛的詩集《雙照樓詩詞藁》寫下的數頁長篇詩序,便可以為證。

在余英時過世後,《雙照樓詩詞藁》編輯顏純鉤亦在臉書上發文,追念這一段因緣。顏純鉤回憶,他邀約余英時寫書序時,余英時回覆道,「先生願我為雙照樓詩詞稿寫序,甚感雅意。我從來喜歡汪氏詩詞,對他落葉詞一闕,尤為擊節,今已久不見此集矣。先生欲出注釋本,此意甚好,我當勉寫一短序以當介紹。至於『漢奸』一事,我與先生所見相同,不當與其文學造詣混為一談也。」

後因超過原訂交稿期限卻仍未完稿,余英時特地致信給顏純鉤表示,「弟因近日正在趕寫更早應允之文,尚未完卷。弟近兩月已遍讀有關文獻,如《周佛海日記》﹑《胡適日記》等有關之記載,也想寫一短文,發揮汪之真實心境,肯定其動機,而惋惜其判斷之誤,並願以其人與其詩合併而觀,以顯示此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深刻悲劇也。」

這裡可以看出,余英時對汪精衛的詩作進行研究、理解,不只因「漢奸一事不當與文學造詣混為一談」,更因為當中可以顯示出「二十世紀上半葉之深刻悲劇也。」

無獨有偶地,在葛兆光回覆讀者的環節中,更將余英時的詩作,由「詩言志」的傳統,進一步延展出「以詩歌證史」的方法論。

在讀者提問環節中,主持人張潔平代提問,陳寅恪曾經提出「以詩證史」觀點,葛兆光也曾出版過《唐詩選注》,不知是否有與余英時談過「以詩證史」的相關話題?

葛兆光答,就他的觀察,余英時花了相當多的力氣在進行陳寅恪晚年詩的箋注和解釋,「在這方面,他更想揭示出來的是,陳寅恪在1949以後的心態、觀念、與他的所思所想。」

葛兆光亦提醒,「以詩證史」的作法,對任何一個歷史學家來說,都必須非常小心,不要走過邊界,因為詩歌畢竟不是真正的、技術事實的史料,「但作為『心史』,心靈歷史來說,詩歌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史料。余先生從來沒有走過頭,他非常清楚把握了對詩歌理解不可以當做完全的真實的歷史,但他是非常真實的心靈歷史,余先生把握的尺度是非常好的。」

葛兆光特別提及,「以詩證史」的傳統,其實是余英時承自陳寅恪。陳寅恪曾著有《元白詩箋注》,以元稹跟白居易的詩來理解唐代歷史;晚年所著的《柳如是別傳》,也是陳寅恪以此來談論明清時代士大夫的心靈歷史的著作。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

學問如下棋,無一廢子

除了詩歌之外,余英時在棋藝的造詣,也屢屢被講者們來說明他的治學風格。座談講者之一王汎森,曾在2019年出版的《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知識創造的人文向度》中回憶,在1980年《中國時報》所舉辦的一場閉門會議中,余英時棋興大發,與在場所有人士對弈,後來眾人才知道,「余先生業餘六段,得過新英格蘭地區本因坊,甚至還參加過在紐約的世界圍棋大賽。」

余英時自己也曾在1995年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中寫道:「我在港的兩年間(1972-75) ,和牟先生的交遊主要限於圍棋方面。他的棋力雖不甚高,但非常愛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學上極能深思,然而他下棋則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隨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爲了調劑他的哲學思考,所以超越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坡所說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

正如余英時觀察牟宗三的棋路,並與之以學術路線對照,這兩日與會的講者,亦常常以余英時的棋藝與學術思想做為相互參照。

葛兆光說,余英時治學如觀棋局,對中國思想史有整體的思考,「歷史研究常常需要以整體對抗整體,以整體顛覆整體,歷史研究要想建立一個新的典範,他就必須提供一個整體重寫的基礎,讓在這個基礎上重寫的歷史全面改觀,使歷史論述,另起爐灶。」

葛兆光說,余英時不只一次將圍棋跟學術連在一起比擬,其中他最愛提的有兩句話,一是「下圍棋和作學問一樣,『高手無廢子』,他說,王國維就是這樣,很快就能進入哲學、文學、古代史...等等不同領域,就是因為他下的任何一步棋、學的任何一個東西都沒有廢的。」

