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Engadget 專訪「IT 大臣」唐鳳：在新冠疫情的彼方，台灣的未來是什麼模樣？
以推廣口罩地圖的使用來阻止新的冠狀病毒（COVID-19）傳播，因而在日本聲名大噪的台灣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出生於 1981 年，現年 39 歲，擔任相當於「IT 部長」的職務已有四年。
她因為無法習慣校園生活而輟學，隨後愛上了 Perl 程式語言，年僅 19 歲便前往矽谷創業，並與蘋果等公司簽約擔當顧問。如前所述，除了應用最新科技讓台灣得以對疫情及公民服務快速進行反應，已成為世界各地的熱門話題之外，她也曾為東京的新冠狀病毒網站的原始碼，在 GitHub 上進行了貢獻。
唐鳳一直以來都充滿著話題性，除了 2005 年宣告為跨性別之外，還從日文「鳳」的讀音「Otori」得到了英文名字 Audrey。我們有幸與唐鳳進行了一次遠端採訪，訪問了她有關新冠狀病毒的各項措施，她的職業生涯以及她對台灣未來期望。
快速響應新冠疫情，並贏得資訊戰的數位化行政
口罩預約訂購系統在短短 3 天內便上線。為何能這麼短的時間完成呢？
唐鳳（此後為唐）：實際上，這只是對現有系統的檔案，進行極小的修改。台灣原本就可以使用國民健康保險卡在 12,000 多家便利店的機台上進行納稅申報。同時低收入者也必須在櫃檯付款。因此，基本上台灣已經有一個連接政府部門、所有藥房、郵局和便利超商的系統。出生後第三天就能獲得的健保卡僅可用於公共服務，因此受到了人們的高度信任。口罩預約系統就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成果。
如此一來，我們實現了每個人都可以信賴，且公平的口罩配給政策。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避免出現諸如搶購、謠言等行動。為此，我們研究了一些比假訊息流行（Infodemic）更有傳播力的幽默內容作為對策。如此一來，人們會自願共享這種正確的信息，協助我們贏得了新型冠狀病毒在資訊傳播上的戰爭，因而免於封城。
資訊技術在台灣政府中已經扮演著重要角色。
唐：是的，正是如此。資訊技術已成為政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直播觀看中央政府舉辦的記者會，同時如果民眾有新的想法想提出，我們也有平台讓他們可以分享。
舉例來說，由於配給的口罩顏色是隨機的，我們聽到了有一名獲得粉紅色口罩的男學生拒絕前往學校上課這樣的事件，因此第二天，男性的閣員們便發起了戴粉紅色口罩的運動。
如此這般，從一月初吹哨者披露疫情擴大開始，我們便努力確保由社群中收集好的資訊與回饋，並盡快採取可靠的預防措施，且確保相關訊息與活動在社交媒體上進行擴大。
為何台灣的資訊與技術如此強大？
唐：原因之一是新的官方與民間合作關係。
通常，政府會提出想法，然後通過標案，讓私人公司製作成產品。之後，政府部門會向社會解釋想法並尋求參與和反饋，是一種名為瀑布式開發的傳統模型。但是，台灣採用了敏捷式開發的新型態，與之前最大的不同是它發源於社會自身的需求。
在我前面提到過的醫用口罩範例中，便是起源於一個「我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醫用口罩」的社會需求。因此，便有了將口罩的存量顯示在地圖上的解決方案，但原先並非由政府所實現。
最初，是一位名為 Howard（本名吳展瑋）的台南人在地圖上眾包朋友和家人的數據，並製作了「超商口罩狀況回報地圖」。但是，由於台灣如此多的人回報了有關口罩的庫存信息，導致在短短兩天內 Google Maps API 使用費大幅增加。同時，我也認為行政單位應當提供更可靠的訊息。
所以我接手了這個想法，Google 此時也同意了免除 API 使用費，再加上民間要求三秒就要更新一次資訊，因此有了口罩地圖系統。此後，不光是口罩地圖，我們在短短幾週內創建了包括聊天機器人、語音助手和資訊儀表板在內的 140 多個應用程式。
可以說這都是透過敏捷式開發而獲得的結果。我們不必等待標案過程，並且具有這樣能力的高手是存在於民間的。
您認為什麼樣的人材可以在未來的行政管理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個什麼樣的機制？
唐：舉例來說，我認為東京都所打造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對策網站的儀表板是一個很好的開始。透過 GitHub，不僅成功地使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工程師參與其中，還使得設計師也能參與到其中。在儀表板上僅有一條單色的綠色橫條，而設計師看到後說：「我們應該使用對於色盲或視力不佳的人，也能輕鬆看到的顏色。」
這有可能在工程師之外，還讓設計師也能參與敏捷式開發。且未來產品設計師、視覺設計師，服務設計師和互動設計師也都是如此。
最重要的是，我們應當建立了一種讓這些多樣的職業共同工作的「文化」。為此，有必要製訂一種參與策略來改變固有觀念，將原本只會抱怨的人，轉變為「共同創造者」。一個很好的例子便是東京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對策網站的儀表板。
持續學習的生涯
據說你初中便中輟，是什麼造成的？
唐：我 14 歲那年參加科展。那時，因為我在全國科學博覽會上名列第一，因而得以保送高中，但在同時我也與線上的研究相關社群建立了聯繫。
當時我注意到的是，即使我上了高中，我也只能從教科書中學習舊知識。然而，最新的科學發現卻正在線上伺服器當中被共享著。
當我諮詢初中校長時，我被告知我從明天起便不需到校上學。現在，家庭學習或替代教育已成為台灣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高達 10％ 的學生做出與我當初相同的選擇。但是 25 年前這在台灣當然是違法的。
