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車噴標語抗議拗直治療 內地藝術家武老白:在媒體缺失年代 用藝術介入議題

三輛印有標語的貨車以上海為起點,駛經內地多個城市,每走一公里眾籌20元作為《戀人》項目開支。這條「彩紅路線」合共走了3,251公里。(受訪者提供照片)
三輛印有標語的貨車以上海為起點,駛經內地多個城市,每走一公里眾籌20元作為《戀人》項目開支。這條「彩紅路線」合共走了3,251公里。(受訪者提供照片)

上海鬧市 2019 年曾經出現三輛紅色大貨車,車身噴上黑色巨型標語:「為一種"不存在的疾病"治療」、「《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仍保留”性指向障礙”」、「19 年了,為什麼?」這是內地藝術家武老白有份發起、抗議同志拗直治療(內地稱為扭轉治療)的藝術項目,走訪內地多個城市;他更裝成同志到不同醫療機構「體驗」扭轉治療,並把過程拍成紀錄短片《戀人》。武老白日前受邀來港出席該片放映。他接受《Yahoo 新聞》訪問時坦言,在調查記者或媒體缺失的年代,透過藝術方式介入公共議題,也許能夠營造一扇窗口。

記者:李雨夢

武老白日前低調來港出席《戀人》放映時,與關注議題的觀眾探討內地及香港扭轉治療的狀況,及對同志群體帶來的傷害。他受訪期間較少談論香港的人權狀況,僅提及聽過香港藝術家程展緯常以藝術及行動介入社會議題。

武老白裝成同性戀者明查暗訪,走訪了不同城市仍然提供扭轉治療的醫療機構。(受訪者提供照片)
武老白裝成同性戀者明查暗訪,走訪了不同城市仍然提供扭轉治療的醫療機構。(受訪者提供照片)

「肉身在場」看清問題本質

武老白本身是「直男」,自從認識同志警察林壑後漸漸關注性小眾議題,聯繫上同志平等權益促進會負責人燕子。燕子接受扭轉治療時曾遭電擊,後來將治療機構告上法庭並獲勝訴,是內地法庭首宗同類案件。那時燕子向他提供扭轉治療的醫療機構名單,「可以通過此種特別具體問題去入手,也避免我們想做的事情陷入一種口號式的宣言」。他親身投入田野考察,「需要肉身在場,才能夠逐漸清晰這個事情的問題和本質到底是出現在哪裡。」《戀人》提到,多家醫療機構僅僅根據所謂「檢測」報告,就為武老白制定一系列扭轉治療方案。

微博聲援「#被矯正的戀人」

上述三輛紅貨車駛到北京時,車身並無噴上標語。武老白解釋:「我們將三句話交給了公眾,希望大家可以根據現實遭遇,重新書寫貨車上的三句話。」為此,他在微博創立「#被矯正的戀人」的標籤話題,受到性小眾群體以至網民廣泛關注,閱讀量累積逾 1,100 萬,討論人數逾 2 萬人。

《戀人》拍攝貨車駛經天津時遭公安截下的過程。公安問:「你是什麼目的?」武老白答:「我是藝術家,就是讓那些醫院知道這種行為是不對的。」後來派出所民警到場了解後放行。

貨車駛到北京的時候,車上沒有印上標語,卻讓公眾在網上二次創作,重新書寫車上的三句說話。(受訪者提供照片)
貨車駛到北京的時候,車上沒有印上標語,卻讓公眾在網上二次創作,重新書寫車上的三句說話。(受訪者提供照片)

近年內地性小眾團體持續受壓,例如 2020 年大型同志活動「上海驕傲節」宣佈停辦,2023 年支援性小眾的公益機構「北同文化」表示因「不可抗力」因素被迫中止營運。

對於《戀人》有否推動任何改變,武老白自己也說不準。他認為,在調查記者或媒體缺失的年代,這種透過藝術方式介入公共議題的方法,也許能夠營造另一扇窗口,「能否通過這些行為或一些表達,讓更多人去看到藝術、或是我們在做的藝術行為背後的一個世界」。

攝影出身 捕捉西安公園百態

武老白本身學攝影出身,畢業後 2015 年到西安美術館工作,「極其無聊和枯燥」。他開始製作攝影書《興慶宮》,拍攝與記錄西安興慶宮公園,「它有幾十個不同類似的小組,譬如唱紅歌的、跳舞的、還有一些在講時事政治的老年人,不管刮風下雨基本上都會在那邊,我會很好奇他們為什麼會持續的在那邊。後來我才發現這批人是來自周邊的下崗工人,西安有很多國企。」那是他第一次嘗試創作較有公共性的作品,「圖片畢竟是有限的,如果要更多信息的話,就做了一些採訪,還有找一些歷史和文獻。」

2015年的時候,武老白製作了一本攝影書《興慶宮》,拍攝與記錄西安興慶宮公園百態。(受訪者提供照片)
2015年的時候,武老白製作了一本攝影書《興慶宮》,拍攝與記錄西安興慶宮公園百態。(受訪者提供照片) (WuLaobai)
興慶宮公園的氛圍和組成形態,讓武老白感到著迷,並選擇記錄下來。(受訪者提供照片)
興慶宮公園的氛圍和組成形態,讓武老白感到著迷,並選擇記錄下來。(受訪者提供照片)

無名屍體 追蹤少年之死

後來武老白搬到廣州,當地藝術家發起藝術項目「居民」探討珠三角居民權益與生存空間。當時武老白就在其中發起「死亡身分證」行動,當地有網站定期發佈無人認領屍體的信息,「這種不被他人知曉的死亡,其實就是發生在我們周邊。」

他追縱三個無名死亡個案,包括一名網吧少年,家屬稱他是在警察的執法過程中去世。

「他編號是 2016A1112,叫死亡身份證的一個原因,是因為他們去世之後,都會有一個死亡編號,就像一個新的身份證明一樣。」

那是 2016 年,同年北京發生「雷洋事件」,同樣是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死亡的個案。雷洋是人民大學畢業研究生,當時很多校友為他發聲。相較之下,武老白追蹤的網吧少年寂寂無名,「沒有人去為他發聲,這件事情就變得悄無聲色」。他後來聯繫上少年的家屬,更邀請三名律師為家屬模擬一場法庭訴訟。

死亡身份證是武老白去到廣州之後進行的藝術項目,那時候他偶爾發現無人知曉的死亡個案。(受訪者提供照片)
死亡身份證是武老白去到廣州之後進行的藝術項目,那時候他偶爾發現無人知曉的死亡個案。(受訪者提供照片)
武老白找到了無名少年的家人,並邀請律師模擬了一場法庭訴訟。(受訪者提供照片)
武老白找到了無名少年的家人,並邀請律師模擬了一場法庭訴訟。(受訪者提供照片) (WuLaobai)
透過藝術行動的介入,武老白將被遮蔽的公共議題再次呈現人前。(受訪者提供照片)
透過藝術行動的介入,武老白將被遮蔽的公共議題再次呈現人前。(受訪者提供照片)

恐懼伴隨 「遇到了就是遇到了」

作為關注上述議題的人,武老白首先去想「我可以去做什麼」,然後才從藝術家角度思考何種形式表達,「作為藝術家,在所謂媒體缺失的情況之下,關注公共議題的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樣的形式,去重新關注、或重新將這個可能會被遮蔽的問題再給呈現出來?」他希望繼續關注不同少數群體的遭遇與權益。對於這些藝術行動帶來的風險,武老白坦言恐懼一直伴隨,但這些阻礙無可避免,「沒有什麼應對方法,遇到了就是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