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調查】死在中國遠洋漁船上的印尼漁工

·59 分鐘文章

【編者按】「Oceans Inc.」是端傳媒近期參與的一項跨境合作調查報導,關注海洋上的非法、不報告和無管制的捕撈活動(IUU)。該系列報導由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與來自十數個不同國家媒體的編輯、記者通力合作完成。端將陸續發表來自「Oceans Inc.」的深度報導,本文是第一篇。

在Sepri的成長過程中,他老家的生活環境開始惡化。1990年代,位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南部的Serdang Menang村,稻田肥沃,河裏也有很多魚;但在一家棕櫚油公司對沼澤地進行排水和開墾後,洪水和野火變得很普遍,破壞了當地的生計。Sepri的父親是一名佃農,後來在警察局找到了看門人的工作。但當Sepri成年後,他和這個全球第四大人口國家的數百萬人一樣,將外出務工視為他謀生的唯一機會。

只有初中學歷的Sepri先去了首都雅加達。他在一家舊購物中心的工資,僅夠滿足基本需求。幾年後,他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鄉。回到村裏後,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懶散的狀態,一直待在他姐姐Rika的家裏看足球。Rika很擔心他。在印尼,很多無所事事的年輕人陷入了毒品圈套。村裏的警察最近就槍殺了一名當地毒販,並公開威脅要殺死其他毒販。與丈夫一起經營食品攤位的Rika,就一直勸說Sepri做一份輕鬆的工作,遠離麻煩,組建家庭。但Sepri覺得,這還不夠。

「他想賺很多錢,」Rika告訴我們,「他想讓他的表兄弟和我感到驕傲。這是他的願望。儘管我總是說,能有一份工作就好。」

有一天,Sepri在臉書上看到一個招聘漁工(deckhands,或譯甲板工人,本文統稱漁工)的廣告,要求在外國漁船上工作。這份工作月薪350美元,是南蘇門答臘省最低工資的兩倍,不需要經驗。這份工作聽起來很有希望,他的六個朋友都想加入。沒過多久,這七個人就去了鄰近的爪哇島,與一家招聘公司簽約。

這本應是一次偉大的冒險。但一年後,Sepri和他的朋友Ari都死了。

Sepri與 Ari。
Sepri與 Ari。

根據對四名證人的採訪,Sepri、Ari和這艘遠洋漁船上的其他印尼人被毆打,晝夜不停地工作,吃腐爛的食物,喝骯髒的飲用水。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中的一些人患上了未知的疾病,特徵是身體部位腫脹。腫脹從他們的腿開始,有的一直延續到他們的脖子和臉上。2019年12月,Sepri呼吸困難,倒在了船的甲板上並死亡。他被埋葬在海裏。此後不久,Ari和另外兩名漁工也以類似方式死去。

這艘名為「隆興629號」(Long Xing 629)的遠洋漁船由大連遠洋漁業金槍魚釣有限公司(Dalian Ocean Fishing,以下簡稱大連遠洋漁業)所有和經營。大連遠洋漁業是一家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作業的中國公司,聲稱是中國向日本提供刺身級金槍魚的最大供應商。

而「隆興629號」上的死亡並不是孤立的事件。

在過去的一年裏,我們的報導團隊——環境媒體Mongabay、日本新聞調查機構Tansa和Environmental Reporting Collective(ERC),一個包括來自十幾個國家的記者組成的網絡,合力追蹤並採訪了13名在大連遠洋漁業的8艘船上工作過的印尼人。「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是一家位於倫敦的調查捕魚業的非營利組織,它向我們提供了他們與另外11名印尼人的採訪記錄,涉及該公司的另外6艘船。

這些受訪者共佔大連遠洋漁業已知船隊約35艘延繩釣船(longliners)的40%的漁工。延繩釣船是一種工業規模的船隻,採用商業捕魚技術,在海中拖動數以千計的誘餌鈎來捕魚。受訪者都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為大連遠洋漁業工作。我們還採訪了幾十位專家,以幫助了解他們的證詞。

我們的調查結果表明,「隆興629號」上存在的情況——包括不符合標準的食物、可能有危險的飲用水和過長的工作時間——在大連遠洋漁業的船隊上是常規而非例外,這些船有數百名漁工,最多來自印尼,其次是菲律賓。

我們採訪的幾乎每一個漁工都說,他們被要求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一週七天,每天至少18個小時。如果漁獲很多,他們可能連續工作兩天都不休息。

除了米飯和麵條,漁工的主食是他們用來穿金槍魚鈎的魚餌。他們還得到了一些雞肉,通常是粘稠的和變色的,以及少量的陳舊、枯萎的蔬菜。

每艘延繩釣船都有大約20名漁工,以及7或8名高級船員,後者都是中國人。高級船員可以獲得更多、更好的食物。他們喝瓶裝水,而甲板上的船員只能喝淡化的海水。

James Allen,一位在東南亞為石油公司協調了21年的社區健康項目的臨床醫生為我們的報導小組審查了這些漁工的證詞。採訪中所描述的發黃、有鐵鏽味和鹹味,Allen醫生說,這些特徵可能表明淡化裝置或貯水池有缺陷。

「隆興629號」也並不是唯一一艘有漁工患病的船隻。我們採訪過的八艘船上的工人中,至少有30名漁工出現了與Sepri和Ari類似的症狀。審查了他們證詞的五位臨床醫生告訴我們,他們所描述的症狀——最常見的是嚴重水腫的情況,但也有腿部無力和疼痛,站立或行走困難,頭暈或混亂,以及胸部不適——可能是因有限的食物或飲用水造成的。

雖然臨床醫生在沒有直接檢查的情況下,不能確定甲板上的人遭受的是什麼病痛,但一些人認為腳氣病(一種由維生素B1缺乏引起的營養不良疾病,可導致心臟衰竭)和腎病綜合徵(一種腎臟疾病,可由長期飲用未充分脱鹽的海水引起的鹽分超標引起)是可能的病症。

營養不良專家、法國國家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高級研究員Frank Wieringa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認為你看到的是維生素和礦物質缺乏的混合畫面,由非常、非常不充分的飲食引起的,而攝入蒸餾水加劇了這種情況。」

2019年9月,大西洋中部,大連海洋漁業「隆興621」漁船上的一名移民工把一條鯊魚拖到船上。
2019年9月,大西洋中部,大連海洋漁業「隆興621」漁船上的一名移民工把一條鯊魚拖到船上。

儘管條件惡劣,一些漁工說,他們無法或害怕離開他們的船。

這些船很少回到岸上,有時在海上停留超過兩年。他們將漁獲物卸載到海洋中央的收集船上。這種做法被稱為轉運,已經成為長途捕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為它允許船隻在海上停留數年以節省燃料,但它被廣泛認為是「強迫勞動」——聯合國定義為在非自願和懲罰的威脅下從事的工作——的一個風險因素,因為工人本身是孤立的,行動受到限制。

一位漁工告訴我們,他船上的一個漁工曾經試圖跳上一艘收集船逃跑,但被收集船拒絕了。另一位說,他的船上,只有中國船員被允許到港口休息。

同時,債務的威脅提供了一個強大的激勵機制,讓他們繼續留下來。與印尼招募移民漁民的典型做法一樣,這些漁工的合同規定,如果他們不能完成兩年的工作期限,他們將失去大部分工資,同時還欠下中介的費用,他們同意從未來的收入中支付,這可能會使他們成為老家收債人的目標。一些漁工說,如果不是因為這一規定,他們會試圖離開。

