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虎香港新聞 新書揭中共滲透 李永達：民主黨核心成員頻密會見中間人
「佔中九子案」將在下月9日宣判，「佔中九子」之一、民主黨前主席（2004至2006年）李永達在判刑前出版《判刑前的沉思》回憶錄，訴說從政逾30年的經歷。李永達在書中提及中國共產黨滲透民主派，稱中共黨員曾接觸大部分民主黨人士，「一些民主黨核心成員，他們是有頻密地會見共產黨中間人的情況。」另一名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在李永達新書發布會上，提醒有心從政的民主派人士，要提防與共產黨有關人士的接近：「記住，呢個唔係你朋友。」
李永達是港同盟、民主黨創黨成員，與司徒華、李柱銘等元老工作多年，是華叔生前信任的人。他在民主黨內與張文光、楊森被稱為「張李楊」集團，多年來掌管民主黨內部運作。
李永達在其回憶錄中的第十二章《共產黨在民主派的滲透》中聲言：「以民主黨為例，與共產黨員接觸過的比我想像中更多」，指大多數民主黨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區議會、支部主席都曾接觸過共產黨黨員。即使民主黨制度中訂明，在會見與共產黨有關人士後需要匯報，但匯報數量非常少。李永達寫道：「民主黨內部核心高層、議員、黨員有沒有給共產黨游說收買？若我說沒有，我自己及讀者都不會相信……而且我發現一些民主黨核心成員，他們是有頻密地會見共產黨中間人的情況。」
何俊仁提及與中間人交手時表示，通常中間人的開場白都是說想做朋友，做朋友後又說大家可以交心，然後要求你不要向黨匯報，接著就有很多不同活動去使你覺得親切，例如：一同進膳、旅遊，再進一步便會了解家庭狀況、想法、喜好、弱點，以便日後與你建立關係，產生影響，甚至操縱。那為何不拒絕與中間人接觸？何俊仁稱：「不要來往係好傻嘅，呢個世界係冇斬腳趾避沙蟲。因為係社會裡面，總有好多人同你接觸、有不同身分……記住，呢個唔係你朋友，內地無論幾friend、幾有學識又好、對你幾好都好，呢個唔係你朋友，呢個係有任務在身嘅。」
2013年習近平出任國家主席掌權，李永達表示：「當時有很多共產黨中間人都會說他是一個更開明的領袖，甚至會作出制度方面很大的開放改革。其中一人大力游說（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及（民主）黨的領導。」李永達稱，因擔心李柱銘和民主黨中人會過於信任該名中間人，便想到要測試該人會否向中共領導反映意見，於是李永達叫李柱銘向中間人要求到北京任何一間大學教授《基本法》法制，「中間人收到這個要求之後，便一直石沉大海，最後不了了之」。
黃成智曾是民主黨成員，但他在2015年政改辯論時，與民主黨唱反調，支持政府的政改方案。李永達形容當時「形勢非常緊張」，因黨內紀律委員會雖決定革除黃成智的黨籍，但仍需黨內中央委員會同意，最後中委會以一差之票通過決定，「估計有部分中委在投票前，受到共產黨中間人的游說。可以想像，若中委會未能通過黃成智革除黨籍，民主黨分裂便會加劇。」
李永達有提及他與共產黨的接觸，根據書中內容，李永達在1986年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時，曾與新華社接觸；1991年港同盟成立時，亦跟隨時任主席李柱銘會見共產黨人士；1998年重新當選立法會議員時，時任政協常委陳永棋曾向他表示，「如果轉入建制陣營會有更大的前途」。李永達在2004至2006年擔任民主黨主席期間，亦有與共產黨人士接觸，李指：「我認為這些共產黨人一樣有見李柱銘和何俊仁」。李稱，2006年卸任主席一職後，直至2018年的12年間，分別透過由李柱銘和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介紹，與共產黨人士見面兩次，「我尊重李柱銘前輩，及曾鈺成是我聖保羅書院師兄及開明共產黨員，所以就只見這兩次。」
2005至2007年間，民主黨曾爆出「主流派」與「改革派」（或稱少壯派）內訌，李永達指：「其實是民主派給共產黨滲透的最活生生的例子」。李永達在書中稱，一般每次中委會開會前，只有3至4人申請入黨，但2006年3月9日開會前，卻有34人申請入黨，李永達決定約見這34名申請者，但當中28人拒絕會見，更有人表示不知道自己申請入黨，李提及突然多人入黨時指：「在其後的委員會報告中，顯示是由新界東支部的積極分子包括陳竟明、范國威、陸耀文、任啟邦、黃俊煒、關永業等策劃。我並不相信這些人全部是共產黨，但我不排除有個別的人已經被共產黨游說收買成為他們的『針』。」
記者翻查李永達書中所指的會員政策專責小組報告，當時調查名單上，有10人曾發聲明解釋34人申請入黨的疑團：「民主黨的中委會及組織部，今年初已有一個招收會員的計劃，目標是一年內將現時約六百名會員提升至一千名。新界東支部大力召收會員，朝著這個目標進發，將民主黨既定的方針沒有衝突，亦與內地滲透民主黨的問題完全無關。」該10人包括李永達書中提及的陳竟明、范國威、任啟邦、黃俊煒、關永業等人，部分人後來退出民主黨。
