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講壇：禁纏擾行為 不宜立法？

【晴報專訊】政府兩年前發表諮詢文件，建議立法禁止纏擾行為，拖沓至今，未見進展，主要爭議在於憂慮法例會被濫用，成為打壓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工具。要保障基本人權，纏擾法就不宜立例？ 梁國雄：明文豁免 立法不難 2011年12月，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發表了諮詢文件，載述法律改革委員會在「纏擾行為」報告書中所提及各項建議，訂立反纏擾行為法例亦進入諮詢階段。匆匆已經兩年，立法工作尚未置為議事程序。箇中原因，是政府當局一直不能回應民間諸種憂慮，亦未有就此確保這些憂慮會否成真？在立法之後，變成了懸在頭上的利刃，反而會被有財有勢者濫用，妨礙市民行使基本法賦予的基本權利！ 界定未清 為打壓異己鳴鑼 有鑑於此，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去年12月發出文件，縷述過去兩年的進展。2012年三月底，當局結束為期三個月的諮詢，發覺在506份意見書中，支持者逾45％，反對則有35％，可謂旗鼓相當，而其餘約兩成則模棱兩可，又或只予有條件支持！ 毋庸諱言，即使贊成立法的議員，亦一如其他市民一樣，恐怕若不清楚界定豁免範圍，區分刑事及民事責任，則他日立法之後，難免會被用以阻嚇甚至逼迫新聞自由和示威自由，令執法部門如虎添翼，為政府打壓異己鳴鑼開路！固然，個人之私隱和安寧須得着透切保障。但若果一些權貴為保耳目清淨，將民眾不竭向之抗議請願，又或屢屢當面直斥其非，當作纏擾行為而予以舉報，則難免使示威者會由此被拘捕、檢控；若不在立法過程中，予以明確界定，並予以豁免，就會一如公安條例一樣，假維持公安之名，行遏制示威、集會之實！ 當局拖沓 罔顧市民安寧私隱 又例如要揭發權貴私相授受，利益輸送，又或見不得光的醜行，傳媒極有可能要長期監視，又或不停追訪，這當然是前者覺得煩擾的行為，記者跟蹤採訪及長期監視，又極可能會被指纏擾行為，最終遭告上法庭，面臨刑事責任。以英國為例，自1997年引入《防止騷擾法》（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後，當局只預期每年有約200宗投訴，但五年之後，卻急升到6,000多宗，若果本港一旦立法，難保權貴不濫用此例，頻受民眾狙擊的高官，以至黑箱作業的財閥，恣意舉報一己所惡之「刁民行為」，「寒蟬效應」遂會應法而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一日拖沓如故，不肯就此明文規定上述兩種行為，則立法工作極難展開，等於因噎廢食，為保護一小撮人而不果斷立法，置廣大市民之個人安寧和私隱於不顧，要我一票，請即豁免！ 羅沃啟：限個別範疇 無損人權 兩年前，當局發表《纏擾行為諮詢文件》，支持法改會的意見，傾向訂立單一的「纏擾大法」，把一個人蓄意或罔顧後果地做出連串導致另一人驚恐或困擾的行為，訂定為「纏擾」刑事罪行，須對該另一人負上民事責任，並賦權法庭在處罪違法者時，也有權發出禁制令等。 合理行為免責 人言人殊 但政府亦明知建議可能干預新聞自由，因此提出了「合理行為」（包括「公眾利益」）的免責辯護。 然而，當局的《諮詢文件》對於立法對工業行動、消費者爭取權益、示威請願和其他表達活動的威脅，卻沒有應有的回應。只在受到質疑時，口頭指「合理行為」和「合法權限」可作免責辯護。 何謂「合理行為」，甚為主觀，人言人殊，見仁見智；不怕官，只怕管，即使法理在傳媒工作者和請願人士一側，但在案發現場，往往都是執法者憑着疑似的執法權力，去干涉和限制採訪和表達活動，甚至拘捕有關人等，令新聞、集會和表達等活動即時受阻或停頓。若有訴訟，更耗費時間、心力和金錢，期間更要背負污名。即使最後勝訴，得到金錢的補償，也不能改變採訪和表達活動已受阻的事實，對權利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當局委任的顧問（香港大學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發表研究報告第20及28段亦顯示，訂了類似廣闊內容的「纏擾大法」的英國，其法例施行的經驗說明：類似的「合理行為」等一般性免責辯護「未能對傳媒起保障作用」，至於已找到的十多宗涉及新聞採訪及示威活動的刑事及民事個案，亦「引起社會對表達與和平集會自由的高度關注。」 牽連太廣 危害言論自由 香港人權監察反對訂立單一的、囊括所有範圍的「纏擾大法」，因為它會殃及重要的基本人權，尤其危害請願示威的自由，損害新聞和言論自由，干擾工業行動和勞工運動，傷害消費者權益活動。 我們要求政府將修訂局限在個別範疇之內，改而修訂《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放債人條例》和《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等法例，令修例有針對性，以制止因個人感情轇轕、追債及收樓三個範疇的纏擾行為。這些範疇有明顯的保障需要，不損人權，又少爭議性，不難取得社會的支持。 （編按：標題及分題為編輯所加；梁國雄的文章經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