受訪者說,高級船員經常威脅說,如果他們不服從命令,就扣留工資。在我們獲得證詞的14艘船上,至少有一半發生了人身攻擊事件;移民漁民被打、被踢、被扇耳光,以及被繩索和金屬棒等物品毆打。漁民在海上沒有電話或網絡信號,無法報告所發生的事情。

除了2019年底和2020年「隆興629號」上的4起死亡事件外,我們在這些年裏還發現了另外5艘大連遠洋漁業船隻的6起死亡事件,包括兩位印尼人,30歲的Rudi Ardianto和22歲的Saleh Anakota;Abdullah,一名印尼人,在抱怨胸痛和呼吸急促後於2019年年中跳入太平洋;一個菲律賓人的屍體在魚的冷凍庫中保存了幾個月,直到2020年中期被帶到斐濟;一名中國工程師在一次工作事故中腳部受傷,儘管他要求住院,但從未被送上岸;還有一名菲律賓人Jelbert Duminag,他是2020年9月左右在塞內加爾達喀爾Clinical Casahous醫院住院的4名大連遠洋漁業的漁工之一。

2021年5月,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禁止從大連遠洋漁業進口海產品,這是它第一次針對整個船隊而不是單一的船隻發出禁令。雖然該機構稱調查發現了「強迫勞動跡象 」,但它沒有公開提供證據來支持其主張。中國外交部很快駁斥了這一指控,稱其為「純屬捏造」,「只是美方炮製的謊言,意在對中國企業進行無理打壓。」

總部設在紐約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亞洲部副主任Phil Robertson審查了我們對漁工的採訪,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這些漁民的敘述包含了高度虐待性強迫勞動的所有特徵:經常在遠洋船隊中看到的長時間海上作業,令人難以置信的長工作時間,口頭和身體虐待,任意扣減工資,以及沒有出路。 」

「從船隊所有者、船員代理,一直到船長和官員,這之中的每個人都應該為這些漁民遭受如此多的侵犯人權行為負責,並為他們面臨的強迫勞動、傷害和其他相關的剝奪行為支付沉重的賠償。」

我們通過電子郵件向中國外交部北京總部和雅加達大使館發送了我們的調查結果,並提出一系列問題,但沒有得到回覆。通過電話聯繫中國外交部的嘗試也沒有得到回應。

大連遠洋漁業並不是第一個被指控強迫勞動的漁業公司。2011年,32名印尼移民漁民從韓國最大的漁業公司Sajo Oyang的船上逃跑,當時這艘船正停靠在新西蘭,對其船上惡劣條件的揭露直接導致了兩國的改革和執法行動。2015年,一系列關於泰國漁船上的極端暴力和奴隸般的條件的揭露——包括被綁架和關在籠子裏的人——促使歐洲發出貿易禁令的威脅,最終,泰國政府採取了新的控制措施。

但是今天,中國——迄今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捕魚大國,在遠洋水域的活動量幾乎是隨後四個大國的總和——經常被描述為移民漁工最不願為其工作的船旗國。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印尼,儘管缺乏有效的數據,但這個國家被廣泛認為是全球遠洋捕撈業的最大勞動力供應國。

在最近13個月的時間裏,向非政府組織「印尼外出工人聯盟」(SBMI)投訴的35艘漁船中,有29艘是中國船隻。非政府組織「破壞性捕魚觀察」(Destructive Fishing Watch)的全國協調員Abdi Suhufan表示,在2019年11月至2021年3月期間,已知死於外國漁船的35名印尼人中,超過五分之四的人在中國船隻上工作。

懸掛中國國旗的船隻「與其他國旗相比,給予漁工最差的待遇」,「印尼海洋正義倡議」(Indonesia Ocean Justice Initiative)的聯合創始人Fadilla Octaviani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該倡議為即將發布的關於遠洋船條件的報告採訪了數十位移民漁民。

日本東京築地市場,有商販售賣金槍魚。
日本東京築地市場,有商販售賣金槍魚。

自2000年成立以來,大連遠洋漁業得到了廣泛的投資者的支持。今天,它的股東包括一些中國最大的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長期以來,其金槍魚的主要買家是日本三菱集團的一個分支,該集團是世界領先的海產品貿易商之一。不過,該公司告訴我們,它在2020年4月停止了與大連遠洋漁業的業務往來,這是在「隆興629號」漁民死亡事件曝光前一個月。

「(大連遠洋漁業)是一家大公司,有重大投資,獲得重大利潤,」「環境正義基金會」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Steve Trent指出,2015年前後,被曝出極端虐待行為的泰國公司往往比大連遠洋漁業的船更小型、量也更少。「在這個背景下,他們還以這種方式開展業務,就更加令人氣憤了。」

許多在大連遠洋漁業的船上工作的印尼人,每月工資為300美元,但他們沒有收到全額工資,或者根本沒有得到工資。據稱,大連遠洋漁業未向其勞工供應商支付工資,這意味着,派遣勞工的印尼招聘人員承擔下了賬單。有些招聘人員給漁工付了錢,必要時借錢;有些人則消失了,讓漁工一無所獲。

雖然已有5名印尼招聘人員因與「隆興629號」事件有關的非法招聘或人口販運而被監禁,但目前尚不清楚大連遠洋漁業是否有人因其東南亞工人的待遇而被追究責任。該公司的運營狀況也不明晰。據受訪者和衞星圖像顯示,2019年9月左右,也就是Sepri死前的三個月,其船隻停止了正常運營,繼續在公海上漂流了好幾個月,而不是在附近航行尋找金槍魚。2020年年底,大連遠洋漁業遣返了其全部印尼員工,並似乎將其大部分船隊召回了大連,該公司總部所在的中國東北部城市。

自2019年年中以來,在中國,已經有數十起針對該公司的訴訟,涉及未支付的貸款和賬單。公開記錄顯示,自2020年中期以來,中國法院對大連遠洋漁業創始人勵振羽發出了至少16份「限制消費令」,禁止債務人從事乘坐頭等艙、購買房地產和送子女上昂貴學校等活動。

該公司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提出的多項回應請求,包括一封概述我們調查結果的詳細信函。

除了對侵犯人權的指控外,來自所有我們獲得證詞的船隻的漁工說,延繩釣者從事了大量的割鯊鰭活動,即割下鯊魚的鰭並把屍體扔回海裏的非法行為。許多人說,他們的船隻專門以鯊魚為目標,故意使用專門的漁具。

從送餐員到遠洋漁工

像許多為大連遠洋漁業工作的漁工一樣,Rizky Fauzan Alvian是印尼一家大型外國漁船船員機構派遣到「隆興629號」的。

2013年,在與一位兒時的朋友重逢後,Rizky首次與這家名為Lakemba(全稱PT Lakemba Perkasa Bahari)的機構簽約。兩人在雅加達的一個衞星城市一起長大,後來朋友的家人搬到了中爪哇省的北部沿海地區Pantura,這裏已經成為招募移民漁民的中心。Rizky的朋友一直在為西班牙延繩釣者工作,他提出幫助20歲的Rizky找到一份類似的工作。Rizky沒有工作,也對海上生活很好奇。

Rizky對捕魚一無所知。他畢業於一所會計職業高中,在首都做過數據輸入員和送餐員。但他覺得遠洋漁工300美元的月薪聽起來不錯,比他以前賺的多。他最終到了Lakemba,那裏有一個針對沒有經驗的水手的培訓項目。

