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集團，趕絕小販

回憶九七之後的第一個新年。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我在沙田市中心居住，新年必去瀝源邨的地下看攤販，有廉價衣物、家居雜貨、新鮮雞鴨、雞蛋、臘肉等，最令我感動的是山村的小童將菖蒲、柚葉、茅根等採摘成束，放在地上賣，五元一束，賺一些零用錢，也令市民得知山村之物事。一九九八年的新年除夕，我早上落樓的時候，見鄰居阿婆拿着紅白藍袋氣沖沖跑回來，氣憤難平，說：「想不到彭定康一離開香港，新年就不准擺賣了！」她是不識字的阿婆，但政治見識勝過大學教授。我對她苦笑，說：「阿婆，好日子不再來了。」
那時候，民選的市政局仍在，按道理會酌情處理新年的小販，但我落樓一看，官兵五步一站、十步一哨，防民如防賊。我知道這不是北京的意旨，而是來自統治香港的恐怖集團。那個集團向市政局的執行署（市政總署）下了命令，要趕盡殺絕攤販。

統治香港的恐怖集團，不是共產黨，而是地產財閥，連同被少數人騎劫的商會、親美的泛民、親共的土共及機械中產官僚，他們形成一個非神聖的恐怖統治同盟，心中只有私利而無公利，更無大政之心，這是九七之後香港政治的癥結。共產黨以為不給香港民主，就可以用行政主導的方法統治下去，但結果是被這個非神聖同盟佔據住香港。要破解這個恐怖統治集團，恢復香港的自由和活力，除了民主普選之後，還必須要有文化品味意識、本土權利意識及源自傳統文化信仰的道德良知。

香港這種統治集團比起共產黨更可怕，更加虐殺自由，因為這個集團是無人話得事的，於是集團內部人人加碼，互相爭權和奪利，而負責執行的機械中產則用法規來將之合理化。政府下放權力給外判管理公司，或用服務指標而不是用政治領導來統轄下層公務員，地產財閥也同時下放權力給代理管理公司，這些獲得短暫授權的人，將社會的治理變得極其笨拙和粗暴，破壞社群本來有的自治與互信，也令政府無法恢復公務員的直接管理，令政府恆久依賴這些獲得授權的代理人。這是極高級的政治社會學，黨中央級別的政治分析。一句話，在九十年代之後，香港面臨的是極其敗壞和反生產力的新自由主義統治。

這是極高級的政治社會學，黨中央級別的政治分析。我用了網狀關係（nexus）的觀念。不要問我如何知道這些關係，正如你永遠不會有那個阿婆的政治見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