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菁英會主席梁宏正:我的熱情安放在社會公職上

亞太日報(新華社創辦)
香港菁英會主席梁宏正:我的熱情安放在社會公職上
香港菁英會主席梁宏正:我的熱情安放在社會公職上

 1999年,梁宏正剛從國外大學畢業返港,他的目標是開一間公司、闖出一片天地。現在,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貼滿了各式各樣標籤的“超人”,新興紡織廠的董事、香港菁英會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委員……在經商者眼中,他是經歷過波折的成功商人;在年輕人眼中,他是風趣幽默的青年導師;在關心社會事務的人眼中,他是精力充沛、積極建言獻策的公職者。在接受亞太日報專訪時梁宏正坦言,創業讓他感受到自己前所未有的熱情與投入;打理家族生意讓他明白了生活與經商的真諦;而投身社會事務,則讓他找到了心的歸屬。

 出身富裕家庭,畢業於全世界最頂尖的學府——英國劍橋大學,梁宏正1999年回港后抱著一顆敢想敢闖的心,與朋友合辦互聯網公司。初嘗成功的喜悅后,他卻遇上了互聯網泡沫,頃刻間一切化為烏有。但是梁宏正卻憑著越挫越勇的積極心態,投入到家族事業中,并涉足香港社會事業,還擔任了北京市政協委員,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建言獻策。

梁宏正笑言雖然沒有創業時的激情,但是接管爺爺開創的公司卻讓他感受到了整個家族對他的期望。 亞太日報實習記者王倩倩攝

 

 亞太日報:可否分享一下自己的創業奮鬥故事?

 梁宏正:剛畢業那會兒,我覺得自己是最牛的,天不怕地不怕,什麽事都敢想敢做。所以畢業回港后就和朋友創立了一間互聯網公司。當時在一分錢都沒賺的情況下,仍被不少外國銀行看好,對我們的估價達到了幾千萬美金。這距離我畢業才一年的時間。那時的我全身心投入創業。每天早上十點開工,凌晨一點下班,周末也不放假,即使這樣也不覺得累。但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公司估價從幾千萬美元跌到幾千美元,對我打擊非常大。這一年半的時間,從開始創業、爬到巔峰再到跌落谷底,我都經歷過了。當時雖然很沮喪,但我並不絕望。因為我有才智和能力,只要對未來充滿希望、積極面對、調整好心態,我就能重振旗鼓。    

 亞太日報:之後您進入爺爺創立的新興織造廠有限公司新興的互聯網行業和傳統的服裝業,您更喜歡哪一份工作呢?   

 梁宏正:我剛去新興織造廠是從底層員工做起,先是了解工作流程,然後自己動手做衣服,公司內部開會我就邊旁聽邊學習。後來業務熟悉了才慢慢上手管理公司。這間公司是我家族的企業,傳到我已經是第三代了,我對它感情更深厚。但是當年創業,卻是我最開心、最有熱情的一段時間。現在,我的熱情和興趣主要還是在社會公職這塊。   

 亞太日報:您的父親是梁君彥是立法會議員、生產力促進局主席、職業訓練局主席,父親的光環對您有多大的影響?   

 梁宏正:我的父親在成為立法會議員前,在社會很多領域都貢獻了不少力量,所以我從英國畢業回港之初,向別人介紹自己時都會說我父親是梁君彥。但是這種想法現在慢慢淡化了,因為在工作中我慢慢意識到在香港這個社會,別人不會因為你父親是誰就給予你特權,就算有關照,那也只是一時的,剩下的還是要靠自己。不管我父親是誰,我都要做好我自己和我所專注的事,所以我不覺得這個光環對我有很大影響。

   

圖為梁宏正接受亞太日報記者專訪。 亞太日報實習記者王倩倩攝

 

 由梁宏正打理的新興織造廠目前在廣東惠州設廠,而由他擔任主席的香港菁英會每年都會和內地開展豐富的文化交流活動。梁宏正坦言近年來因為家族生意和社會事物需要頻繁往返于香港、內地。見多識廣的他對香港營商環境的變遷和兩地社會矛盾有著自己的看法。   

 亞太日報:香港自回歸以來,再到開放自由行,在您看來,香港的營商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   

 梁宏正:香港上世紀九十年代可以說是挑戰和機遇並存,只要你有想法、肯吃苦,就能賺到錢。但是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讓香港公司面臨諸多挑戰:人民幣升值、通貨膨脹、從內地僱傭勞工越來越難、勞工工資上漲,還有政府的一些法規的管理與執行、新法規出臺,都令本地工廠、公司的開支成本增加。之後的非典、金融風暴也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香港經濟。   

 另外,整個市場的消費模式也在變化。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客戶入貨量大、注重產品質量和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但是現在的客戶更看重價錢。生產銷售商必須要跟隨市場的需求改變認知和生產銷售方式。目前,越來越多的香港製造業公司迫於勞工工資和土地租金的壓力遷往內地珠三角和東南亞地區。   

 亞太日報:隨著兩地經貿文化聯繫日趨緊密,內地與香港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例如雙非問題、奶粉問題等等都讓兩地關係趨於惡化。您是怎麼看待這一現象的?  