Lakemba成立於2000年中期,當時,印尼貨幣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崩潰,推動了去海外工作的外出勞工潮。男人們湧向馬來西亞的油棕櫚種植園和外國漁船;女人們則成為沙特阿拉伯和香港的女僕和護士。在這十年的前半段,印尼僑匯額翻了兩番,到2005年達到每年54億美元,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幾乎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政府和媒體稱這些人為「外匯英雄」,外出勞工成為外匯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到2013年,Lakemba已經是台灣船隻的主要漁工供應商。該公司有大約二十幾名員工,分布在雅加達的總部、Pantura地區Tegal市的一個分支機構和海外的各個港口。當Rizky出現在Tegal市分部時,他不得不和其他幾十個前來尋找工作的年輕人一起排隊等候。生意似乎很紅火。

2021年8月,Rizky Fauzan Alvian在雅加達的一所寄宿公寓。
2021年8月,Rizky Fauzan Alvian在雅加達的一所寄宿公寓。

Rizky這一個月的訓練有一種新兵營的感覺。他們給他剃了頭,讓他翻輪胎和拉繩子,以鍛鍊他的力量,讓手上生起老繭。他主要是練習處理魚線。該機構還幫助他獲得在國外合法工作所需的文件,如護照和海員手冊,這是海員的強制性身份文件。Lakemba支付了相關費用,但有一項諒解,即Rizky將按月分期付款,從他的工資中扣除。對Lakemba來說,收回這些費用是很容易的,因為它將從漁業公司收到他的工資,然後再把剩下的錢轉到他母親的銀行賬戶。

在Rizky預定離開的前三天,Lakemba把他的合同交給他。在審查合同時,他被其中的條款嚇了一跳。在一年多的時間裏,他都不會收到全額月薪,因為Lakemba已經扣除了600美元用於支付他的培訓和其他費用,還有2400美元作為「押金」,只有在他完成整個兩年的工作期限時才能收回。如果他因任何原因提前離船,他就會失去押金和剩餘的工資,但仍要對Lakemba的任何剩餘債務負責。

如果Rizky這時候退縮,他還欠Lakemba的培訓和文件費用。而且,他現在不能退縮。他的妻子正懷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作為家庭經濟支柱,他感到有壓力,要開始掙錢。他告訴我們:「我感到非常絕望。 」

Rizky與一群大約20名Lakemba勞工飛往加勒比海的特立尼達島(Trinidad),登上了一艘台灣延繩釣船。這是一項艱苦的工作,但船長給了他們充足的休息時間,讓他們吃得飽飽的,並定期在港口停留。有一次,Rizky得知,一些Lakemba公司的員工,包括老闆在內,因為偽造數百份海員手冊的計劃而被監禁,但Lakemba公司在港口的代表告訴他不要擔心:重要的是完成合同,拿到錢,然後回家。

兩年後,Rizky回到印尼,收到了所有承諾的工資,他用這些錢買了一輛摩托車,並償還了他離開時家裏積累的一些債務。總的來說,他覺得這次旅行很順利,並渴望再次出發。

2018年,Rizky在另一艘台灣延繩釣漁船上完成了第二次兩年的工作,並再次收到了所有的工資。幾周後,他和妻子分居了。之後,他向Lakemba要求另一份工作。這一次,他要求去到一艘歐洲船,因為歐洲船的工資往往更高。Lakemba同意了,但在幾個月後告訴他,這份工作已經落空了。不過,在一艘中國的船上有一個位置:「隆興629號」。

Rizky不能再挑剔了。他的大女兒即將開始上學,他必須支持他年邁的母親。他說:「當一個機會出現時,我必須抓住它……要麼這樣,要麼借錢。」2019年2月,當他簽署合同時,他已經能感覺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節奏:兩年在海上,六個月在家裏,兩年在海上,六個月在家裏......

「我認命了」

Lakemba公司持有必要的文件來送人出海,與之不同的是,許多沒有執照的船務代理公司經常使用更為激進的策略來招募漁工。現年36歲的Bernardus Maturbongs在商船上工作了十年,他就是被Joni Kasiyanto這樣的非法招募者所困的一名水手。

Joni 是一個20多歲的瘦弱男子,他是2010年代中後期出現的新一波漁工招聘人員中的一位——隨着遠洋捕魚的全球擴張,印尼船員代理公司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印尼漁民船員代理協會」(Indonesian Fishermen Manning Agents Association)的主席Del Agus認為,在過去的十年裏,代理機構的數量已經從幾十家增加到可能有600家。他告訴我們:「每個角落都有一家。」

其中一些機構是從其他行業轉移過來的,如女傭招聘代理,或為前往麥加和麥地那的穆斯林朝聖者提供旅遊服務。還有一些是由前漁民成立的,比如Joni,他們往往缺乏商業經驗。「像這樣的人突然成為一家公司的主管,並將大量漁工派往國外——沒錯,這就是會釀造嚴峻問題的原因。」Del說。

多年來,印尼勞工部和交通部一直主持着招募移民漁民的平行許可證制度,但一些地方政府也發放許可證。包括Del在內的許多觀察者告訴我們,由於不清楚由哪個機構負責,使得不可靠的招聘者大行其道,危害了外出的勞工。

「不幸的是,現有的法律程序不能保證我們的外出漁工不會遭到人口販運或強迫勞動,」國際勞工組織(ILO)駐雅加達的項目官員Irham Ali Saifuddin說。

與絕大多數印尼漁工招聘人員一樣,Joni從未直接與船主打過交道。他的客戶是一家設在斐濟的中國人經營的船員中介公司,該公司自己與大連遠洋漁業和其他漁業公司打交道。Joni從Pantura的一家中介公司離職後,開始自己創業,他獲得了這家位於斐濟的中介公司負責人的Skype賬號,並在一週內達成了為該公司提供印尼人的協議。Joni後來在法庭上作證說,他僱傭的勞工在海上工作的每個月,他都會收到30美元。與Lakemba公司不同的是,Joni的公司沒有給新員工提供延繩釣魚的培訓。

延繩釣船用的橙色浮波。
延繩釣船用的橙色浮波。

兩名「隆興629號」號船員告訴我們,當他們對合同猶豫不決時,Joni曾威脅過他們。其中一位名叫Bernardus的人曾前往Pantura與Joni討論條款,然後回到雅加達附近的家中等待。幾周後,Joni的姐夫在城裏見了Bernardus,並遞給他一份合同讓他簽字。Bernardus對這些條款望而卻步。工資比他最初被告知的要低得多,而且他特別要求不要在延繩釣船上工作,他聽說延繩釣船比其他類型的漁船要求更高。但Joni的姐夫告訴他,他們已經買好了飛機票,當天晚些時候就可以起飛。Bernardus回家,把合同給他妻子看,因為她不相信他在電話裏說的話。在電話中,他試圖與Joni談判。

「事情是,他說他已經買了票,」Bernardus告訴我們,「『所以,如果你取消機票,警察就會來找你,他們會逮捕你。你就必須向我支付2000萬盧比(約1400美元)的賠償金,』他這樣對我說......在那之後,我就認命了。我的妻子也是。我只得離開。」

中國金槍魚巨人的崛起

Sepri、Ari、Rizky和Bernardus不可能知道,他們參與的是「隆興629號」易主後的首航。大連遠洋漁業最近從另一家公司購買了這艘船,大連遠洋漁業要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槍魚捕撈企業,這艘船便是最近一連串的收購之一。

2000年,一位名叫勵振羽的前匯豐銀行僱員和服裝出口商用3艘延繩釣船創立了大連遠洋漁業。很快,它就有了7艘,產生的資金被勵振羽投資在了遼寧省大連市的遊艇製造和船廠企業。

