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卵的決定:她的身體與三個家庭

【編者按】時間前進到2022年,但方向似乎是反的。不少人類社會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贏得的成就與進步,此刻正被粗暴地抹去。其中一個失守的戰場,就是女性的身體。隨著1960年代以來一波又一波的女權主義運動,正當我們敢於相信一切都在好起來,卻又要直面對於全球各地無處不在的身體暴力與心理暴力。

對不少困在父權國家中的女性而言,通過留學、工作、婚姻或投資等等方式,將肉身遷徙到傳說中更自由開放的世界中去,曾經是黑暗中的一絲亮光。但不管去到哪裡,我們還是會發現自己的身體仍在天羅地網中。對於女體的控制是雙重的,一方面,女體仍在被嚴重物化、性化,是性暴力頻發的「現場」;同時,女體仍被化約為生產工具,從家庭組織到國家機器甚至私有機構都忙不迭地監控女人的卵巢、子宮和陰道。

女性主義運動常常能夠引發廣泛的參與,部份就是因為無論身處社會等級的哪個角落,女性都擺脫不了父權社會對於我們身體的管控,這種痛苦的共同經歷使得大家願意稱自己為一個集體的或大寫的「女性」。本文講述的是一個這樣女性的真實故事,故事中的她穿梭於中美兩國多個城市之間,試圖在親密關係、自己與伴侶的原生家庭以及多元社會中找回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她的身分、過往與未來,她的伴侶、親人和朋友,也許是獨特的,是專屬於她的;但她的掙扎、痛苦和決絕卻是女性共有的,是那個集體的或大寫的「女性」所共有的。

一切似乎從那個關於凍卵的決定開始,抑或早就上演了許多年⋯⋯

我有個朋友叫機玄魚,平日裡,大家都喚她作魚仔。這是她的故事。

「剛才我介紹了胚胎冷凍的流程,你們有什麼疑問嗎?」視訊會議的介面裡,金髮碧眼的凱倫醫生眯着黑眼圈倚在屏幕前問。

魚仔快速掃了眼另一個參與會議的窗口,那是她的婚姻伴侶迦牟。這一刻,迦牟已經將自己靜音,他的眼神移去一側,快速敲着鍵盤,應該是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論文上。

「我們想了解基因對胚胎的影響,」魚仔說。

「你們兩邊有什麼家族病嗎?」

「沒有。」

「那無須擔心。可以先做一個基因檢測,看雙方是否攜帶共同致病基因——這種情況的可能性只有1%。」

「嗯,我還想問,如果檢測出來基因不好,我們可以找捐精者來完成這個流程嗎?」

聽到這個問題,凱倫好像張大了翠色眼睛,但她很快從容道:「若結果真的不好,我們再討論捐精的方案。不過相信我,概率真的是極低的……」

「明白了,謝謝醫生!」魚仔害羞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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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迦牟的本命年,魚仔也已三十三。若近期無生育打算,未來又想要小孩,在魚仔三十五歲卵子質量下降前,凍卵是一個保險方案。

一般有伴侶的女性會直接冷凍胚胎,即將從夫妻體內分別取出卵子、精子,然後在培養皿裏將其合成受精卵,最後冷凍這些受精卵。冷凍胚胎比單凍卵子安全:卵子在解凍過程中會有損耗,可能還未能夠yu與精子結合就被浪費了。

魚仔不着急做媽媽。最近遇上轉行契機,她需要再努力嘗試一次。但她期待未來擁有一段親子關係。

「通個電話嗎?」手機上是魚媽在詢問。

「要聊什麼?」魚仔很警惕。

魚仔曾經很愛與父母通話,但自適婚年齡起,這些溝通變得令人窒息,內容無非是從催找男友到催婚再到催娃。尤其在魚仔臨近三十歲那段時期,魚媽頻繁以念女兒未嫁徹夜難眠的說辭作開頭,不斷襲擊。那幾年魚仔的腦子一直被「結婚」擊打,嚴重時每聽到這個詞就頭暈、想哭。她甚至懷疑母親來電就是爲了宣泄焦慮,成功讓自己難受了,就心滿意足地掛電話睡去。魚仔懷疑母親的期待只是轉嫁壓力的藉口,她無須再遵循。

還是接了語音電話。儘管之前已辯論過數次,但魚媽功力又漲,不等魚仔開口,徑直背誦趕緊生娃幾大論點。

「我準備去凍卵了,」魚仔打斷她。

「爲什麼凍卵?!直接生吧。一凍就更有藉口不生了。」

「我是對自己負責。我有事,先不聊了。」魚仔及時退出。

母親的催促有另一層推力。迦牟的媽媽盼望釋家添丁,礙於面子不好與兒子提,就示意魚媽讓魚仔去做兒子的思想工作。

兩位媽媽的聯盟讓魚仔煩惱,甚至憤怒,憑什麼默認就只該女人操心這個?果然,隔天魚仔收到牟媽的信息:「孩子,我不干預你倆的人生,但從女人的角度不得不考慮生育年齡。我們能否談談明年生娃的事,咱先不冷凍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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