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在課室教罷課這一頁

我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歷史老師。我知道，我們正身處在歷史的洪流中，每個人的取態共同編織著香港未來的歷史與方向。對於是次中學生大專生罷課，我校學生反應迥異，仿如社會的小縮影般：有一些對身邊事不聞不問；有一些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
，卻持罷課無用論；有一些因家長的反對而最終選擇不罷課；有一些選擇加入在校的「政改關注組」，策劃派發黃或黑絲帶，並與舊生聯絡，合力派發自製的「政改小冊子」，全力的去喚醒同學的關注，並已向學校遞交了家長信，明言將會參與926中學生罷課。

四類人之中，首三類人佔絕大多數。很多家長或許會認為罷課會讓子女失去學習的機會，但從我的教學經驗來看，教學「質素」遠比「數量」來得重要。中學生所失去的，或許只是一天的上學時間，但所學到的，卻遠比想像的多。須知道要同時要修習來自不同大專院校教授的課堂，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在公民教室， 你可一次過實現這個夢。至今，我尤記得首天回到母校中大聲授罷課時所上的一席公民教育課，周保松教授的一番話：「我們活在這個世界裡，是世界的一部份；我們改變，世界也會跟著改變。」至今還深深的刻在我心。

日後如在課堂談起這埸運動，我認為可以當成一個個案或例子作為平日歷史課程的解說。

教授「五四運動」時，不得不談到當時中國青年人的「覺醒」，當年五四運動參與的學生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正正成為日後國民政府時期學界及政界中的棟樑。這種對政治權利的覺醒，也成為了日後共產黨成立的催化劑。同樣地，是次罷課亦體現到大專生，以至中學生的集體「覺醒」， 讓他們自覺爭取公民的權利，自覺為社會，為香港的自由民主多走一步，不難預視到未來政壇的骨幹正正是眼前的一班大專生及中學生。這種自我的「覺醒」，也正正體現我們傳統讀書人應有的「風骨」與「氣節」，以天下為己任，關心家事國事的情懷。

東漢士大夫力行「清議」之風，敢於批判面對手握生殺重權的閹宦，我曾經這樣問過學生：「為何當時的士大夫敢於冒著生命危險挑戰當時掌握權力，操生殺大權的宧官集團？」同學們努力思索幾天後，嘗試著各種不同的答案。最終，一位張同學最後想到答案：因為當時儒學風盛，士大夫受重儒思想影響，重視氣節而敢於挑戰權力核心。這種「風骨」，不純是東漢士大夫獨有的產物，在今時今日的學生身上，我們亦能看到！

教授近代史時，一定會觸及「晚清立憲」這一段歷史。當時的清政府在1908年向人民承諾會進行政治改革，成立內閣制，開放政權；後來立憲時間一拖再拖，將成立內閣的時間表拖至1911年。到了1911年，滿清卻搬出「皇族內閣」內欺遍百姓，在十三位閣員中有八位是皇族成員，令到渴望還政於民的一眾學者失望，最終成為引爆辛亥革命的一服催命劑。同樣地，今次阿爺與特區政府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欺騙了港人三十年，卻搬出一個有篩選的普選方案企圖瞞天過海，口口聲聲叫大家「袋住先」，終釀成民憤，激起七一五十多萬人上街，罷課等民眾集體抗爭行為。無論古或今，歷史教曉我們，極權政府只會無所不用其技去維護自己的政權。

有不少學生就問:「既然中共不放權，罷課有何用?人大的決定也不會因此而改變?」我即時拿起手上的教科書反問:「同學，請問有沒有一件歷史事件是沒有影響的?」同學們齊聲回應:「當然沒有!否則我們的歷史書也不會如此厚重！」我接著回答：「既然每個歷史事件都有影響，為何我們在歷史正在發生的時候便妄下判斷? 難道這次罷課事件是例外？」同學即是點頭示意明白。

學習的最高層次是「實踐」。當你真實把自己所學實踐出來的時候，那知識才恆久的存活在心中。從小到大，求學不就是為了學「做人」嗎？難道聖賢之道只存在於書本裡？在這次政改問題上，不難看到成年人世界的犬儒、妥協，成年人滿口仁義道德，遇事卻大部份保持緘默；相反，年青人卻真真切切的透過罷課等自我犧牲來捍衛我城，守護我們香港最根本的核心價值。

「覺醒與實踐」，實在是教育精神之所在。但最終有多少個教育工作者能真切明白？在此容我向所有參與罷課，並身體力行參與公民抗命的大學生及中學生致敬，他們的覺醒以至實踐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各位同業，各位成年人，學生覺醒了，實踐了，我們是否還選擇繼續在沉睡，還是我們一直在裝睡？

最後送給所有香港人：「義所當為，毅然為之，不為利誘，不為威屈，成敗在所不計！」

更多9.22罷課消息：https://hk.news.yahoo.com/hong-kong/922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