在早期,大連遠洋漁業受益於中國的低勞動成本。日本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遠洋捕魚國,由於願意在海上工作的日本人越來越少,它的船隊規模正在縮小。中國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數百萬內陸省份的農民湧向更富裕的東部沿海地區,在繁榮的工業部門工作。

太平洋藍鰭金槍魚是最值錢的金槍魚品種,在日本築地市場的年度金槍魚拍賣會上,最珍貴的標本售價高達數百萬美元。大連海洋漁業側重於黃鰭金槍魚和大眼金槍魚,兩者也是值錢的品種。
太平洋藍鰭金槍魚是最值錢的金槍魚品種,在日本築地市場的年度金槍魚拍賣會上,最珍貴的標本售價高達數百萬美元。大連海洋漁業側重於黃鰭金槍魚和大眼金槍魚,兩者也是值錢的品種。

當時,中國遠洋捕撈的理由正在發生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為了糧食安全和創造就業機會而培育該行業,但在21世紀初,該行業被納入了中國「走出去」政策,鼓勵公司在國外尋找新市場。政府的寶貴補貼,特別是對燃料的補貼,很快就出現了。在這個十年結束時,崛起的中國對其捕魚船隊有更大的野心。2010年,一個由政府、漁業公司和大學的12名相關人員組成的工作組宣布,「海洋生物資源被視為最大的蛋白質儲備,因此擁有和掌握海洋意味着擁有和掌握未來」,主張進一步擴大該行業。

在中國對全球漁業主導地位的推動中,大連遠洋漁業成功「兌現」。2012年和2013年,大連遠洋漁業與國際投資者達成了第一批交易。三方分別購買了該公司的少數股權,總共支付了3800萬美元,獲得了該公司29%的股份。這些買家是位於洛杉磯的投資機構Ares Management,其創始人Tony Ressler擁有亞特蘭大老鷹隊的籃球特許經營權;億萬富翁、中國農業綜合企業大亨劉永好;以及一個中國運營的私募股權基金,其主要投資者是新加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美國食品巨頭Archer-Daniels-Midland、日本三井(Mitsui)集團和世界銀行旗下的國際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大連遠洋漁業用這筆錢購買了更多的船隻。在2012年和2014年之間,它的船隊規模增加了兩倍,達到24艘延繩釣船。而這才剛剛開始。

2014年,大連遠洋漁業試圖通過在香港證券交易所上市來資助購買更多的延繩釣船。但這個計劃在遭到綠色和平組織投訴後擱淺了。在提交給交易所的文件草案中,大連遠洋漁業歪曲了其計劃開發的大眼金槍魚和黃鰭金槍魚種群的狀況,使用過時的數據將它們描繪成健康的,而最近的評估顯示它們已經被過度捕撈。大連遠洋漁業的文件還表明,若公司違背了國際商議的捕撈限制,中國可以對其視而不見。在一份嚴厲的斥責中,中國漁業局說大連遠洋漁業「嚴重誤導了投資者和國際社會,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此後不久,大連遠洋漁業在一系列的負面報導中,撤回了IPO申請。

在證券交易所的失敗之後,最初的三方投資者從大連遠洋漁業撤資。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的中國投資者,包括一些中國最大的企業集團、眾多的私募股權公司和國有資產管理公司。

大連海洋漁業辦公室。
大連海洋漁業辦公室。

據大連遠洋漁業的一位投資者在該年編制的一份文件顯示,到2017年,大連遠洋漁業每年獲得超過5000萬元(780萬美元)的政府補貼,並準備在國家支持的船舶現代化計劃下獲得進一步支持。根據該文件,大連遠洋漁業聲稱在2016年賺取了超過3.243億元(5000萬美元)的利潤;它說到2020年,這一數額將翻倍,因為它將其船隊擴大到56艘延繩釣船,以尋求「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離岸金槍魚捕撈公司」。

第二年,中國農業部稱讚大連遠洋漁業建造了兩艘新船,這是全國「第一批大洋性玻璃鋼超低温金槍魚延繩釣船」,開啟「遠洋漁業漁船裝備升級的新里程」。該材料在大型船舶上的應用,意味着這些船可以節省燃料和維護成本,並在海上停留更長的時間。

2018年,在大連遠洋漁業嘗試上市並再次失敗的兩年後,中國最大的醬油製造商加加食品宣布有意以48億元人民幣(7.4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這家漁業公司的100%股權。加加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而這次合併被視為比加加更大的大連遠洋漁業為獲得公開上市的又一次嘗試。中國媒體將這一擬議交易稱為 「蛇吞象」。

大連遠洋漁業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國遠洋漁業的整體崛起——不僅受到國家鉅額補貼的推動,也還受到東南亞廉價勞動力的推動。到2010年中期,中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老齡化意味着漁業公司更難用當地人為他們的船隻提供船員。「印尼外出工人聯盟」(SBMI)研究和對外關係協調員Dina Nuriyati表示,與此同時,僱傭一名印尼漁工的價格還不到中國人的一半。

至少早在2015年,大連遠洋漁業就開始僱傭印尼人。一位在大連遠洋漁業的長線漁船上工作的東爪哇人曾在當年向SBMI提交了一份投訴,聲稱他的食物不符合標準,並被迫每天工作19小時。Dina說,即使關於虐待的報告,特別是在中國船上的虐待,已經變得很普遍,但來自「結構性貧困」地區的年輕印尼人——比如Sepri——依然會繼續從事這些工作。

Dina說:「也許你來自一個擁有大量農業用地的地區,然後有一天這些土地被清理出來用於開發。」這便是刺激印尼人出海的一個常見推動因素。高工資和體面工作條件的承諾也是一個強大的誘惑,但她說,在現實中,「這些承諾大部分都是騙局」。

印尼蘇門塔臘一個紙漿種植園,一輛挖掘機在園內的排水渠附近工作。
印尼蘇門塔臘一個紙漿種植園,一輛挖掘機在園內的排水渠附近工作。

「如果周圍不是水,我就跑了」

當經驗豐富的漁工Rizky第一次看到「隆興629號」時,他感到一陣興奮。這艘停泊在韓國釜山港口的船極大,比他以前工作過的任何船都長一倍,重五倍。這肯定是一種新的體驗,他想。2019年2月14日這個寒冷的夜晚,他坐在一艘小型運輸船上凝視着漁船紅白相間的船體,這艘船正載着他的一群漁工出發去到「隆興629號」上。

Nur坐在Rizky附近,他的第一印象相差很多。當這位當時19歲的年輕人爬上這艘遠洋漁船時,身邊的氣温略微高於冰點,一種不安的感覺悄然而至。他意識到自己對這項工作的準備不足。

這之前的那個夏天,Nur在家鄉南蘇拉威西省一所海事學院的老師提出,可以幫助他和一些同學在外國漁船上找到工作。畢業後,他們中的六人前往爪哇島,與一家船員中介公司簽約。但是,像現在正要登上「隆興629號」的22名印尼人中的大多數人一樣,Nur沒有從他的中介公司獲得任何培訓。由於印尼籍船員和8名高級中國船員之間缺乏共同語言,工作中的學習將變得更加複雜。他們只能通過Rizky手機上的谷歌翻譯應用進行交流,他在離家前下載了一本中文-印尼語詞典。

