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會漫遊者——潘國靈 城市書寫

(綜合報道)參觀潘國靈位於魚涌的家，其藏書之豐是頗驚人的，多個書櫃貼牆擺放，人在屋中，就被書海環擁，「這邊是香港文學，那邊是文化研究，還有宗教哲學等等。」他小心翼翼地為珍藏分門別類，而每個專櫃早已密密麻麻、挨挨擠擠了，難以繼續填充，「但還是忍不住要買書，所以都疊到地上去了。」這時才瞄到，他腳下又是兩疊書。雖然如此，他的家整齊乾淨，有點像私人圖書館。他的文字，就是在這個雅致空間創作出來的。 邀請潘國靈做訪問，有個小插曲，因為他的WhatsApp經常不通，要以電話直接聯絡，在這個年代是較為少有的，「我是有點逆時代而走，既不用手機上網，也跟Social Media疏隔，那個facebook專頁都不是自己做的。」他說，太多Input容易令人浮躁，也難以釋出距離。「走回頭，反而會留住一些質素。寫作的人，要有專注力。」 說起來，他十多歲已愛上閱讀、寫作，中二那年已參加校內徵文比賽，贏得冠軍，卻沒想過要發表，「更沒想過要成為作家。」中學修理科的他，寫作意欲旺盛，試過作文時不依題目辦事，自訂主題，最後交出洋洋三千字的故事給老師。他後來考進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系（雖然他一直強調自己不是一個Technical的人），不久轉讀人文學系，李歐梵、鄭樹森曾是他的老師，那個求學階段，他一年看了超過一百篇現當代華文文學，經常躲在學校圖書館打書釘，直至打烊才離開，他笑言很有閉關練功的感覺，「或許知道工作以後就很難再有這些機會。」 他畢業後投身報館副刊工作，那時才真正接觸香港文學，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訪問過劉以鬯、蔡炎培、黃碧雲等本地文壇重要或當時冒起的人物，但談到真正公開發表個人小說創作，是二十多歲的時候，「記得第一篇短篇小說《我到底失去了甚麼》，就是用報館的原稿紙寫的。」後來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室，收集作家手稿，他便捐出這一篇。再嘗寫作滋味後，一發不可收拾，識彈結他鋼琴、曾在通利琴行工作過的他，逐漸遠離了音樂，專心文學創作，「文字甚至沒有特定讀者，可以很個人，這樣比較適合自己。」他後來回到香港中文大學研習文化研究，一讀又是三、四年的時間，之後就沒有全職工作，過一邊教書，一邊寫小說和專欄的生活，至今已十多年了，「企圖用這個方式延續寫作。我是那種需要用兩種節奏生活的人，鐘擺的力量很大。」 自1998年至2005年，他一口氣創作了三部小說——《傷城記》、《病忘書》和《失落園》，2005年同年推出《城市學》，打開了城市文化書寫的維度，及後又有《城市學2》和《第三個紐約》，而有追看他專欄的讀者，也知道他愛寫本地文化和城市景觀，就像班雅明所云的城市漫遊者，「我只是隨自己的興趣走，最重要的是，城市裏有一些東西觸動到我去寫出來。」 他笑言自己是一個Urban的人，曾旅居紐約一年，也特地到巴黎學法文，近年亦試過在北京租住胡同酒店，閉關寫作長篇小說，「最初去旅行，就到了這些很Top的城市，體會文化混雜。我很怕單一的城市。」不過他亦逐漸把旅遊興趣，從一城市轉到二、三城市，「有點點逆向行走。」談到最愛的城市，他對紐約特別有感情，「住樓房和住民宿、酒店，是不同的，而且作為外國人，我很易就融入當地，因為他們太習慣外來文化了。」香港呢？「感情當然很深，否則就不會不斷寫關於香港的文章。但也很複雜，特別是近年那種異化，會問，這個城市是否仍然屬於你呢？好像你才是小眾。」講The city is dying，固然令人傷心，「會盡量做些東西，但難免有無力感。」 他分享書刊珍藏時，發現他對疾病相關的作品特別感興趣，想起其著作《病忘書》便是寫社會疾病，一問之下，原來約2000年，他被診斷患上Panic Attack，「我覺得自己敏感，腦袋好像熄不到似的，從小便有失眠的情況，後來身體負荷不來，寫了《病忘書》後，曾進出醫院多次，九一一時我就在瑪嘉烈醫院度過，我把這段病室經歷，寫進《失落園》裏去。」 他現在身體已經無大礙，但仍有服食很小量的藥物，心理依賴因素居多，「可以不服藥的，只是我沒有跟隨醫生的戒藥療程。」他的醫生打趣地說，如果不服藥，他的作品可能更加黑色，但有病無病，他都沒所謂了。「如果你是藝術家，應該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創作世界，隨文字累積下來，你便逐漸砌出自己的城堡。」 他坦言至少有兩家出版社曾向他斟洽，想為其專欄結集成書，卻都給他婉拒了，「現在出書，想有一定構思，是創作沉澱，而非純粹結集。」擅寫短篇小說、專欄文章的他，透露正執筆首部長篇作品《寫托邦與消失咒》，合共十多萬字，描述兩個世界，其中一個是作者族群，各自有不同屬性，自成一家，聽起來頗有趣，「寫了很多年，要兩個世界接合起來，難度頗高。」他笑說，正在減省非文學的工作，或許有一天，我們會看到一個擱下教學和專欄工作、全情投入文學世界的潘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