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哲學流浪講師,在疏離下打破常規教學

文:周明媚

長達兩年半的逾千課時,大專講師鹽叔都對住Zoom裝置高談闊論。他每班約有80多名學生,換來的是80多個黑色矩形方格,細小的暱稱寫在方格正中央。

「是的,就是持續對住黑mon搞gag(說笑話),仍然保持歡欣和有趣。」於浸會大學、中大文學、香港演藝學院等學府任教哲學的「流浪兼職講師」鹽叔說。他稱這種教學方式「非人性化」,但樂觀如他,只能找方法保持課堂的熱度。

「我開DJ mode囉!森美和小儀(在電台)現場講笑話,都沒有人笑啦!」幽默正是抗衡荒謬的最好方法,一如在紛擾亂世下,常人總要找生活之道。

新冠肺炎在全球肆虐長達兩年半,疫情扭轉了人類的生活模式,其中,教學場域的衝擊甚大,師生的距離拉遠了,大學生的校園生活停濟;10多年在學府打滾、兼任好青年茶毒室成員的鹽叔,以自身經驗及哲學角度,理解這場疫下亂局的變遷。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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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他者

「大學的迷失是很好的,它迫你想像你是一個怎樣的人,迫你思考自己的價值觀。」

然而,鹽叔留意到,現時大學生活停擺:上莊的學生不能搞Ocamp(迎新營)、宿舍活動一律停辦,甚至聽聞早前歐洲疫情爆發嚴重時,許多留學生到了外國後,一直沒有認識到朋友或去旅行。

在沙特的存在主義論說中,有個重要的概念是「他人即地獄」,意思不是要否定他人,相反強調他人對主體或所謂「自我」的衝擊,又或者透過他人眼光,去碰撞自己在群體中的定位。現在他者的缺席,或會使大學生的自我愈漸模糊。

「本來,大學時有很多東西可以玩,那種intensity超勁爆多,現在全部都沒了。」他說,現在選擇少了,大學生受到衝擊也少了,「一個人18歲至22、23歲時,你不讓他做這些事情,他就沒有了——世界觀和性格已形成。」

鹽叔指出,這就如中學時同學的家境背景較近,升讀大學時才有機會接觸不同階層的同學,「最終你自己的世界觀,是一套你被人挑戰完,form咗你想法後,才去想你人生做做什麼工作。」

他指出,實體教學的好處是,下課後學生到教師桌前發問,比較容易與學生交流,但如今不少同學對校園的基本資訊一無所知,「中大大學體育館都不知在哪,反映到他大學生活係幾咁空虛及匱乏。」

然而,他又指出,脫離了群體的制肘,有時孤獨也可以令一個人重新沉澱、思考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人生。鹽叔以現代人上下班的規律去形容這件事——平日的上班時間依從規律,放假只是規律的暫停,反而孤獨代著生活的選擇權,如何自主地安排生活的時間。

「因為你突然有個空間:今日起身我無野做,我要想我做什麼,那就慢慢可以重拾生活。」他說:「所以為什麼孤單是那麼重要。」

他認為孤獨和群體生活,兩者間應該要有足夠的平衡,「但現在學生幾乎是孤單到depression,有情緒困擾的那種。」他說:「我覺得這個年紀是需要衝擊多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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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性化」的教學方式

在歐美地方,許多上班一族奉行在家工作長達2年多後,開始發現營營役役生活的空洞,寧可選擇歸隱田居。鹽叔認為,這正反映疫情讓人反省本來舊有生活模式的盲點,「我們被迫要進入一個新的模式,例如work from home,AB team咁返。」

他形容,這是一個打破了舊日常規的過程。「我不是說所有舊日的norm都打爆晒,但反省舊日的norm有沒有變得更加好。」

正如疫情下的Zoom教學模式,許多老師感到懊惱,認為對住幾十個黑屏幕高談闊論非常奇怪,寧願砍掉了些「懶風趣的內容」。「的確,學生是會很少畀反應,又少了眼神交流。」鹽叔說:「但這樣變了惡性循環,走了很多能量,課堂變得很沉悶。」

反而鹽叔自己,會找方法在非常態社會下適應,「現在他們會在chatbox(聊天室)度打字,我成日讀人啲comments,其實幾好笑。」他認為,這個世代習慣了以訊息交流,用訊息比口頭發問「門檻更低」,「你能否利用chatbox留住某一種歡欣,某一種bonding(鏈結)呢?」

還有是Zoom的錄影功能,鹽叔認為這提升了學生的學習效率,讓他們有機會在考試前重溫課堂要點,「學生在考試前動機時考得最好,可以每次重溫一點。」他說:「以前老師不會有錄影的,免得學生不上課嘛。」

監控下的考試

鹽叔又形容,在疫情之下,考試模式也愈來愈機械化,例如為了確保在家考試的同學不出貓,會要求學生開視頻外,還會要求學生額外拿一部機去拍下自己用電腦的背面——有時更會外加一部機影視窗的畫面。

至於監考人員,就是負責檢查這些視窗的內容沒有偏差,「這就是surveillance(監視),考試的surveillance,有個tutor望住全班的黑色格仔。」他承認,這有種《美麗新世界》的意味,令人類的生活習慣變得很不自然,「但有些人一出生就在有這麼多CCTV的世界,你會覺得好像natural feel like water,好像魚在水中一般。」

教授哲學科的鹽叔,坦言自己會盡量按排take-home exam(在家考試),讓學生在預定時間內完成後再自行呈上,「會改變考試內容來遷就學生,不用背書的那種,講多點分析。」然而,鹽叔坦言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為即使是人文學科,也強調背誦名家及學者說法的部分,「就如莎詩比亞哪首詩,出名的藝評家,如何評論那幾句。」

他指出,比起自由受規限,這更多是平等與公平性的問題,因為家境貧困的學生,其實沒有錢去買那麼多部電話,也省卻了學生考試前為了調教鏡頭的煩惱,「我不想學生花費時間在科技上,而非考試內容本身。」

然而,他認為一定程度對自由的規限,其實也保障了考試的效能,例如修讀工程、醫護科目的學生,他對科目的掌握,會明顯地影響到實際執業,一定程度的監控是必需的,「出來要打針個護士,是人命來的,醫生會開藥可大可小。工程師計條數出來起度橋,起錯了會倒塌的!」

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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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至公共層面如安心出行、要打針才吃飯等,鹽叔也套用相似的原則,指疫情的人群管制、疫苗的接種率,要在對公眾保障與個人自由之間平衡,「如果壓到晒其他野,我不同意。正如有時候為公共衛生犧牲 ,但其他價值得到彰顯,是應該得到允許的。」

隨著本港疫情的緩和,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也開始解封,鹽叔期待的是校園生活能重返正常,讓學生能在繽紛的可能性中尋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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