當船開始為期兩週的前往西太平洋之旅時,Rizky被要求培訓他的同事。他們的主要任務是「設置」和「拖曳」。設置是是將魚餌鈎在沿主線分布的數千條支線上,這條主線可能綿延數十公里。牽引是將連接在支線上的浮標和任何附着在上面的魚拖入水中。由於新來的漁工效率不高,每輪放線和拖線可能需要12個小時。

我們的兩位受訪者說,沒過多久,高級船員就開始對他們進行身體虐待了。當印尼人工作緩慢時,副工頭會打或踢他們。有時,他還會用鐵棍打他們,力度足以留下瘀傷。南蘇門答臘人Ari頻繁受襲。他平時說話很温柔,但有一天他把副工頭推了回去。Ari正在努力解開混亂的漁線,因此他正好拿着一把剪刀;而副工頭有一把刀。感覺到事情可能會升級,Rizky迅速採取行動進行干預。「合同規定,如果你與隊長或其他人打架,那就是違反合同,你將一無所有地回家,並在你的家人面前感到羞恥,」Rizky告訴我們。

漁工通常連續工作18個小時或更多,每週7天,偶爾有10分鐘時間吃飯。在大約6個小時的休息時間裏,他們可以洗澡、洗衣服和睡覺。

他們通常每天捕獲15到20條金槍魚,每條重約30到40公斤,但如果他們遇到金槍魚群,每月大概幾次,船長就會更催促他們,讓他們連續工作長達30小時。在這種時候,當他們一天可以捕到50條金槍魚的時候,船長會讓他們把主線切成兩段,這樣就可以同時進行設置和拖曳。

有時,當他們在下面勞作時,他會從船的上層向他們拋出糖果。「船長就像一個法老,而我們是他的奴隸,」Rizky說。

魚翅散落在「隆興629號」的甲板上。 在船上的13個月裡,漁工們將所捕獲的魚翅裝滿了約 20 個大型塑料容器,每個容器的總重量約為40至50公斤。
魚翅散落在「隆興629號」的甲板上。 在船上的13個月裡,漁工們將所捕獲的魚翅裝滿了約 20 個大型塑料容器,每個容器的總重量約為40至50公斤。

除了米飯和麵條,甲板上的人說,他們被喂以餌魚、腐爛變色的雞肉和蔬菜。「大米我們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其他東西常常不夠吃。」現年21歲的另一位水手學校畢業生Yudha Pratama告訴我們,「我們一起努力工作,如果有人沒有得到任何吃的,我們會感到非常難過。」

中國船員喝的是瓶裝水,而印尼人只從船上的海水淡化機中得到蒸餾海水。「水有一股鹹味,還有一股鐵鏽的味道,」前商船船員Bernardus說。Yudha也說:「我們越是喝,就越是覺得喉嚨裏口渴。」

「在『隆興629號』上,沒有人能夠忍受這些,我們想回家,」Rizky告訴我們,「每個人都說,『如果周圍不是水,我就跑了』。」

旅程開始六個月後,一些漁工設法連接到了正在給「隆興629號」加油的一艘油輪上的Wi-Fi信號。少年Nur通過一個信息應用給他的母親發了短信,他的母親立即回信,詢問他的情況。這是自上船以來,所有印尼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或互聯網信號。

Nur不想讓他的母親擔心。他沒有提到那些可怕的條件,也沒有請求幫助。他只是告訴她他已經在海上了。五分鐘後,網絡斷了。

「如果我能夠活下去,我想結婚」

2019年12月,Sepri開始出現呼吸困難。受訪者說,中國的高級船員第一次給他喝了瓶裝水,但他的情況未能改善。他的臉色變得蒼白和腫脹,食慾減退,睡眠不穩。他的室友們在晚上輪流看護他,當「隆興629號」在西太平洋上漂浮時,他們在心中默念熟知的《古蘭經》經文。

12月21日,日出前不久,Sepri在試圖去洗手間時暈倒了。船員們把他抬到用餐區,但無法使他甦醒。到早上7點,他已經死亡。

「他就像我的親哥哥,」Bernardus說,「我哭得很厲害——我感到完全迷失了。」

Sepri是第一個在「隆興629號」船上死亡的人,但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患病的人。

2021年8月,「隆興629」水手Yudha Pratama在東爪哇泗水的一個港口。
2021年8月,「隆興629」水手Yudha Pratama在東爪哇泗水的一個港口。

9月左右,海事學校畢業生Yudha眼看着自己的腿變得越來越脹。他告訴我們:「我告訴我的朋友,如果我不能活着出去,請讓我的家人知道。 」

Yudha的病情有所好轉,但到11月,20名漁工中約有一半——原來22名船員中的2名已被調到另一艘船上——即Sepri在船頭倒下的一個月前,已出現類似症狀。

受影響的人幾乎不能站起來。腫脹向他們的身體推進,以至於他們都穿不下褲子。經驗豐富的Rizky曾聽說過這種疾病的傳聞。他說:「你的腳腫起來,然後突然就死了。他以前船上的一些船員曾說過腳氣病、營養不良症或象皮病」,但沒有人確定,「只是道聽途說。」

在我們的要求下審查了受訪者陳述的五位臨床醫生說,「隆興629號」和其他大連遠洋漁業船隻上的漁工可能患有與食物和水有關的多種疾病。大多數人認為,腳氣病(beriberi)是一個可能的原因。

腳氣病曾經對遠航的水手構成無處不在的威脅,但在19世紀,在一位日本海軍外科醫生發現可以通過簡單的飲食調整來預防腳氣病之後,腳氣病變得不再常見。

但在難民營、移民拘留中心和其他嚴峻的環境中,仍然有腳氣病的記錄。

在遠洋漁船上也發現這些病例。泰國流行病學局記錄了最近在泰國拖網漁船上爆發的幾起疫情,船員來自柬埔寨和緬甸。對這些事件進行調查的綠色和平組織在2016年說,這些事件是「由於營養不良、過度勞累和長期不回港,在海上轉運而造成的。」

腳氣病是由於缺乏硫胺素/維生素B1造成的,硫胺素在碳水化合物轉化為能量的代謝過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艱苦的勞動和不平衡的飲食會耗盡身體的硫胺儲存。雖然腳氣病需要通過實驗室測試才能100%確定診斷,但大多數臨床醫生說,大連遠洋漁業船上的船員所經歷的風險因素和症狀與這種疾病的一種形式——「濕性腳氣病」相一致,這種疾病可能導致腫脹、呼吸短促,甚至心臟衰竭。

科羅拉多大學丹佛分校腎臟疾病和高血壓科主任Richard Johnson醫生在電話中說:「我的猜測是,他們有許多疾病,但最主要的是腳氣病。」

總部設在美國的HEAL Trafficking組織,專注在公共衞生的角度為人口販運倖存者辯護,該組織的創始人Hanni Stoklosa醫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她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我可以說,這種模式在某些方面確實符合腳氣病,而在其他方面則不符合。這使我認為他們的臨床情況是多因素的(腳氣病和其他疾病狀態)。」

兩位臨床醫生認為,這些疾病最有可能是由有毒的飲用水造成的,也許是由於有缺陷的海水淡化裝置或貯水池造成的污染。

2019年,一艘台灣延繩釣船將急凍魚轉移到一艘從東京出發、懸掛巴拿馬旗的捕撈船。
2019年,一艘台灣延繩釣船將急凍魚轉移到一艘從東京出發、懸掛巴拿馬旗的捕撈船。

協調了21年社區健康項目的James Allen醫生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一個有缺陷的(脱鹽)裝置可能是一個來源,譬如氧化鐵,就是黃橙色的;或硫酸鐵,更偏黃色。」

