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為什麼香港的社會運動不能轉化?

呂大樂
端傳媒

【編者按】一場反修例運動,攪動香港裏外,短短一年間,香港政治和社會形態都有了明顯變化,我們在經歷的改變是什麼?運動將走向何方?「反修例運動一年」專題以深度報導和各家評論,從多維度關切香港。社會學教授呂大樂的這篇評論,嘗試分析為什麼香港的政治制度不能為社會衝突帶來出路,民主派內部長期出現了什麼問題,現存政黨和全新抗爭文化之間又是什麼關係。此文首發於《思想》今年6月19日出版的40期「香港:破局與困局」,獲《思想》和呂大樂教授授權於端傳媒轉載。

「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後稱「反修例運動」)一發不可收拾,從2019年年中爆發以來,到了現在下筆的2020年初,基本上沒有任何跡象會停頓下來,更遑論甚麼一個終局。觀乎目前香港的社會政治形勢,抗爭、衝突將會持續發展下去,而且還會繼續一段頗長的時間。我相信,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這是始料所不及的。

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持續發展,一方面可從群眾動員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由民眾的怨憤到集體行動的組織,瞭解民間抗爭何以如此頑強。若作一個粗略的分類,這是以社會為中心的角度,焦點在於民眾的不滿和他們所採取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從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出發,分析為何這個社會運動持續至今,除了來自社會的力量支持著此起彼落的集體行動之外,我們也需要理解為何矛盾與衝突並未有在制度的框架之內發生與進行,而是訴之於公開的社會政治抗爭。這也就是說,社會運動與社會衝突的發生及其表現形式,並非由社會上所存在的矛盾來決定,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失效。這是以政治制度(或說是國家機器)為中心的看法(參考Skocpol的分析,見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社會運動長期在街頭進行抗爭,並不完全是社會政治動員能量的表現,而是政治制度的不同方面未能為衝突提供其他出路。

本文嘗試從後者──政治制度的缺失與失效──這個角度來討論目前「反修例運動」的發展狀況。而現時這個抗爭持續,看不見一個(無論是從建制或者抗爭者的角度考慮)就算只是暫時性的新的政治平衡局面,令衝突可以有所轉化,這本身反映出一些香港政治發展的基本問題。而這些問題似乎也不會在短期內出現變化,這反過來會限制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對民主政治的長遠發展或者會有負面的影響。

一國兩制的內在張力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法治作為政治的替代品,以為只要有效維持法治制度,有限度的民主化亦可接受。政治矛盾以及民主化步伐成為香港政治的主軸,很大程度上是九七回歸之後的事情......

一國兩制可以視為一個「歷史妥協」的結果(呂大樂,〈終於需要面對未來:香港回歸及其設計上的錯誤〉,《思想》,第19期)),於1980年代在中英兩國,香港社會內部不同社會階級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以維持現狀為主題,解決了當時香港政治未來的不確定性的問題。現在事過境遷,很多人已忘記了香港前途談判過程中所遇過的挑戰(例如外交談判出現嚴重分歧,中英雙方可能各走各路,以至信心崩潰(Percy Cradock, Experiences of China, p. 190. )),未必可以理解為何當時各方可以接受一個並不能完全滿足他們期望的方案。

但這就是「歷史妥協」的現實,對當中任何一方而言,方案都存在這方面或那一方面的欠缺。從正面的角度考慮,這不是一個「贏家通吃」的遊戲,每一方都有得亦有失。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則當時的所謂妥協、共識,會隨著環境發生轉變,昔日構思的假設起了變化之後,令早已潛伏的張力再次表面化,產生一種不穩定性。而由於長期忽視這些張力的存在,又沒有想過需要在新的環境裡回應新的訴求,於是矛盾重新結集,裂縫再次呈現出來,不穩定的元素又再活躍起來。

2019年7月1日,清晨六時,示威者佔據通往金紫荊廣場的一段龍和道。
2019年7月1日,清晨六時,示威者佔據通往金紫荊廣場的一段龍和道。

具體地表現在香港社會的環境,當初一國兩制的方案回應香港人對社會主義的恐懼,重點是放在兩個不同的經濟制度的共存,給私人財產提供保障。與此同時,要維持現有生活方式不變(也就是說,在沒有正面挑戰內地的威權政治的情況下,避免國家及政黨支配生活的方方面面),自由便被視為九七後的社會制度支柱。而微妙的地方正在於將來如何保證它得到妥當保護,有賴其他社會制度的配合。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很多人的答案是民主化,部分人甚至覺得需要脫離中國,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的主流意見卻並非傾向於政治改革和權力的重組。工商界既無意逆北京的意思,同時亦擔心選舉政治會助長「免費午餐」(即大派社會福利),改變香港的自由放任、低稅率的經濟管理傳統;中產階級也不完全信任民主政治,他們的主流回應策略是通過申請移民而取得「政治保險」,為自己留有後路;至於其他市民,他們各有想法,不過選擇不多,當然不排除對民主化抱有期望和要求的,然而那始終不是主流論述。事實上在整個政治過渡期裡,主流的想法是通過法治來保障自由(包括個人層面的自由,和制度上保障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公民社會的構成、新聞媒介繼續發揮監督的功能等),它們兩者聯合起來,保護香港人可以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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