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善的空間政治，提升心靈滿足

中共與香港特區政府二十年來，都搞錯了香港的空間政治。香港出了問題，不是物質層次的東西，而是心靈的、精神層次的東西。香港非常富裕，我們不欠缺物質的東西。九七之後，香港特區政府興建公屋、提供福利、協助青年讀副學士和向外遊學交流，都不能解決九七之後香港的深層次矛盾。舉公屋為例，英治時代的公屋不單只是給予貧民一個居所，而是給予城市化之後的社區生活和精神慰籍（communal life and spiritual comforting），使到從村社過渡到都市的人，有一個平緩的社會承托。

由物質慾望的止息，提升到人倫關係與精神慾望的微妙滿足，人倫關係是靠心意和時間來付出的，人人都可以付出和享用，這就是《大學》說的知止，知道自己的心靈歸宿（止）何在，便得到心安。《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大學是大人之學、成就品德的學問，相對於教人禮數與技藝的小學而言。

舊式公屋鼓勵鄰舍互助、公共空間的合理佔用，甚至姑息居民違規，與房屋署的低級公務員周旋，從而產生官民之間的微妙默契與互相信任。這是英治政府的低成本、高效能的公共管理。

九七之後，政府仿照私人樓宇的私隱式管理，重門深鎖，聘請城管式的外判保安公司驅趕空間佔用和輕微違規，公屋變成睡房（dormitory）、監房（prison cell ）而不是社區生活的實踐之地（a place to practise communal life）。這種管理，令到公屋居住者只有要求越來越多的私人空間，於是調遷、分戶、青年單身居所等等，居民日日苛求房屋署的職員，精神生活的空虛，刺激了無盡的物慾要求和空間需要，這些一部分落入私人地產商的蚊型房屋和舊樓分割出租的小房間、台灣韓國日本旅遊的空間消費，一部分變成對政府無盡的公共房屋資源索取。這些是後現代主義催生的個人私隱、獨特性的要求，也配合了新自由主義的跨國財團剝削。

-完-