他補充說,一個有缺陷的收集器也可能導致了重金屬污染。「將鹽水長期放置在容器中會導致腐蝕,這將解釋異常的味道和顏色。」他說,如果味道不好的水裏有重金屬,它可能導致一種叫做心肌病(cardiomyopathy)的心臟疾病,這可能導致嚴重的腫脹,甚至死亡。

曾在美國和非洲工作過的急診室醫生Noah Rosenberg說,他的最佳猜測是海水脱鹽不足導致的鹽分超標,這可能導致腎臟問題。他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腎臟只有在有足夠的自由水(淡水)的情況下才能擺脱鹽分,這就是為什麼你不能靠喝海水存活。」

Sepri的死亡在「隆興629號」上引起了一場關於如何處理他的屍體的衝突。伊斯蘭教規定,必須儘快進行適當的埋葬。而漁工的合同規定,如果有船員死亡,屍體必須被帶到岸上。船員們告訴我們,當Sepri死亡時,船長最初同意前往港口。但在用衞星電話打了幾個電話後,船長告訴印尼人,Sepri的家人已經同意將他埋在海上。Sepri的家人後來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他的姐姐Rika說,幾天後,船員管理機構才要求她的家人前往位於Pantura的辦公室,Rika和她的丈夫才被告知Sepri已經死亡。

Rizky和Bernardus試圖與船長爭論,但最終感到無力改變事件的進程。「我怕如果我反抗,我的合同就會被破壞,」Rizky說。在Sepri死亡的當天晚上,他的屍體被裝進一個臨時的棺材裏,然後被扔進了大海。沒有壓艙物,它無法下沉。船員們看着它漂走。

Sepri死後,船長確定了前往薩摩亞(Samoa)的路線。此時,其他幾名漁工也病得很重。其中包括Yudha,他的症狀又出現了。12月26日,「隆興629號」從另一艘大連遠洋漁業船上接走了一名同樣患病的印尼人。第二天,它在國際水域與第三艘大連遠洋漁業延繩釣船「隆興802號」會合,並將新來的Yudha和另外兩名生病的漁工Muhamad Alfatah和Karman(都是南蘇拉威西海事學院的新畢業生)轉移到該船上。從薩摩亞首都阿皮亞港(Apia)來的「隆興802號」駛回港口,而 「隆興629號」則駛回海上。

此時,Alfatah已經出現了呼吸困難。當天晚上,他就死了。

「『如果我死了,請讓我的家人知道』,」Yudha回憶起Alfatah的最後一句話。「『但如果我活着出來,我想結婚。請為我祈禱,Yud。』」

「我說,『好的,我會為你祈禱,但不要說這樣的話』。」

Alfatah也被葬在了海裏。幾天後,Yudha、Karman和第三個漁工被送到阿皮亞港。船長把他們的護照、回家的飛機票和一把當地貨幣交給他們,讓他們買些食物,然後乘出租車去機場。船隻幾乎沒有接觸到陸地,就又向國際水域駛去。

在機場,Yudha拖着腫脹的雙腿穿過航站樓,推着坐在輪椅上的第三個漁工,他很害怕錯過他們的航班。幸運的是,機場的工作人員有照顧他們,直到他們登上飛機。「感謝上帝,他們很善良,」他說。

當他們在雅加達登陸時,沒有人來接他們。Yudha在這個城市沒有親戚。他的家鄉離得很遠,但是大連遠洋漁業沒有給他們任何回家的交通費用,而且他也沒有帶銀行卡。最後,他在Karman的船務公司過了一夜,在那裏他可以給母親打電話,安排回家的航班。

「我感到非常憤怒,」他告訴我們,「因為我被當作動物一樣對待。」

2011年成立非謀利律師事務所Advocates for Public Interest Law的創辦人Jong-Chul Kim。
2011年成立非謀利律師事務所Advocates for Public Interest Law的創辦人Jong-Chul Kim。

普遍管轄權

2020年4月26日,韓國公益律師Jong-Chul Kim在他的手機上收到了一個驚人的視頻。那天早些時候拍攝的視頻顯示,另一名來自「隆興629號」漁工Efendi Pasaribu正在前往港口城市釜山的一家醫院的途中,在一輛麵包車的後座上劇烈地喘息着。

幾周前,在更多的漁工生病後,剩下的16人,此時更害怕死亡,而不是合同中的懲罰,集體要求返回岸上。起初,船長似乎只給出了空洞的承諾。然後,在他們威脅要叛變後,他終於把他們轉移到另一艘駛向港口的大連遠洋漁業延繩船。

但是,Ari沒能倖存。他喘着粗氣,身體腫脹,在途中死亡,被葬在海裏。

2020年4月24日,當甲板上的人終於在釜山登陸時,他們才得知,世界已經被一種叫做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東西所籠罩。穿着個人防護裝備的官員迎接他們,他們被匆匆帶過海關,接受COVID-19的檢測,並被帶到一家華美達酒店,在接下來的兩週內接受檢疫,然後才能返回印尼。

Kim有一些倡導改善韓國漁船上外來漁民工作條件的經驗,他想盡其所能提供幫助。他認識到,這是一個獨特的機會。外來漁民在完成他們的工作期限後經常會經過釜山,但他們通常只停留一兩天就會飛走。然而,由於大流行病的影響,「隆興629號」的漁工不會這麼快離開。對於Kim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與那些在海上經歷過瀕臨死亡的漁民交談。

可要幫助Efendi已經太晚了,他在入院後的第二天早上去世,年僅21歲(他在印尼的家人拒絕屍檢)。 但由於酒店有Wi-Fi,Kim能夠與其他船員進行一系列視頻通話。「他們渴望分享他們的經歷,但他們對自己的聲音會被世界聽到沒有什麼信心,」Kim告訴我們。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這些漁工通過Kim的翻譯講述了他們的故事。震驚於他們的敘述,Kim要求韓國海岸警衞隊進行調查。但該機構告訴他,它無能為力——大連遠洋漁業的船隻已經離開韓國水域。

Kim仍然相信他可以迫使當局採取行動。當他繼續採訪這些船員時,他編寫了一份報告,認為他們是人口販運的受害者,並引用了他本人與立法者合作在韓國刑法中插入的一項條款,該條款賦予執法者「普遍管轄權」(universal jurisdiction),以追究人口販運者,無論他們是否是韓國公民或在其境內活動。Kim最初認為該條款是打擊性交易的工具,但現在他認為它可以適用於這次的情況。「他們面臨這些人權侵犯,但他們不能離開這艘船,」Kim告訴我們,「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這不僅是勞動剝削,而且是人口販運。」

Kim還把這個故事帶給了韓國主要的新聞廣播公司,MBC。2020年5月5日,該電視台在其主要新聞節目中報導了這一事件,並播放了Ari被拋下海的手機視頻。第二天,當這條新聞開始獲得流量時,一位精通雙語的韓國YouTuber為他的印尼觀眾解釋了這個爭議。這位25歲的年輕人在視頻中說:「工作環境與奴隸制沒有區別。」該視頻獲得了數百萬的瀏覽量,得到印尼的媒體廣泛報導,議會成員呼籲追究肇事者的責任。

隨着這一事件成為頭條新聞,韓國當局根據Kim的報告採取了行動。海岸警衞隊與仍在接受檢疫的船員進行了面談,並將此案提交給國家檢察院。然而,為了進行調查,這些印尼人必須留在韓國。對此存在分歧的他們進行了投票。Rizky認為他們應該留下來,但最後,幾乎所有的人都投票決定迅速回國。5月初,他們一起飛離了釜山,結束了韓國當局調查的可能性。