而另一句余英時常用以說明學術與棋局關係的話語,是「善弈者取大局」,葛兆光說,這說明余英時治學,是注意整體的、注意貫通的歷史研究,「學問與作詩,有小結果、有大判斷,差別就在這」,「余先生是通人、通才、通識的學問,不是古代餖飣之學,也不是現代專家之學。」

王汎森回憶,余英時也曾向他提及,王國維作學問如下圍棋,「沒有廢子」,而在他看來,喜愛下棋的余英時亦如是,「王國維治學,用力得當。余先生也是,他作學問跟下圍棋一樣,總是從外面開始慢慢往中間包圍,在讀很多書的過程中,慢慢形成問題,好像圍棋慢慢包圍...當然很多人作學問都是這樣,但我覺得,他表現得更明顯。」

2014年,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向余英時先生頒發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2014年,時任台灣總統馬英九向余英時先生頒發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

在今日的講者中,亦有不少作者提起余英時常以「僑居鸚鵡」自況,來說明他的政治實踐理念或中國情懷。不明就理的人,或許不解「鸚鵡」的譬喻從何而來。今人常引用的典故中,常常會提及余英時在贈別老師楊聯陞時,曾經詩道「火鳳難燃劫後灰,僑居鸚鵡幾旋廻」,不過,在《明報月刊》1985年4月號一篇名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談我的「中國情懷」〉的文章中,余英時曾經更清楚地道出胸中塊壘: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雲也?」對曰:「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

周亮工(編按,明末清初文人)的朋友接著發感慨說:

餘亦鸚鵡翼間水耳,安知不感動天神,為餘滅火耶!

這個美麗的故事雖出於印度,但顯然已中國化了。「知其不可而為之」,「明其道不計其功」,「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這些話和上面那個神話在精神上不是完全一致的嗎?不過不及神話那樣生動感人罷了。大概「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幾個字可以說明我在這一方面的「中國情懷」吧!

不但對中國大陸如此,對香港我也一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情感。最近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見)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六七年,何忍見其一旦毀於大火。

陳方正回憶,余英時確實常以「鸚鵡」自況。「好像(他就)是那個鸚鵡,嘗僑居是鄉,是鄉就是神州大地,神州大地現在在大家看來就是有山林大火,所以就算沒有用,他也要沾濕羽毛去撲救,因此生出了他現代中國批判的視野。究竟是否能感動天神前去滅火?或者此火究竟是怎樣意義的劫難?我想他是求心之所安,不再去追問了。」

而葛兆光在談及余英時研究中的「大歷史」時,亦評論,余英時的這些研究,「簡單來說,就是為了中國。他曾解釋他理解的天人之際:天,代表超越境界;人,代表現實境界。坦率地說,如今中國的學者,不得不像魯迅說的那樣,橫著站,一面努力追求在學問裡面超越,超越到天的境界;一面不得不像余先生常用的火鳳凰,或者說救火的鸚鵡,面對人的現實世界,因為這就是他的中國。」

而在周保松的「一生為自由發聲」講題中,亦以「僑居鸚鵡」為度量,討論余英時的公共參與行動軌跡——例如支持台灣反媒體壟斷運動、三一八學運或香港佔領中環等——周保松認為,余英時如此行動的原因,並非僅僅只因一般所理解的「僑居鸚鵡」情懷,而是因為「承繼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給予受壓迫者和抗爭者應有的道義支持,支持他們渡過難關,共同面對困難」,且「作為知識界翹楚,知行合一,為同行和後輩建立榜樣,鼓勵更多人走出象牙塔,身體力行關心社會」亦是「累積社會道德資源,發展公共文化,為社會轉型做準備」,最終的理由,則是余英時懷著「一種對於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內在呼召。非如此不可。」

「余先生不會不知道,他的公共參與,會給他的學術事業帶來各種不利和麻煩,包括消耗大量時間和精力,招致同行嘲笑和非議,得罪政治權力而遭到報復,可是他依然堅持,甚至直到生命最後階段,依然對香港的處境憂心忡忡,這就絕不可能用『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或『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來作為解釋了,」周保松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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