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旗下的天秤：中國「法治」的政治邏輯

過去一年資本市場上中國企業接連發生意外：從馬雲抨擊中國金融系統的管制引來監管部門嚴查螞蟻金服導致其上市被叫停，到滴滴無視中國網絡安全監督部門對其推遲上市的希望、強行赴美上市從而遭到網信辦責令禁止新用戶註冊、最終懲罰升級至全線程序下架，再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辦、國辦）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對校外培訓行業造成毀滅性打擊。這些事件，在國際資本市場法律語言里，都被歸於所謂的「監管風險」（regulatory risk），一般指由於法律法規和執法環境對企業的經營造成的不確定性因素。資本市場對螞蟻和滴滴事件的描述也確實都將其定性為「監管」「法規」造成的問題，不同的只是前者是來自於「金融監管」，後者則是「國家網絡安全監管」。

但如果說對滴滴的調查和懲罰尚且有表面上的法律依據的話，那麼對於教育培訓的禁令，甚至沒有通過太多法律的包裝，直接通過文件的形式下達、由各地教委等主管機關制定細則。即便如此，新東方的新聞稿仍舊將其稱為「法規」（Regulations）的變化，表示「公司將在提供教育服務時遵循《意見》的精神、遵守相關規則和法規」「公司正在考慮合規舉措」「將主動向政府當局尋求指導、提供合作，以遵守《意見》即相關規則和法規」，完全符合國際通行的法律語言對監管風險的描述。

然而，無論怎樣用國際通行的法律語言包裝，比起法律意義上的監管，這些事件背後的政治因素始終是揮之不去的陰影。雖然對螞蟻的監管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而言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從發生在馬雲砲轟監管當局之後上市前臨門一腳的時間點、並結合事後各方對決策背景的分析看，顯然帶有敲打馬雲和阿里系資本的意味。而即便滴滴在數據處理上的安全問題屬實，如果不是涉及政治敏感的國安領域並且發生在沒有和政府達成一致就搶跑上市的背景下，也無法想象會遭到停止註冊、全線下架的重拳處罰。至於教培（教育中的補教、補習、培優等）行業，則更是處在當下中國政治議程的風口浪尖上——少子化、階級固化、「內卷」嚴重都是會危及中共政權穩定的趨勢，必須嚴加遏止。

但在更深的層面，螞蟻和滴滴的上市風波和教培禁令所折射出的問題是，中國的「法律」與「法治」到底是怎樣一種存在？國際通行的法律概念與對「法治」的理解，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夠應用於中國？這些問題不僅是法學和法理學的學術探討，而且涉及到怎樣理解和回應當下日益強大的中國敘事及中共政權對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的爭奪。簡單將中共的「法治」話語斥之為「獨裁」「反民主」，並不是一種有效的回應，也掩蓋了公共生活和法律專業領域中的缺乏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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