「他們受到了創傷並很恐懼,」「印尼漁業工人聯盟」(SPPI)韓國分會的負責人Ari Purboyo說,他在釜山期間與這些漁工保持聯繫。「他們看到他們的朋友死在那艘船上。對他們來說,繼續留在韓國是一種心理負擔。」

「沒錢」

到達了釜山,意味着這些漁工終於可以檢查他們的銀行賬戶了。這時,他們意識到,即使算上合同中規定的扣款,他們平均只收到承諾工資的11%。有5個人工作了13個月,卻只得到了120美元。那些設法聯繫上自己中介的人聽到了同樣的解釋:大連遠洋漁業沒有付款。

2019年和2020年期間,債權人、服務提供商和供應商在中國法院對大連遠洋漁業提起的數十起訴訟表明,該公司甚至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就面臨財務困難——大流行導致對刺身級金槍魚的需求驟減。大連遠洋漁業未能支付工資,不僅影響了在其船上工作的人,也影響了派遣招聘這些漁工的人員。

Samuel Panjaitan在他位於雅加達北部的辦公室。他的代理公司PT Samuel Maritim Jaya所招聘的員工被派到大連海洋漁業的漁船上工作。
Samuel Panjaitan在他位於雅加達北部的辦公室。他的代理公司PT Samuel Maritim Jaya所招聘的員工被派到大連海洋漁業的漁船上工作。

其中一位名叫Samuel Panjaitan的招聘者是一名前遊輪工人,他最近創辦了自己的船員中介公司,希望通過這一前海員僅有的職業路徑,在海運業中攀升。他的第一份買賣便是與胡竹蓮(音)簽訂合同。胡竹蓮是一名中國婦女,在斐濟經營一家為大連遠洋漁業提供服務的船員代理公司。他們從未見過面,甚至沒有通過電話,只通過短信交流。「我從來沒有聽過那個女人的聲音,」Samuel告訴我們,「我從來沒能通打過她的電話。每當我打電話時,都會被拒絕。」

胡竹蓮的機構——東方商業貿易公司(Orient Commercial and Trade),透過好幾家印尼機構向大連遠洋漁業派遣了漁工,包括派遣了Sepri和Ari的機構,以及Joni Kasiyanto的機構。根據我們的報導小組看到的銀行記錄,東方公司還向大連遠洋漁業提供魚餌,並通過香港的一個賬戶進行支付。

合作一開始還不錯,Samuel說,但到2019年初,來自東方和其他機構的資金流,他通過這些機構向大連遠洋漁業提供漁工,已經放緩到了。當他能與這些機構取得聯繫當時候,後者就會告訴他,他們無法向他付款,因為大連遠洋漁業沒有向他們付款。他試著抗議說,這是不可接受的,但他發現自己的籌碼很少。為了挽救他剛剛起步的生意,他給幾個印尼駐外使館寫信,指責大連遠洋漁業在進行「工資詐騙」,但沒有得到什麼回應。一位在中國的律師告訴他,起訴該公司會很困難。

2019年11月,在Sepri去世前一個月,Samuel得知,3艘載有他的4名漁工的大連遠洋漁業船在薩摩亞停靠。在電話中,他告訴他僱傭的漁工,大連遠洋漁業沒有支付他們的工資,並要求他們報案,希望當地政府能扣留船隻,這在船主不支付工資時有時會發生。然而,幾天後,這些船再次啟航——沒有帶走Samuel的工人,他們決定離開。其中一個叫Ivan的人告訴我們,他不得不「乞求」船長給他護照,以便他能飛回家。

大約在這個時候,大連遠洋漁業的太平洋和大西洋船隊(包括「隆興629號」)的漁工觀察到,他們所在船隻的行為發生了驚人的變化。大約在2019年9月,這些船突然停止了四處尋找金槍魚的馬達,而是繼續在海上閒逛。漁工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持續了近一年,一直到2020年5月「隆興629號」漁工被遣返以及那之後。

他們說,當這些船在西太平洋漂流時,他們很少捕撈金槍魚,但甲板上的人仍被要求拋出鯊魚線,並捕獲了許多鯊魚。雖然船長們偶爾會聚在一起喝酒,但印尼人對他們停止正常作業的原因卻一無所知。當他們要求中國人解釋時,他們得到的只是蹩腳的英語和手勢,顯然是想表達大連遠洋漁業正經歷着某種動盪。來自西爪哇、現年39歲的Rusnata說:「我們只能理解一些零碎的內容,但我們確實明白『沒有錢』。」

2020年8月,一群大連遠洋漁業的船隻在太平洋的公海聚集,就在馬紹爾(Marshall)群島的領海外,並開始向中國航行。在幾個星期內,他們抵達了中國山東半島頂端的黃海附近。這是許多個月來的第一次,對一些人來說甚至是兩年來的第一次,甲板上的人可以看到海岸,遠處的山峰在上升。

這些船在那裏停泊了10天,沒有接觸過陸地。當一艘由印尼人組成的油輪來給他的船加油時,Rusnata了解到了席捲全球的病毒。最後,所有印尼人,總共155人,被集中到兩艘大連遠洋漁業延繩釣船上,駛向印尼蘇拉威西島的比通港(Bitung)。當他們到達時,從頭到腳都穿着個人防護裝備的官員在迎接他們。Rusnata可以看到,他們把兩個大物件從其中一艘延繩釣船上搬到一艘印尼海岸警衞隊的船上。看了一會兒後,他意識到,那些是屍體。

印尼城市比通(Bitung)港口,漁工們將兩位於三個月前在太平洋離世的同僚的遺體抬到岸上。據印尼外交部,船員Saleh Anakota和Rudi Ardianto是死於不明疾病。
印尼城市比通(Bitung)港口,漁工們將兩位於三個月前在太平洋離世的同僚的遺體抬到岸上。據印尼外交部,船員Saleh Anakota和Rudi Ardianto是死於不明疾病。

一些船員代理,包括飛往Bitung與漁工見面的Samuel,希望印尼能扣留這兩艘延繩釣船,直到大連遠洋漁業支付工資。但據Samuel說,在船隻抵達Bitung之前,印尼外交部公民保護司司長Judha Nugraha就告訴中介,中國大使已要求印尼不要扣留船隻,並承諾大連遠洋漁業將在三個月內,或在2021年2月前支付工資(Judha沒有回應就此事發表評論的請求。)。Seydina Keita是設在達喀爾的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成員,通過該聯合會,大連遠洋漁業大西洋船隊的88名印尼人在2020年底被遣返,他也說他從當地的印尼大使館聽說,中國已承諾大連遠洋漁業將不遲於2月底支付。

Samuel告訴我們,最後期限到了,大連遠洋漁業沒有付款。截至記者發稿時,他還沒有收到他的錢。他說,東方公司的胡竹連很久以前就不接他的電話了,儘管與他打交道的另一家位於中國的船員代理公司稱正在起訴大連遠洋漁業以追回工資。Samuel說,他的客戶(主要是東方公司)欠他10多萬美元,為了支付漁工的工資,他已經債台高築了。

一些「隆興629號」的漁工最終從他們的船務公司收到了賠償金。但我們採訪的大多數其他漁工說,他們在海上工作的整個期間,還沒有收到哪怕一毛錢的工資。Rusnata上週說,他的中介還欠他11000多美元,這在印尼是一筆不小的財富。Rusnata曾是一名建築工人,他出海是希望能攢錢自己創業,但自從回國後,他在這場大流行病中努力尋找工作,不得不靠親戚和漁業工人工會SPPI的施捨來維持生計。