學習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唐：結果，我輟學了，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但即便如此，我一直認為學習將是持續一生的事。
在附近的一所大學裡，我特別上了哲學和人文課程，在那裡不僅僅是讀死書，我還需要進行大量的思考，並通對實際對話來學習。此外，透過 1971 年開始的古騰堡計劃（將受版權保護的傑作轉換為全文電子形式）的工作，我也閱讀了許多經典著作和書籍，並為自由軟體運動做出了貢獻。
在我的終生學習中，驅使我產生好奇心的是：「為什麼人們在網上比他們在面對面的實際交流中容易信賴彼此？」要回答這個問題，你非要學習七個不同領域的知識，再從這些不同領域當中構建自己的領域不可。
在這當中，您開始了自己身為中學創業家的生涯。
唐：我的工作之一，是將本地和遠程搜尋融合在一起的搜尋引擎，稱為「融合搜尋」。 就像 macOS 上的 Spotlight 那樣，它對會對你的電腦上的資料進行檢索，然後再將其與現有的線上搜尋 —— 當時是 AltaVista，現在的話是 Google —— 結合在一起。當時是以以預測搜索者的需求。 找到最合適的內容為目標。
此後，同一家公司還開發了一個名為 CoolBid 的 C2C 拍賣網站，並成長為台灣最大的軟體公司之一。 1998年左右，以從英特爾獲得投資的時點為契機我離開了公司，開始專注於自由軟體的開發。
之後，您也加入了蘋果嗎？
唐：是的，我與蘋果公司簽訂了個人諮詢協議，以提供 Siri 的多語言支援方面的協助。最初 Siri 只會說英語，而證明它能對應多種語言便是我面臨的主要挑戰。這正好也與我的興趣相重疊。
實際上，我多年來一直在 Perl 社群擔任多語言專家，並接受我的朋友 Kevin Lenzo 的邀請加入，直到發佈 macOS Sierra 為止。
我從這項工作中當學到了很多東西。例如，如何在即便資源很少的語言下，也能將雲端服務和人工智慧本地化的方法。
我也與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改進了眾包的詞典，以確保 Siri 能聽懂當地語言。之後，Mozilla發起了自己的語音辨識計畫時，我也能在台灣的版本中協助解決類似的問題。
順道一提，當初我與蘋果簽約時，我說我的每小時工資是 1 比特幣。當時 1 比特幣等於 100 美元，但我當時認為它的價值有一天會超過 200 美元。然而，蘋果和蘋果大學（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卻以美元和英鎊支付，聲稱會計系統不支援比特幣支付。終究，我沒有獲得以比特幣付款，但是我的每小時工資倒是和比特幣的匯率同步上漲。
未來的青年與政治和未來的台灣
您認為現在，乃至於未來科技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唐：舉例來說，社交媒體大幅度改變了政治活動的組織方式。在此之前，需要一群相互認識的領導人，才能組織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是現在只有一個 hashtag，就可以發起針對氣候變遷的抗議遊行。您需要的只是一個可以獲得迴響的 hashtag 而已。
Hashtag 現在已成為參與社會創新的最新方式。這是一種更快、更公平、也更有趣的新方法。而值得我們驕傲的是，Hashtag 是自發、不受任何人管理的，並且可以一點一點地隨著議題的演變而修改、進化，就像一個開放計畫一樣。
另外，能控制多重版本之間互不衝突的演算法（例如 Google Docs），使得上百、甚至上千的普通人能進行協作。這些技術為集體智慧提供了新的途徑，但同時，它們也起反社會的作用，產生各種對抗和陰謀論。
該社交媒體空間的設計者所做的決策，將會決定透過 hashtag 所進行的政治活動是對社會有益還是對社會有害的。
台灣等國家的新策略在哪裡？
唐：總而言之，開源，開放數據和眾包將決定國家的新方向。事實上，在台灣支持開放政策的首長成為了選舉的贏家。由具備專業知識的高層向一般大眾有效地進行資訊的溝通，再由一般大眾進行有的系統的風險衡量和決策。
台灣是一個擁有 20 多種文化的共和國，可以肯定的是，每種文化都有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因此，「跨文化」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不光是要持續在效率和管理性方面進步，而且還需要在不犧牲文化的前提下改善社會。例如，網路文化便是由粗略的協議和內規所組成。如果這是按照所有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的意願發展的，那就意味著我們已經在那裡產生普遍的共同價值觀。
這結果是在沒有任何人被拋下的情況下，取得了徹底的進步。在可持續發展目標（SDG）當中，目標是不為了實現當中的一個而犧牲了 17 個中的 16 個，而是全部 17 個都要達成。這是一種不同於國家掌控或資本主義的願景，不以犧牲許多的「其他」為代價，來實現僅一種價值。
台灣將來會成為這種新價值的源頭嗎？
唐：如今，人類首度在同一時間經歷了全球性的資訊流行病問題。對於在氣候變遷上無法達成一致的我們來說，是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氣候變遷對於世界各國的影響並不一致，對於某些未受影響的地區來說，試圖改善並沒有直接的好處。但是，新的冠狀病毒相關的訊息會立即傳播到世界各地，而且主要影響自由民主的國家。越自由的社會，就越有可能受到影響。
世界上此起彼落的疫情爆發，當對比兩個國家的現狀時，可能反映了兩個月前或兩個月後本國的狀況。換句話說，台灣成功控制假訊息流行而免於封城的措施，是可以輕鬆地出口到其他國家的。
通過視頻會議來進行會議已變得司空見慣，而且在每個國家，都能見到戴著口罩的高級官員和政客，透過視頻會議來處理國內外事務。國際間的交流已變得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平等。
台灣將繼續努力，輸出自己的想法，並且不會忘記以團結和高層間的合作，為全球問題做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