 梁宏正:爲什麽香港的零售業發展越來越好?因為內地同胞的支持。現在有部份聲音說內地人藉自由出入境來港產子、倒賣奶粉,炒高樓價、走私水貨,擾亂了香港人的日常生活,因此要限制內地遊客自由行來港的數目。我認為這是完全不現實的。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人員流動這是很正常的事情。雙非問題反映出香港社會資源有限,特區政府應該合理解決資源分配問題,而不是關門趕客就能解決問題。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會因為來自某個地區的遊客太多而限制這個地區的人入境,相反,現在每個城市都在積極吸引遊客和外資推動經濟發展。   

 至於奶粉問題,實際上是某些品牌的奶粉在香港存貨不足,但是家長可以換另外的品牌,特區政府在這方面應該加大宣傳。限制奶粉出境只是舒緩政策,而不是長遠之計。畢竟,限制產品出入口的做法與香港自由港的身份不符。   

圖為梁宏正在香港菁英會第六屆執委會就職典禮上。 圖片由香港菁英會提供

 

 梁宏正平時為人低調,近年來參與社會公職才逐漸曝光。香港菁英會主席便是他為人熟知的公職之一。梁宏正介紹說,目前菁英會由2007年成立時的38人發展到了目前的603人,並且每年還會新增60至80名年輕會員。自成立以來,菁英會以組織“菁英論壇”、“博鰲青年論壇”等大型高端論壇活動影響廣大香港青年并積極向特區政府施政提出建議,發揮智庫的效用。同時,還成功舉辦、參與組織了迎接奧運聖火抵港、奧運冠軍訪港、支持四川賑災捐款、香港各界青年學生政制發展論壇等系列活動。梁宏正說,以“匯聚青年精英、研究傳播國情、關注社會熱點、構建時政智庫”為宗旨的菁英會已經根基牢固、得到各方認同,下一步就是要進一步擴大菁英會的社會影響力。   

 亞太日報:菁英會成立之初,被外界稱為“富二代”組織,你怎麼看待這種說法?   

 梁宏正:在菁英會成立之初,傳媒因為某些幹事的富二代身份就把整個菁英會描述成富二代組織,這是非常片面的。實際上,並非所有的會員都是所謂的富二代、三代。我們的執委會里有傳媒口中所謂的富二代,也有白手起家的人士;有關心社會青年工作的朋友,也有帶政黨背景的人士。這幾年來,我們做的都是實事,希望在內地和香港做出一些成績。菁英會成立之初,就是想吸納有代表性的年輕人入會、建立人才庫,而現在已經有一個雛形了。    

 亞太日報:您曾說過香港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擔憂,這種憂慮具體表現在何處?擔憂從何而來?   

 梁宏正:香港經濟發展不平衡,房地產業受熱捧,而科技、教育行業的投入相比之下卻寥寥無幾。貧富懸殊越來越嚴重,窮人的出路越來越窄。這些現狀讓剛畢業的年輕人就揹負了賺錢養家置業的壓力,就算他們一切向錢看、辛苦工作十年,也未必能在香港買上一套60平米的房子。再加上現在部份香港人整天叫嚷著他們狹隘的政治觀念,令一些年輕人受到了影響。   

 特區政府一直在幫年輕人尋找出路,包括增建房屋、想方設法為他們製造向上流動的機會。而作為年輕人自身,我覺得可以多去內地發展。全世界沒有多少地方能像內地一樣,連續30GDP增長都達到7.5%以上。而香港就背靠這樣一個滿藏機遇的地方,年輕人應該抓住機會。    

 亞太日報:菁英會致力推動兩地文化交流,在您看來,兩地年輕人在思想上有哪些不同?他們在哪方面最聊得來?相同和不同之處?   

 梁宏正:香港青少年比較靈活、有想法、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對於一些香港學生來說,他們有時會因同齡的內地生勤奮、成績好而感到自卑。而我接觸到的內地年輕人都很自信,會把握機會,但是現在世界千變萬化,他們需要進一步擴展視野、發散思維。   

 香港和內地年輕人在文化上的碰撞和交流最多,他們最聊得來的應該是電影、潮流趨勢。近幾年兩地文化交流雖然逐步增多,但這對於兩地年輕人來說還不夠。多交流才能多了解,多了解才會少紛爭。年輕人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論背景,只要把他們聚到一起,他們都能找到共同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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