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人民日報》4.26社論 劉銳紹感嘆:影響禍國殃民,今日香港見鬼魂

請支持《眾新聞》,成為訂戶

八九民運初段的焦點,是《人民日報》在1989年4月26日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觸發翌日大批民眾走上北京街頭抗議。學運領袖王丹向眾新聞說,30年過去,他最難忘就是當年4月27日,「那天的大遊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人民不顧政府反對,自發上街,是人民自己做到的。那時候我是學生組織者,當然那天也在遊行大隊。」

1989年4月24日,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一份內部報告,將學生運動視為動亂。翌日,總理李鵬、國家主席楊尚昆,向大權在手的鄧小平匯報,鄧小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李鵬之後把鄧小平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並寫成《人民日報》社論,於4月26日刊出。

4·26社論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學生不滿被扣帽子,譴責4·26社論,大批民眾和知識分子同情學生加入運動。4月27日,北京多間高校的學生組織遊行,人潮擠滿北京街道,遊行隊伍延綿數十公里長,估計參與人數至少數十萬,可能上百萬。

當年《文匯報》駐北京記者、時事評論員劉銳紹感嘆,30年前的《人民日報》4‧26社論影響禍國殃民:「4‧26嗰隻鬼魂,完全喺香港的政治體現出來,當年亂咁定性(動亂),同香港今時今日亂咁定性搞港獨係一脈相承,當年話學生勾結外國勢力(註:北京市委內部報告曾提及學生背後有「黑鬍子(外國勢力)」),今日話陳浩天勾結外國勢力,30年都無改過。」當年今日說要「旗幟鮮明反對動亂」,近年,中共官員則提及要「旗幟鮮明反對港獨」、「旗幟鮮明反對佔領中環」、「旗幟鮮明地反對和遏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1989年4月27日,在遊行大隊的學運領袖王丹(演講者)。網上圖片
1989年4月27日,在遊行大隊的學運領袖王丹(演講者)。網上圖片

2009年出版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書中首部分講述六四事件,其中一個章節是《4·26社論激化了矛盾》,當中提及:

「4月19日,我就訪朝(朝鮮)的事情去過鄧(小平)那裡,也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如何處理的意見,鄧當時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離開北京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匯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

「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

「24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鵬、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這個人對學潮一向主張採取強硬方針,認為學潮影響穩定。聽了匯報以後,鄧當即同意把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

「4月25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裡,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26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聞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

「只要我們進一步做好工作,學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4·26社論一發表,情況立即發生了變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學生被社論的言辭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有計劃有目的』等等,學生多年沒有聽到這樣的話了,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原來處於中間狀態的人也被推到了激進的一邊。」

「4·26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抵觸。他們不理解、抵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

《人民日報》4.26《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全文。網上圖片
《人民日報》4.26《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全文。網上圖片

4‧26社論提到: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 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地認識別,不堅決地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趙紫陽口述錄音,結集成回憶錄《改革歷程》。網上圖片
趙紫陽口述錄音,結集成回憶錄《改革歷程》。網上圖片

劉銳紹憶述,1989年4月20凌晨北京發生的新華門事件,認為官方早已打算強硬處理,「學生拎住花牌(悼念胡耀邦)去到新華門,諗住放低就走,官方擔心學生會衝入去,解放軍就出動守住,係有啲衝撞,但就唔係官方所講的衝擊新華門。」

4月25日,劉銳紹記得當日他收到消息,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一份內部報告,判斷運動為「動亂」,形容學生背後有「黑鬍子」— 指大陸的異見人士或外國勢力。劉說:「趙紫陽當時訪問北韓,社論的稿曾經傳真俾佢睇過,趙紫陽當時講:『不要發,等我回來處理』,但李鵬認為鄧小平已經看過,無理趙紫陽的意見。」

4‧26社論刊出當天,劉銳紹心知不妙,「官方不理民眾聲音,一意孤行定性是動亂,以後就冇彎轉,你知共產黨不會去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場。我知道大鑊啦。」結果一如所料,社論引來學生和民眾更激烈的反彈,學生不滿被扣帽子,大學校園貼滿了譴責4·26社論的大字報,民眾、知識分子更加同情學生,紛紛加入遊行、示威。

劉銳紹又稱,趙紫陽從北韓訪問回國後,曾經在政治局常委會開會討論撤銷4‧26社論,當時常委有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五人。劉銳紹稱,最終投票結果未有一個具體說法,有指趙紫陽和胡啟立贊成撤銷,李鵬和姚依林反對,關鍵一票的喬石,趙紫陽和李鵬分別作不同表述。

劉銳紹認為,掌實權的鄧小平須為發表4‧26社論負上責任,「李鵬當然有責任,佢係趁咁嘅機會砌趙紫陽,最後希望能夠取代趙紫陽,但是整個過程鄧小平起關鍵作用,即使喬石嗰票去趙紫陽那邊,上到去鄧小平,都係最高領導人說了算。」