除了民主黨，李永達稱為了寫書，訪談了其他民主派組織的領袖和朋友，「我發覺差不多香港政界所有組織的領袖及重要成員，由最激進到最溫和的民主派領袖，到雨傘運動中的年青領袖都有與共產黨人的接觸。就算在公眾媒介表現極之反共的人士都有與共產黨接觸。」
李永達亦在書中提及民協前主席馮檢基，「馮檢基擔任民協主席差不多三十年，葉（國華）用便宜租金租給民協九龍市區總部，及對民協及馮檢基活動大力資助，再加上馮檢基曾在國內與建制派一同合作做生意。這種種跡象是可以解釋他為甚麼在2018年中，在全體泛民主派的反對下仍然要堅持參與九西的補選𠝹票」。李永達又提及湯家驊，「他未必為錢。不過有共產黨提供一個更好的平台，成為行政會議成員，令他在左派及政府中有更高的聲譽，這就是權力及聲譽的引誘。」
李永達在書中整理了共產黨對於香港民主派的五種統戰方式。第一，透過政、商、專業界介紹，以建立關係及交朋友為藉口，了解民主派人士的看法及收集情報。第二，透過商人，以金錢資助民主派團體，例如親共商人葉國華曾資助民協和以前的匯點，「當然他們不會說是共產黨的金錢，而是說欣賞你組織工作」。第三，以安插位置收買忠誠，例如安排被統戰人士加入中央、地方人大政協、特區政府諮詢委員會等。
第四，觀察民主派的成員是否貪圖金錢、美色、權力等，加以利用作游說。李永達記得，在1995年出任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時，曾隨口向記者表示某樓盤設計好，隔天便有發展商高層來電。李表示，雖然收買不涉及共產黨，但指地產商很服從共產黨，會「間接成為共產黨的棋子」。第五，加插共產黨黨員至民主派組織，在關鍵時候執行黨命令，分化組織。
書中亦有分析民主派領袖答應會見中間人的理由：首先，中間人會稱自己由共產黨核心人物的辦公室而來，例如：習近平和李克強等，「見到他們的特使，就是好像見到中央領導人，就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其次，中間人舌燦蓮花「令你覺得你的意見直達天庭，受到重視」；最後是民主派領袖「仍然相信共產黨內部是有一些像趙紫陽開明的力量……能夠影響上面的政策」。
李永達又提及，「一名反共程度及社會影響力比我大很多的民主派領袖」，在2015年政改諮詢期間，曾向李永達和何俊仁詢問意見，指中方邀請其到北京會面，「連這樣反共的政治人物都被共產黨游說，而這反共領袖也考慮是否到北京會面，對我來說是匪夷所思，亦看到共產黨統戰游說的威力」。
李永達最後總結：「香港的泛民主派經驗還是非常膚淺，容易被利誘、分化，甚至組織滲透。新一代民主派的領導尤其要警惕……香港能頂得住共產黨的專權，除了最重要的市民力量，就似乎只剩下幾個仍頑強地與共產黨周旋的堡疊。泛民主派這個堡疊是共產黨一直想攻破的堅強陣地。我們能守得住多少時間，就要看我們的毅力和決心。」
《蘋果日報》日前率先報道李永達新書內容，包括李永達提及「一名香港保安政策的權威人士」，指該名權威人士在殖民地政府時代已與政治部聯絡，回歸後亦有與警察高級人員保持聯絡，時常得到警方的機密資料。李永達引述該名人士估計，「1997年之後，每一天的150個配額之中，約有30至40個應該是有特別任務的共產黨員」、「九七後的20年共有210,000到290,000共產黨員來到香港」、「佔全港人口2.8至3.8%，比國內6.4%為低」。何俊仁在李永達的新書發布會上表示：「如果你覺得好震驚，其實真係唔太了解香港嘅情況，其實你諗吓，香港有咩可能少黨員呀？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在Facebook撰文，指過去10年實際使用單程證配額，平均每天只有122人，有20%配額沒有用盡，而25至64歲持單程證來港人士平均每日83人，當中男性更是只有20人，質疑李永達言論的可信性。李永達反駁指，梁振英「好鍾意邏輯思維上的狡辯」，指梁未有仔細看其著作。李稱，每日40個共產黨員來港的數字是指重要時刻，即雨傘運動後，又以他的母校聖保羅書院及司徒華就讀的皇仁書院為例，指學校內有共青團成員：「點解18到25歲唔可以做共青團成員？……呢個世界女士唔准做間諜咩？」
李永達在書中估計，假如有20多萬名共產黨員，除了民建聯、鄉親組織等親共機構，「很多互助委員會及私人樓宇的業主委員會或業主立案法團的核心，都有一定數量的共產黨員渗透。」李又說：「若以25萬黨員這個中位數黨員數目，分配在港九新界各地，以全港有450個區議會選區為例，每個選區應該約550個黨員。換句話說，每一座樓宇都應該有幾個甚至幾十個黨員居住。」
李永達又稱：「曾經和一名殖民地高官談及共產黨在政府的情況，他說在紀律部門，尤其是在警務處、入境處、海關等已經有一定數量的共產黨員升到管理階層。」李永達認為，新聞界內不受共產黨影響的只剩《蘋果日報》黎智英；專業界內如工程、測量、會計等早已被收編，只剩大律師公會；宗教界只有天主教陳日君樞機一人；大專界的學聯「已變得有形無實」、學生會「學生基礎非常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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