「我覺得印尼政府沒有能力與中國政府達成政治協議,」Samuel告訴我們。印尼,他說,「沒能保護好自己的公民。」

「不要讓慘劇繼續發生」

在印尼,「隆興629號」慘案為更廣泛的公眾對移民漁民困境的清算打開了閘門,特別是在中國船隻上。根據我們對主要出在新聞報導中的事件的統計,在2019年3月至2020年11月期間,至少有30名印尼人死在屬於8家不同中國公司的19艘漁船上。據報導,19人死於未知的疾病,通常以水腫或呼吸急促為特徵。

「隆興629號」的虐待事件被揭露後,印尼當局開始採取行動。在2020年5月事件發生後的幾周內,與該船有關的4家印尼船員機構中的3家的招聘人員被逮捕。他們包括Joni Kasiyanto和Muamar Kadafi,後者是PT Lakemba Perkasa Bahari的首席執行官,因將漁民置於違反合同的境地而被判入獄一年,包括不合格的食物和水,過長的工作時間和海葬。據旨在保護漁民免受剝削的SAFE Seas項目主任Nono Sumarsono稱,在過去一年半中,至少有7名因其他中國船隻上的死亡事件而被捕的招募者也被監禁——這是對印尼船員僱傭機構的「前所未有」的打擊。

船員代理商業協會的負責人Del Agus說,他認為印尼招聘人員在涉及外國船隻的醜聞中被「妖魔化 」了。他呼籲印尼政府按照2017年移民保護法的要求,制定新的監管權力來監督招聘機構。「印尼海洋正義倡導」(Indonesia Ocean Justice Initiative)的Fadilla Octaviani說,一項法規草案已經被擱置了一年多了。國家秘書處的發言人Faldo Maldini告訴我們,該條例仍在等待多個部委的簽署,然後才能送交總統。

國際勞工組織雅加達項目官員Irham Ali Saifuddin說,該條例納入了聯合國2007年《漁業工作公約》,將使印尼在與中國接觸時具有更大的外交影響力。

Irham說:「我們不能(僅僅)責備虐待印尼漁民的船隻的船旗國,我們應該責備自己沒有準備好最佳的法律工具。」

一些觀察員,包括來自東南亞綠色和平組織和移民工人工會SBMI的活動家,說他們認為印尼起訴船員代理的做法是正確的。SAFE Seas的Nono告訴我們:「從我與一些船員中介的非正式談話中,他們說那些被逮捕的人是那些不走運的人,因為還有很多人在做同樣的事情。」但他們也說,僅僅懲罰印尼的招募者是不夠的;由於遠洋捕魚在本質上是跨國界的,所以外國船員機構和船主也必須承擔責任。

漁工工會主席Ilyas Pangestu在談到「隆興629號」時說:「犯罪的人,歧視的人是那些喝瓶裝水,而讓我們的人喝蒸餾水的中國人。做這件事的是大連,但受到懲罰的是船員機構。問題出在那邊(中國),為什麼那邊卻沒有做什麼?」

2020年9月,三艘大連海洋漁業的漁船被扣留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的一個港口。
2020年9月,三艘大連海洋漁業的漁船被扣留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的一個港口。

印尼外交部的Judha說,2020年底,在印尼外長與中國外長會面討論越來越多的印尼人死在中國船上的問題後,兩國簽署了法律互助條約來解決這個問題,包括分享與執法有關的信息。但是,儘管在印尼對招募人員進行了起訴,目前還不清楚中國是否採取了任何措施來調查那些被指控虐待東南亞船員的公司。中國外交部和駐雅加達大使館沒有回應就此事發表評論的請求。據綠色和平東亞組織稱,中國沒有就中國船隻上的印尼漁民的死因發布任何官方報告。印尼海洋事務協調部長的副手Basilio Dias Araujo上週告訴我們:「與有關方面進一步協調(「隆興629號」)案的發展」仍然是必要的。

Basilio說,2021年6月,他的部門與中國外交部簽署了一份解決海事問題的諒解備忘錄,他稱這是一個「推動政策的平台,將更好地保證印尼水手和漁船船員在中國的保護。」他說,現在是一個後續的問題。「現在,我們仍在努力討論印尼和中國政府必須採取的戰略步驟,以使該協議成為現實。」

在公開場合,中國還沒有承認有任何移民在大連遠洋漁業的船上受到虐待。2021年5月,在美國海關和邊境巡邏隊以自己對大連遠洋漁業公司勞工行為的調查為由,禁止從該公司進口貨物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北京告訴記者,「所谓『虐待船員』更是子虛烏有」。在提到「隆興629號」案件時,他說:「去年曾有媒體炒作這一問題,涉事企業當即向在船上工作的印尼籍船員核實,所有船員均表示沒有受到不公正對待,更不存在虐待。」

「大連方面從未與我聯繫過,」「隆興629號」上的漁工Rizky上個月告訴我們,「629號的船員中,沒有一個人被他們聯繫過。這是可以預料的,他們否認了所發生的事情。大連是一家大公司。」

2020年12月,在對是否合併的決定不確定了一年之後,醬油製造商加加食品宣布,對大連遠洋漁業的收購計劃已經終止。公開記錄顯示,自2019年11月以來,由於各種訴訟,中國法院已經凍結了屬於大連遠洋漁業和勵振羽擁有的其他公司的數千萬美元資產,這些訴訟仍在國家法律體系中蜿蜒前行。原告包括大型企業,包括中國最大的造船公司,以及數十名大連遠洋漁業的中國船員,他們起訴該公司拖欠工資,「隆興629號」船的船長也在其中。

儘管有明顯的財務問題,但大連遠洋漁業似乎並沒有關門大吉。2021年1月,一位在大連的聯繫人告訴我們,它仍在營業。3月,其公司股東之一發布的通知邀請其他投資者購買該公司,說它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再收購10艘船。

「隆興629號」甲板上的幾個人,包括Yudha和Nur,已經在印尼水域行駛的貨船上找到了工作。他們都不願意再在外國漁船上工作。

「隆興629」漁工Rizky Fauzan Alvian。
「隆興629」漁工Rizky Fauzan Alvian。

Rizky住在雅加達東部的一個寄宿家庭。他上午在一家快遞公司工作,晚上在一家治療COVID-19患者的機構打掃衞生,在那裏他賺到了足夠的錢,可以給他的父母和孩子一些。

儘管Rizky說他在大連遠洋漁業的船上遭受了「創傷」,但他說他願意再次在外國漁船上工作。他做其他事情都賺不到那麼多錢。「你只需要找到合適的中介機構,合適的船,」他說。

Sepri的姐姐Rika說,在Serdang Menang村,給年輕人的機會仍然很少。她說,但自從「隆興629號」慘案發生後,已經沒有村民去外國漁船上工作了。

「如果我們在一起,也許事情就不會發生,」Sepri的表弟告訴我們,他不願意透露姓名。他與Sepri和Ari一起去中爪哇的船員機構報名,但最終沒有上船,「他們先走了,我本該是第二批。但我現在不走了。」

家人從該船員中介獲得了一些關於Sepri死亡的賠償。但是,Rika說,這不能讓她的弟弟回來。「如果可能的話,讓Sepri成為唯一吧,」她說,「不要讓這樣的事繼續發生。」

本文來自Mongabay和Tansa,是由ERC組織的「Oceans Inc.」跨境合作調查的一部分。Mongabay得到了來自「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全球倡議」(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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