1989年在北京《經濟學週報》任副主編,現流亡美國的王軍濤,在2009年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4·26社論是根據鄧小平的講話所撰寫的。王軍濤說:「《人民日報》的這個社論,它的背景就是趙紫陽到朝鮮去了。去了之後,他是24號走,25號的時候,李鵬就向楊尚昆提出來給鄧小平做一個匯報,然後鄧小平就發了一個講話。這個講話在4月25號已經傳達到黨的幹部上層,所以大家都知道,《人民日報》4·26社論是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就是把他的講話給串起來,做了些潤色之後就發了。」

遊行隊伍有人高舉鄧小平語錄:「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是敢於面對現實講真話的」。網上圖片
遊行隊伍有人高舉鄧小平語錄:「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是敢於面對現實講真話的」。網上圖片

曾任趙紫陽顧問的學者嚴家其,2014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4·26社論導致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之間產生分歧,前者支持用更具和解性的方式應對學生抗議,後者兩人則希望作出強硬回應。嚴家其說:「但是鄧小平,特別是李鵬,就肯定要把學生定為一個動亂,這個就把矛盾激化了。要麼李鵬下台,要麼趙紫陽下台。後來鄧小平實際上選擇了趙紫陽下台。」

八九學運領袖封從德,今年4月15日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訪問時表示,當年從要求給予胡耀邦公正評價,到提出政治訴求,最終演變成全國民主運動,轉折點就是4‧26社論。封從德說:「4月27日就爆發了一場巨大的反官方遊行。這個遊行參加者不光是北京的學生,而且包括了非常多的市民和機關工作人員,總共人數上百萬。這樣就形成了巨大的抗議聲浪,也影響到全國。」

劉銳紹記得,4月27日當天至少有31間高校學生參加遊行,他記得遊行由早上8時開始,走遍全北京的大學,下午4時才走到天安門,歷時至少十多個小時,他記得途中有公安設置封鎖線,但學生仍然可以溫和地穿過,公安沒有阻撓。

劉銳紹記得,4月27日大遊行由早上8時開始,下午4時才走到天安門,歷時至少十多個小時。網上圖片
劉銳紹記得,4月27日大遊行由早上8時開始,下午4時才走到天安門,歷時至少十多個小時。網上圖片

據報道,當時是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在4月27日當天看到北京大遊行後,決定從美國返回北京支持民運,後來成為「廣場四君子」之一(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直至六四鎮壓。劉曉波的這個決定,改變了他一生。

《改革歷程》又提到4‧27遊行:「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這當然是很好的事情。學生們原來以為遊行可能受到鎮壓,結果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這樣一來,參加遊行的學生回到學校以後,就慶祝勝利,歡欣鼓舞,更加無所畏懼。」

《改革歷程》指出4‧26社論的三個要點:

1.   原來以為 4·26 社論一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調子一定,學生就不敢動了,結果不僅沒有壓下去,反而鬧得更大了。這說明用無限上綱的老辦法,過去很靈現在不靈了;

2.  由於廣泛傳達了鄧小平4.25講話,學生都知道4·26社論是鄧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顧一切地上了街,這說明再靠最高權威的領導人發話也不靈了;

3.  北京市剛剛發布示威遊行管理辦法,提出了嚴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靈了,等於作廢,警察阻擋也不靈了。當時我回到北京了解了這些情況以後就感覺到,如果不緩解下來勢必動武。現在與4·27以前不一樣了,學生經過4·27大遊行什麼都不怕了。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政府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就剩下出動軍隊這一招,而學生當時認為政府是不會出動軍隊的。所以以後的事就比較難辦了。總之,4·26社論對整個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壞的作用,增加了以後解決問題的難度。

北京一間高校,貼出4.27大遊行的路線圖。網上圖片
北京一間高校,貼出4.27大遊行的路線圖。網上圖片

劉銳紹認為,30年前的4‧26社論,影響禍國殃民:「4‧26嗰隻鬼魂,完全喺香港的政治體現出來,當年亂咁定性(動亂),同香港今時今日亂咁定性搞港獨係一脈相承,當年話學生勾結外國勢力(註:北京市委內部報告曾提及學生背後有『黑鬍子(外國勢力)』,今日話陳浩天勾結外國勢力,30年都無改過,呢個係佢鬥爭思維,形成自我保護,然後亂槍掃射。」

資料顯示,2014年7月,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率訪京團,與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會面,會後引述陳元要求本港金融界旗幟鮮明反對佔領中環。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今年3月在全國政協會議發表工作報告,回顧過去一年工作時曾指,鼓勵港澳委員支持特區政府和特首依法施政,旗幟鮮明反對港獨。今年4月15日,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來港出席研討會時曾表示,近年香港出現了衝擊國家安全底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和遏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劉銳紹寄語香港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觀看原文: 按此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