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在瘟疫蔓延時,修一堂與孤獨共存的課

文:周明媚

青春年華本應璨爛,但疫情之下生活處處受限制,大學四年級生Martha只感受到孤單與壓抑。

困在僅百多呎的單人房,她的社交、課堂、作業,都被緊鎖在細電話螢光幕上,以文字和符號代替眼神交流與親身對話,總覺得少了點溫度。

「第五波疫情剛爆發,一直屈在宿舍,無任何社交,還傳言說政府要封城,真的不知怎樣渡過未來三個月。」Martha說。

今年就讀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Martha,除了一年級時有正常面授上課外,Martha過去三年來莊務及宿舍生活都停滯,想找參考書時圖書館卻關閉,基本上「大學五件事」——「讀書、上莊、住hall、拍拖、做兼職」,無一不受影響。她說,在這個疫症蔓延的年頭,修得最多的學分,是與孤獨相處。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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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資源不足,連參考書也難尋

「Year 1時,好興約朋友去library做功課,一起通宵達旦。」Martha有點惋惜地回想:「但如今只能一個人獨自面對(讀書壓力)。」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起持續不斷,除了剛過去的學期放寬一點外,中大圖書館一直處於關閉狀態,Martha總是要留在宿舍獨自溫習,還要面對無法找到參考書來做功課的困境。

Martha指,若在網上搜尋一下,尚能找到相關參考書的Google Books版本,但一本參考書的價格約200至300元(港幣,下同)左右,家境較差的同學無法負擔。更何況,她自身的補習收入也因面授取消而減少,還要自行支付宿舍費用。

「沒有辦法,只能盡量用手頭上或網上的資料去做。」她批評,校方或教育局從沒有想過要在這方面給出資助,同學間只能互相借閱參考材料,「即使賺取全額的補習費,也只有$5000,難以負擔那一筆錢。」

Martha和同學們曾為此撰寫電郵給系主任,希望圖書館或老師能共享資源,免費借出書籍或掃描書籍內頁的電子版分享給同學。然而,當時只有一兩名老師響應,圖書館更無法及時在同學寫論文前購買到書籍的電子版。

快要畢業了,正趕著寫畢業論文的Martha,準備以香港史為論文題目。她指圖書館開放後,學習進程進度快多了,「香港史在圖書館中有個專區,一定要在現場才可翻閱書籍。」她說:「鄺智文(著名軍事史學家)的書籍在市面已叫流通,但東華三院年刊、華仁書院歷史,那些一定要在圖書館才找到。」

然而,畢竟停課了三年,Martha指,長期的資源不足,很影響上課及論文的質素,「如果讀秦漢史的同學,直情要看竹簡那些很舊的文字去做paper,圖書館關掉,是完全無法應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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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孤獨及高壓共存

有點腼腆的Martha,自言是不太外向的女孩,但對於沉寂無趣的大學生活,也顯得有一點失望,這與她入學前想像的多姿多彩生活,落差甚大。

「我有參加學系的學會,但所有activity都無晒,也沒有搞gathering,我們連支莊都起不到。」她嘆道,進入大學後社交圈子狹窄,經常只與year 1迎生營的同學在一起玩,很難認識到那個圈子而外的人,「中大也沒有什麼hall life。」

由大學一年級時學校突然因中大衝突而被迫停擺,到如今疫症蔓延,學校反覆停課,Martha亦只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壓迫。

她說:「由社運到疫情,都似乎沒有了自由或自主的成分。我們都要受制於很多不同的政策,沒辦法由自己去決定很多事情。」

Martha指,他們這一代學生,學習得最多的是在大量私人時間中,與孤獨及高壓共存。她最近讀多了小說與哲學書,最深感受的一本是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從一個高科技的扭曲文明社會,講述自由和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讓她反思到香港各種疫苗、隔離及禁市政策對市民自由的剝削。

「早排都有同朋友傾防疫政策 ,要不要打針。有多少事情要受政府管制呢?」她說:「我覺得不少人中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率也上升,群體免疫的機會相對是大了很多,其實可以放寛一點。」

Martha不認同政府本身的「動態清零」政策,指許多歐洲國家,乃至新加坡等,都開始解封,「與病毒共存」是這場世紀疫症的唯一出路,「很難做到完全清零,除非很多國家都停止所有經濟活動。」

在狹小空間中尋求小確幸的掙扎

Martha如此執著,皆因自己的留學計劃,正正是因封關政策而被迫要擱置。

她本來打算到台灣作交流生,在2020年尾曾經延遲一個學期再去,再到2021年,台灣的疫情防控不斷升級,直至完全封關,在沒有居留證的情況下,Martha無法入境留學。

「特別是剛剛那一年,很多朋友去歐洲,那些地方都解封了,你卻去不了台灣。」她說:「見到別人去到歐洲很自由,看IG story時會覺得——好像人們已經無事,為何香港還是這樣?自己在香港在幹什麼呢?」

Martha與家人關係不好,即使是3月份開始提早「放暑假」,她也要長留在宿舍中,避免回到家中要和「留家工作」的家人「你眼望我眼」,「那種氣氛很尷尬」。

於是乎,即使是假日,她仍每天留在宿舍讀書、用電腦,偶爾和朋友來個Zoom meeting,而這封閉的情況,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後更多發生,「幾close朋友都不能見面,第5波的時候沒有出過街,沒有見過其他人,是有一種幾寂寞的感覺。」

唯一能令Martha生活增添一點顏色的,是她在大學一年級迎新營中認識的男友。「這算是我大學五件事中唯一complete到的事吧。」她笑說。

不過,兩人拍拖時卻非常不便,因為餐廳晚市停業,他們經常要在街邊或海傍吃飯,有時約會更要在天黑前終止,「除非傍晚5點去吃飯,之後再逛街,但整件事非常不方便。」

此外,自2020年疫情爆發起,大學宿舍便訂立嚴格的規條,說明不準帶任何訪客入宿舍或房間中,也令Martha與男友相處的時間減少。最近,疫情稍為緩和,Martha和男友便去了長洲散心,吃喝閒逛,終於能在盡收陽光的開揚處,吸收一點新鮮空氣,如同「避世」。

或許,這種在狹小空間中尋求小確幸的掙扎,已經成為了香港人的日常。而Martha指,這種壓迫感,雖然可以在朋友或伴侶的陪伴下稍稍緩和,但終究都是每個人獨自要修畢的功課。

「這幾年對擔憂的累積,那種不確定性和孤單感更強,但也要自己去面對這些問題。」她說,最起碼,自己多了許多時間去靜靜地思索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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